古都西安为什么从唐以后都与都城无缘？历史选择了它，又抛弃了它。 - 华武军事集团

自周至唐，长安做了一千多年的都城。而以唐为界，之后的一千年封建社会，长安再无缘都城之位。长安城市的兴衰史，其实就是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南移与军事重心东移的历史变迁。

史念海谈到古都时说：“在选择都城时，自须各就所及的土宇衡量斟酌。不过，一般说来，自然环境和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基础都应考虑在内。”而长安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古都，在这些方面可谓占尽天时地利。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秦汉时期，广大的南方地区尚未开发，肥沃的关中平原是天下经济的中心，土地、人口占到了天下的大约三分之一，而物产更是达到了十分之六。秦始皇和汉高祖刘邦正是因靠这些丰富的资源统一了天下。

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山川是行军的巨大障碍，而秦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南有秦岭，东有黄河，重峦叠嶂，可谓占尽了防御上的地利。据潼关而东视，何其雄哉。

再从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秦汉至唐来自外部的威胁，如匈奴与突厥，多在西北。为了防御与出击，必须屯以重兵。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政治中心要与军事中心尽可能地重叠。不管从哪种因素看，长安都是封建王朝定都的最优选择，可谓天选之地。

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变迁，在唐代，尤其是武则天时期，历史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中央官僚机构的膨胀，加上关中地区长时间建都，供养了超出其承受范围的人口，资源也日益减少，逐渐无法供养帝国庞大的行政中心。《新唐书·食货志》称：“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甚至出现了皇帝去洛阳“就食”的现象。所谓“就食”，就是关中的粮食不够吃，索性跑到粮食多的地方去。“就食”的皇帝也被称作“逐饭皇帝”。比如682年，“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关中地区发生了饥荒，唐高宗李治让太子留守长安，自己和武则天一起率领随从与部分官员到洛阳“就食”。由于出发仓促，准备不足，竟然有随从人员在半道饿死。

关中地区粮食不足已直接威胁到王朝的统治，最典型的例子是在786年，关中粮食不足，连禁军也领不到粮食，饿肚子的禁军发生了哗变。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粮米运到解决了危机，德宗大喜过望，跑到东宫对太子狂呼：“吾父子得生矣！” 可以看出来，长安的经济优势已经丧失了。

更重要的是，全国的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在唐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唐代，经济重心南移进一步加快，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国家赋税多赖南方向关中的转输。唐初江淮每年大约输往关中的粮食有120万石，在天宝年间则达到了每年400万石。《通典》就指出：“关中寓内西、偏天下，劳于转输。”但在古代社会，转输的效率不高，难以满足统治中心的巨大需求，尤其是江南至关中路途遥远,并且经过黄河险滩，货物常常触礁而沉于黄河。如709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漕运成本也非常高昂,唐人陆贽就说：“今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南转运至东渭桥,每斗船脚又约用钱二百文,计运米一斗,总当钱三百五十文。”原价150文的米，运费竟然高达200文！运费是货物本身的1.3倍还多。对生产力本就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这无疑是巨大的负担。

另一方面，中唐以后，契丹势力崛起于东北，对河北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为了防御契丹，唐政府在河北地区部署重兵，并设节度使统兵御敌。军事中心与政治中心相分离，后来也正是身兼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唐王朝险些灭亡。

显然，以长安为都城难以控制河北的重兵，长安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都城东移已是大势所趋。北宋的宰相王旦就认识到：“长安、洛阳虽云故都，然地险而隘，去东夏辽远，故汉之吴楚七国、唐之山东河北往往强悖，良亦远而难制也。加其转潜非便，仰给四方，常苦牵费。”看来长安丧失都城地位不是一朝一代的偶然事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终于在907年，朱温代唐建梁，同时做了一个重大决策：“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将开封升至都城，同时下令，将长安降为雍州。因为洛阳在开封之西，所以又将唐之东都洛阳改为西都。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都城地位离长安而去，并且一去不返。唐朝成为了今天西安所自称“十三朝古都”的最后一朝。

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下，都城对整个帝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政治上，中央政府在此办公，整个帝国围绕这这个点而运行，宫城之中上演着的政治斗争，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同时从都城位置的选择与变迁也可以看到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所以说都城不失为我们了解历史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