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5日，发布军旗、军徽样式命令中的附图。资料图片
我军第一面军旗是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打出的。此后，由于红军各部相互协同和联系较少，军旗的样式和尺寸都不统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特别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将设计军旗、军徽问题提上日程。
1948年2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任弼时等研究决定，面向全军征求军旗、军徽样式。
21日，中共中央征求对设计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和臂章的意见，请各地各单位研拟具体样式报送中央审议。电文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均尚无正式规定。现我军向外进攻，发展新区，已渐感觉有此需要。过去使用国民党党徽作帽花的，自应宣布一律取消。惟有些部队已自动带上红五角星作帽花，亦显与苏军帽花完全混同，不甚合适。兹特通电，征求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前委及中工委、中后委意见，望于一个月内外提出你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臂章的具体意见。为了征求意见，除你们自己研究讨论外，你们可以组织一个专门讨论此项问题的委员会，提出方案供中央选择，以便颁布统一规定，全体遵行。”据此，一个征集军旗、军徽图案设计样式方案的活动，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在全军展开。
一
5月，军委作战部调整组织机构，李涛任作战部部长，下设4个局。周恩来便将军旗、军徽和臂章样式的汇集、综合和研议工作交给了军委作战部一局。李涛领受任务后，同一局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等商议，决定由作战室二科科长江右书具体负责组织和联络，汇集综合全军的应征方案。
7月，黄镇调任新筹建的军委政治部研究室副主任。考虑到黄镇是美术科班出身，又当过美术教员，懂艺术设计，而且参加红军后，边战斗边创作，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和美术实践经验，周恩来即指定他一起参与军旗的设计工作。
接到命令后，黄镇随即成立了设计小组，还起草了征集军旗、军徽图案的通知，用电报发往各大军区和中直、军直机关。
至1948年冬，收集汇总起来的样旗、样徽装了好几大箱子。这些样旗、样徽一致选用红色为底色，五角星也成为基本元素。黄镇组织人员将应征图案缩小成统一规格绘成图样，精心制作了30余幅军旗小样，每幅小样下工整地写上设计单位和设计说明，装订成册。周恩来看过小样图册后很满意，建议从中精选出十几种，呈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审定。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黄镇又仔细核阅小样和说明，从中精选出12幅，呈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审阅，并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
在此期间，有的部队等不及了，就开始自己动手制作徽章。1948年底，鲁中军区政治部《前卫报》为纪念建军21周年出版的特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当看到封面上的五角星和“八一”二字时，毛泽东很欣赏，于是便让中共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拿着一份《前卫报》去作战室传达了指示：军旗上要有“八一”二字，以表示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旗要以红色为底色，既是革命的颜色，也是广大中国人民的传统喜庆颜色；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用黄色。不久，周恩来就军旗的设计明确指示：旗杆要有红黄二色旋纹，顶部要装一个红缨枪的矛头，饰着红穗。同时肯定了设计小组提出的军旗尺寸的意见。
黄镇等人按照上述指示对军旗方案进行了调整，其中“八一”字体最初设计为楷体，但考虑到战争中各单位制作该字体有难度，不易规范，故而改成了“齐壮的等线体美术字”。
江右书带着作战部的几个同志用红黄两色“电光纸”做出了一面带有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的样旗，经李涛把纸样呈送周恩来。周恩来看过后，建议用大一些的红布制作两幅样旗，五角星和“八一”两个字可摆放在不同位置，在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请到会委员们共同审议，提提意见。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作战部制作了两面样旗，一面是五角星右侧为“八一”，置于左上方；一面是五角星在正中央，“八一”两字放在五角星内。
二
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幕。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作战部把两面样旗挂在主会场的墙上，各大单位上报的图样也摆放在了会场靠墙的几张桌子上，请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在会议中间休息时审议。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均感觉挂在墙上的两面样旗比较好，对军旗的尺寸和红底五角星的基本样式表示认可。其中，绝大多数人表示同意“八一”两字在左上方的第一种图案，有的也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于是，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虽然《决议》确定了军旗设计的三条原则，但是要拿出元素组合、位置摆放、尺寸比例都尽善尽美的方案，以代表浴血奋战才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仍需要花一番心思。3月下旬，周恩来指示江右书等人：军旗图案已经原则通过，但五角星和“八一”两个字的位置怎么摆放，你们再具体设计几个方案，待进一步审议后，确定一种样式，制作标准的样旗、样徽。
受领任务后，作战部从各大军区抽调参谋人员，组成工作组。在反复征求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很快便提交了3种设计方案。其中，方案一是五角星外加“八一”二字，置于旗杆一侧的左上方；方案二是五角星置于中央，“八一”二字竖排，置于五角星内；方案三是五角星右侧加“八一”二字，置于上半部中央，下面加几条蓝色波纹水线，象征中华大地的山川河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看过之后，军旗样式更倾向第一种方案，军徽样式更侧重第二种方案。
考虑到制定军旗、军徽是国家的一项大事，中央领导人交代还应该再征求一下在北平的中央委员们的意见，并请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征求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的意见。同时，委派作战部的同志分头带了3种样旗、样徽，登门征求各方意见。看过样旗、样徽的人，大都赞同第一种方案的军旗和第二种方案的军徽。
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张清化等按照第一种方案制作了一幅绸料标准样旗，交由华北军区司令部组织步兵、炮兵和坦克兵部队演练授旗仪式，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北苑摄制了授旗仪式演练的纪录影片。影片把授旗仪式上旗手在方队、横队、纵队和行进间的位置、执旗姿势等动作过程拍摄下来，与样旗一并呈中央领导，以待审定。
与此同时，工作组的同志们循着第二个方案的设计思路，又加班加点绘制了新的军徽样式：底色为红色，将“八一”二字置于五角星中央，字体为宋体汉字；五角星的周边和字均为金黄色。
军徽样式确定下来后，制作帽徽标准样品的任务就交给了从晋察冀军区作战处抽调到工作组的参谋赵光琛承办。赵光琛根据图纸在北平前门外西河沿的一家工厂制作了一枚将五角星周边和“八一”二字镀成银色的帽徽。周恩来和朱德看了电镀的帽徽初样后提出，电镀太亮，在阳光下容易暴露目标。于是，赵光琛又去工厂把电镀改成了黄红两色的珐琅釉。关于帽徽的佩戴方式，周恩来也做出了明确指示，由于战士们平日作战运动量很大，如果用金属丝固定帽徽恐会扎伤战士的头，所以建议替换成棉线，并在五角星的每个角打上小洞用来穿棉线固定帽徽。
帽徽样品通过周恩来审核后，赵光琛又遵照指示征求了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人都对这一样式非常满意。
三
5月27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审定了“八一”军旗的标准样旗，又在别墅的客厅内审看了授旗仪式的纪录片，决定在6月15日，即新政协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的当天公布军旗、军徽样式。
6月15日，新政协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当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同日，新华社就此发表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的短评，指出：“军旗和军徽上都缀着一颗金黄色的明星，缀着‘八一’两个字。这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已经用灿烂的星光照耀着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成为一支完全正规化的军队；它的军旗和军徽的颁布，正是它的正规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样式为长方形，红地，横直为5∶4，靠旗杆上方缀金黄色五角星和“八一”两字，故亦称“八一军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样式为镶有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亦称“八一军徽”。
根据规定，凡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级以上部队、院校，均授军旗一面。从1949年6月15日开始，全军各部队、院校均利用战斗间隙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至1949年末，全军部队官兵的军帽上也基本都戴上了统一样式的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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