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武军事集团
标题: 【9.18活动】铭记！“九一八”忆英雄活动 [打印本页]
作者: 亮剑 时间: 2020-9-18 13:05
标题: 【9.18活动】铭记！“九一八”忆英雄活动
铭记！“九一八”忆英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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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
反诬中国军队所为
悍然袭击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
“九一八”事变爆发
中华大地从此山河破碎
14年艰苦抗战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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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当凄厉的警报声
再次在华夏大地上响起
我们要清楚地知道：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9周年
我们要深刻地铭记：
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我们要永远地缅怀：
那些为之逝去的同胞和英勇的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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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让我们缅怀先烈
致敬——英雄不朽，岁月无疆
今天，让我们以史为鉴
铭记——和平不易，吾辈自强
活动组织：华武军事联合参谋部
活动形式：图文压贴的形式
活动时间：9月18日至25日。
活动要求：忆抗战英雄，有英雄照片、有英雄事迹，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活动奖励：数量多、质量高、注释清楚者，予以奖励。5次（帖）以上奖励20威望20贡献20军功200金钱，8次（帖）以上奖励30威望30贡献30军功300金钱，参与的奖励3威望3贡献3军功30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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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亮剑 时间: 2020-9-18 13:12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史实吧：
事变经过：
柳条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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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２营第３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事件爆发后，蒋介石仍令不抵抗。目居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均不准抵抗。蒋指示张学良：“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在这种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让敌，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
作者: 亮剑 时间: 2020-9-18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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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又名张贯一，号润生，字骥生，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民国12年），考入河南省开封工业学校，1927年（民国1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豫南特委书记，领导了确山农民-和刘家庙起义。
1929年（民国18年），杨靖宇受党委派赴东北开展工人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改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等职。1932年（民国21年）秋，他代表省委去南满巡视，整顿了沈吉铁路沿线各县的地方党组织和各红色游击队、反日会，并以磐石、海龙游击队为基础，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该游击队政治委员。翌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南满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是年冬，他率独立师主力越过辉发河，进入辉南、海龙、清原、兴京等地开展游击战，开辟了以抚松、濛江根据地为中心的长达1000余公里的抗日游击战线。
1934年（民国23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202余人抵达桓仁县老秃顶子山的仙人洞村，考察这里情况，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准备。4月，独立师各部相继进入本溪县山区，逐步建立了以桓仁县老秃顶子和本溪县和尚帽子两座大山为中心的本桓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本溪地区进行了4年半之久的武装抗日斗争，实现了杨靖宇建立本桓抗日游击区的计划。
1934年（民国23年）8月，杨靖宇来到桓仁，检查与部署建立游击根据地情况。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一军下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李红光，第二师师长曹国安。这以后，本溪地区即成为第一师的活动区域。1935年（民国24年）春，杨靖宇率一军军部骑兵300多人，在袭击兴京东昌台警察署后进入桓仁，帮助一师巩固老秃顶子根据地。队伍活动在海清伙洛、洼子沟、高台子、碑登、铧尖子等地。他率队在海清伙洛村驻扎时，曾邀请姜东魁、于昭清、隋相生等穷苦人到王伯永家开会。他在会上说：“东北被日本侵占了，咱们得起来救国。别看我们现在的队伍人少，慢慢就会扩大。火柴虽小，点着火以后可就无法扑灭。抗日的队伍也是由小到大。我们现在人少，就采取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躲的办法，但胜利终究是我们的。我们是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有铁的纪律，不准打骂百姓，不准动百姓一针一线，就是百姓给我们炖猪肉我们也不能吃。我们的目的是抗日，全东北的人民都应当起来抗日，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国去。”
杨靖宇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善于在战斗中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主动出击敌人。他不但为一师制定了详细、具体的战略战术，而且经常到本桓山区，领导一师在战斗中实践这些战术。1936年（民国25年）春，杨靖宇率一军军部等部队由柳河、通化一带来到本溪地区。这时日寇派汉奸邵本良率重兵在后穷追不舍，妄图一举歼灭抗联，并活捉杨靖宇，邵本良原是胡匪头目出身，当过东北军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军成了日伪军的团长，群众对其恨之入骨。邵本良处心积虑地追堵抗联和各抗日武装，杨靖宇早就决心消灭他。4月下旬，一军军部与一师主力部队在宽甸县四平街会合，然后共同沿桓仁与宽甸交界和本溪与凤城交界行进。4月30日来到本溪县东部的赛马集（今属凤城），在梨树甸子大东沟会同地方武装和与一师结盟的“山林队”共800人设下埋伏。上午10时，3架敌机飞临大东沟上空侦察，未见异常，便飞走了。约半小时后邵本良率其全部人马1个司令部、1个加强营、1个炮兵中队，共800余人，从分水岭进入梨树甸子大东沟。时杨靖宇在高处，见敌人已钻进抗联伏击圈，一声令下，一军指战员对敌猛烈开火。大东沟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敌人虽有小炮却无法施展，几成瓮中之鳖，不到半日即被歼500余人。炮兵中队长、日本人菊井少佐被当场击毙，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大佐躺在死尸堆中，身涂血迹装死侥幸逃脱。邵本良脚部负伤，带20余人乘乱逃走。此役当时震动南满，使日伪当局惊恐不安。
1936年（民国25年）5月中旬，杨靖宇与一军军部和一师部队来到本溪县汤沟，召开沟通抗联与关内抗日武装的联系。6月下旬，西征部队从本溪县蒲石河（今属凤城）出发，经历千难万险，最远曾深入海城、营口境内。但因敌人急速调动兵力堵截，西征部队-停进，分路返回。在返回途中，一师一部在本溪与辽阳交界的摩天岭与日伪军遭遇，伏歼日军一个中队，取得摩天岭大捷。8月，杨靖宇来本溪听取了一师的西征汇报，认为此次西征虽未能沟通与党中央和关内抗日武装的联系，但扩大了抗联的政治影响，锻炼了干部和战士，打出了一师的军威，于是兴奋地写就了一首《西征胜利歌》。
同年11月，杨靖宇率部来到本溪县外三保，部署三师进行第二次西征。因敌人-过密，未能突破辽河，再次撤回山区。杨靖宇亲自部署的这两次西征，虽未收到预期效果，但政治影响很大，给所到之处的人民送去了抗联的信息，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特别是西征中创造的摩天岭大捷，对全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都是极大的鼓舞。
1937年（民国26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为固守东北这块侵华基地，对抗联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和“讨伐。”在本溪地区，日寇从1938年（民国27年）2月开始，向抗联一师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再加上抗联一军内部又出现了个别叛徒，使抗联的活动规律、军事密营等被日寇掌握，游击根据地和军事密营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为保存实力，坚持抗日，杨靖宇不得不忍痛离开本溪，于1938年（民国27年）秋转入长白山一带的深山老林。从此，抗联的斗争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1940年（民国29年）1月，杨靖宇与抗联一部在吉林濛江县（今靖宇县）东部大森林里被敌人重重包围。2月18日壮烈牺牲，年仅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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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陆好天 时间: 2020-9-18 14:58
赵尚志：“我们的赵司令”东北抗联主要创始人、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赵尚志，在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与广大战士、群众联系密切，情谊深厚。战场上，他和战士们并肩战斗，驻地里，他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他视战士如兄弟，视群众如父母，关心、爱护战士和群众，与之同甘共苦，因而深受战士和群众的爱戴。人们交口称赞他是“我们的赵司令”。
视战士如兄弟
无论是作战中还是在平时，赵尚志丝毫没有官架子，心里总是想着战士。一位老战士回忆说，如果只有一个鸡蛋，他就叫做成汤，使大家都能喝到。一次，部队住到老乡家，房东老大娘特地给赵尚志做了一碗面条。赵尚志认为，自己吃了，其他弟兄却吃不上，于是劝老大娘，让她留着自己吃。并说，您老没有那么多的面让我们全体弟兄都吃上，我不能自己吃。这碗面条最后还是留给了房东家。
打游击非常辛苦，有时连续作战，战士很疲劳。当部队到老乡家宿营时，赵尚志总是把那些过于疲乏的战士安排到火炕上去睡，而他自己却睡在地上。有时部队发了津贴，他就把自己的那一份拿出来，给大家改善生活。
在游击战中，战马是部队最心爱的“伙伴”。赵尚志从没骑过好马，并且他的马总是自己喂。他若有了好马，谁看中了就连鞍带马送给谁，然后自己再找。经常是这样的情景：战士看中了他的马，就说，“司令，你这匹马真好，送给我吧！”“送给你，就送给你——牵去吧，上战场可得好好打仗啊！”赵尚志这样回答。而战士也不客气，就真的把马牵走了。
一位老游击队员回忆说，赵尚志对弟兄们特别好。1934年秋，康家炉战斗中，我们牺牲了几名同志，司令难过得直哭。队伍返回三股流后，他亲自为牺牲的李春珍等同志开了追悼会。赵司令每次战斗后特别注意干部、战士的情绪，尤其是战斗失利，一些人情绪低落时，他总能想办法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
与此同时，赵尚志也注意采取有效方法教育士兵。他深知身教胜于言教，经常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感染战士们。比如，冬天无论怎样寒冷，他讲话时从来不把手插在兜里、怀里。讲完之后，才把冻得直僵的手插在袖子里暖和暖和。一次开饭，饭菜已经摆好，赵尚志一进屋，就上桌先吃了起来。这时，一位战士提醒他：“司令，你怎么先吃呢？别的弟兄还都没有来，先吃可犯错误呀！”当时有开饭要同时吃，早吃5分钟罚托枪站岗的规定。赵尚志听罢，点头称是，马上放下筷子，拿起枪到外面自动罚站岗，又另罚两小时立正。在赵尚志的言传身教下，战士们都能注意自觉地遵守部队纪律，养成了良好作风。
视群众如父母
赵尚志特别注意群众纪律，总是强调抗联部队是人民的革命队伍，不能乱拿老百姓的东西。
一个战士回忆说，我们向老乡买猪肉，都按当时最高价付钱。司令说，老乡不容易，好容易杀口猪，我们不能白吃。在老百姓家，桌子上无论摆上啥好吃的东西，老百姓怎么让战士吃，司令不点头，谁也不能动。
赵尚志带领部队行军，如果到半夜要住宿，尽管外面下着雨或下着雪，也得等在外面，派人去轻轻地敲门，等老乡开门同意后，大家才能进屋。
一次，赵尚志住的房东家炕席底下炕着瓜子。他在读书时无意识地摸出一个，条件反射似的放到嘴里吃了。这时，刚巧一个战士发现了。他忙说：“司令，你在会上说：所有的战士，不许动老百姓一棵草，可你……”赵尚志马上意识到了，立即让战士拿来一炷香，自觉地罚站，香点着了，赵尚志两腿绷直地站在墙边。过往的战士、百姓看了无不感动，不少人纷纷来劝阻，说赵司令工作忙，意思一下就行了。赵尚志坚决不肯，他说：“我们当干部的就应该严于律己。”赵尚志严于律己的言行为部队树立了不能丝毫侵犯群众利益的榜样。
在赵尚志的影响和带动下，战士们都能注意自觉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行军不踩庄稼，买东西给钱，损坏东西赔偿。
在哈东开展游击战争期间，赵尚志领导根据地群众建立起带有政权性质的农民委员会，保证了农民免受土匪扰乱和敌伪压榨，使得农民免交地主重租、不交一切苛捐杂税，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群众称誉根据地为人民的“红地盘”。
生活朴素、率先垂范
游击队初创时期，赵尚志在驻地经常和战士们一道帮助老乡劈柴、挑水、烧火、做饭、打扫院子、推碾子、拉磨、干杂活，从来不摆司令的架子。同时，他也和战士一样去执行站岗、放哨的任务。
赵尚志生活特别俭朴。他不修边幅，衣着随便，不蓄发、剃光头，吃东西从不挑拣，什么东西都能吃。他从来不搞特殊。他穿的黄军装都发白了，看战士没有新衣服穿，自己就不穿新的。他要穿上一双新鞋，看见有的战士的鞋破了，他就换过来，衣服也是这样。可以说，赵尚志的穿戴破破烂烂，像个伙夫。因此，有时赵尚志带部队住到老乡家，老乡经常把他当成伙夫或普通战士，认为大名鼎鼎的赵司令应该非常“阔气”，没想到原来穿得最破的人——“他就是赵司令”。
1936年11月，赵尚志率领抗联第三军主力部队西征。在这次征程中，部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仅在屋里住过10天。无论战斗或休息，都处于冰天雪地之中。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赵尚志带领战士高歌欢唱《四季游击歌》：“雪地游击，不比夏日间。朔风吹，大雪飞，雪地又冰天。风刺骨，雪打面，手足冻开裂。爱国男儿不怕死，哪怕再艰难。”表现出不畏艰险和牺牲的高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赵尚志后来写道：“战士不得休息，黑省苦寒，衣服都被战士烤火烧得破烂不堪。伤兵不得医治，队员不能补充，供给不能解决，由长期吃马肉而继之以吃马皮，继之吃树上的橡子等。”战士们之所以能够在西征中顽强坚持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赵尚志率先垂范影响和感染的结果。
赵尚志还注重把自身的表率作用转变为干部的模范表率作用以带动整个部队。1937年末，赵尚志发出《关于整饬军队纪律问题给各师负责同志的信》，肯定了自珠河游击队成立以来，抗联第三军干部将精力集中于革命事业，处处发挥模范表率作用，斗争坚决，行为公正，经济上清正廉洁，日常生活俭朴。同时号召全军干部深刻认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及自身的重大使命，对不良现象和错误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并彻底改正。要求全军干部积极进步，代表群众利益，以获得下级和群众的拥护。与此同时，抗联第三军党委会也作出《为纠正腐化现象、实现共产党员在三军中光荣模范的决议》，号召全军发扬艰苦奋斗、联系群众、英勇杀敌的优良作风。所有这些，对抗联第三军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重大作用。
作者: 于大雷 时间: 2020-9-18 16:23
新四军高级将领抚养战友烈士后代的动人故事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从新四军这支英雄队伍中走出来的共和国开国将军们，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一同出生入死，结下了情逾兄弟的革命情谊。但是，也有许多高级将领，为了民族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他们未能看到革命胜利曙光的到来，而是过早地牺牲在了血与火的战场。虽然如此，但他们留下的子女却为生前的战友抚养成人，这种牢不可破的战友情和兄弟谊，在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又谱写出了动人的新篇章。
在南京市鼓楼区颐和小区这片民国建筑群落中，曾经有百名共和国开国将军先后居住于此，他们当中有、刘伯承元帅和陈毅元帅，有粟裕大将，也有王平、许世友、钟期光等上将，还有更多的像王近山、张震、杜平、向守志、邓仕俊、谢胜坤等中将和少将。在这些开国将帅中，还流传着不少“将军征战共生死，功成抚孤情亦真”的动人佳话。
1944年9月11日，传奇名将彭雪枫在新四军西征战役中牺牲的夏邑县八里庄，他的夫人林颖当时正有孕在身，三个月后生一子取名晓枫。后来，失去父爱的彭晓枫在母亲及张震、邓子恢、邱一涵等叔叔阿姨们的抚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最后成为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上将，对于烈士遗孤彭晓枫的成长的故事，很多人可谓耳熟能详。
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是中央红军中屈指可数的一员儒将，1906年5月26日生于湖南省邵东县范家山镇梅仁村袁家坮一个手艺人之家，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年，他以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身份被中央派往湘鄂赣特委担任宣传部部长，与时任湘赣省委妇女部长的邱一涵(湖南平江人)结为夫妇。袁、邱夫妇是红军中走完长征到达陕北为数不多的一对夫妇，军中上下都称赞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模范夫妇”。1937年底组建新四军时，袁国平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其夫人邱一涵也被组织上任命为新四军教导总队党总支书记兼政治处组织科科长。“皖南事变”前的1939年5月，袁、邱夫妇生下一子，取名“浣郎”，他就是现在的海军指挥学院博士生导师袁振威将军。当时，由于战事紧张，条件艰苦，为了党的事业和为更好地为新四军工作，袁、邱夫妇忍痛将出生不久的儿子浣郎和小女珍珍送回湖南邵东袁家台的老家让母亲代为抚养。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袁国平在事变中指挥突围中光荣负伤，为了不连累让战友并让战友早点摆脱险境，袁国平将最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结束了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而邱一涵则提前随军部首批北上转移人员到了盐城，此后相继在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第4师抗大4分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兼组织科长。1946年夏，身体一向不好的邱一涵，又因长期积劳成疾，不得不在地下党的掩护下秘密到上海接受治疗。在沪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缓解邱一涵的病情，秘密派遣地下人员将小浣郎接到上海与她团聚。此后，小浣郎便一直跟随母亲生活。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邱一涵先后担任南京特别市党区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人事局局长、华东地区妇联主任、上海市妇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江苏省纪委书记、监委书记、江苏省政府监委主任、华东行政委员监察委员等职，携子浣郎居住于鼓楼区宁海路30号，与江苏省省委书记江渭清一家结为近邻。
1939年7月1日，新四军第一届党代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1、陈毅;2、袁国平;3、项英;4、周子昆;5、邱一涵;6、李坚贞;8、傅秋涛;后排左起：1、谭震林;3、曾山;5、卢胜;7、黄火星。
1956年11月2日，邱一涵因旧病复发医治无效在南京去世，年仅49岁，尚未成人的浣郎便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儿。在邱一涵的追悼会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代表省委决定，表示要尽职尽责地抚养袁、邱夫妇的遗孤，并主动承担起抚养小浣郎的责任。邱一涵的追悼会一结束，江渭清就将小浣郎接到了自己家中。此后，小浣郎便与江渭清一家生活在了一起，直到长大成人。与江渭清一样，开国上将钟期光、中将张震等将领，与邱一涵均为湖南省平江县的同乡，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在新四军中共同战斗，出生入死，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一向尊称邱一涵为“大姐”，并让自己的孩子都称邱一涵为“姑妈”。小浣郎住到江渭清家中后，张震将军也时常让夫人马龄松将小浣郎接到家中，改善生活，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对此，袁振威在《须鬓如霜白，长征继向前》一文中即回忆道：“妈妈下葬后没几天，张震叔叔和马龄松阿姨把我接到他们家，把一张叔叔亲自拍摄的马阿姨和小阳兄妹在我母亲墓前的合影照片送给我，并动情地说：‘您妈妈走了，还有江叔叔，还有我们，以后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因为母亲生前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省委监委书记，辞世后省委常委会决定我由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带养。马阿姨则满含热泪指着照片上小阳诸弟妹对我说：‘他们就是您的弟弟妹妹!’我禁不住放声痛哭，马阿姨紧紧将地把我搂在怀里……妈妈去世3周后，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根据妈妈的遗愿，将她与父亲袁国平合墓。而这张照片就成了世上我母亲独立墓碑的唯一留影，也是我们两家、两代人情谊最珍贵的见证。……张叔叔和马阿姨把她(指袁振威的母亲邱一涵)当作自己的大姐，家里的孩子也一直称呼我母亲为‘姑妈’，自然我也就成了小阳兄妹的大哥。”
1953年，邱一涵与儿子袁振威、外孙小南在南京中山陵合影。
江渭清、张震等革命前辈抚养袁、邱的孤儿袁振威的事迹实在感人，而张震将军抚养另一位亲密战友罗会廉之子罗承廉，谢胜坤将军抚养亲密战友李厚坤遗子李兴国的事迹也同样让人倍受感动。
曾任中共江苏省第一书记的江渭清
开国中将张震将军
罗会廉是从新四军第4师中走出来的革命烈士。1914年，罗会廉出生于贵州省普安县楼下河畔一个殷实之家，少年时代相继在兴义中学和昆华中学读书，1934年考入上海的暨南大学土木工程系，1937年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组织上分配到八路军115师随营学校学习谍报和情报业务，后调入新四军第4师司令部侦察科担任科长(团级)。1944年12月3日，罗会廉在率侦察分队到安徽省涡阳县执行秘密侦察任务时，突遭日伪军的夜袭，不幸壮烈牺牲。罗会廉牺牲时，他与时任新四军第4师侦察科参谋的夫人许璞的爱情结晶尚不满周岁，成了遗子孤儿。此后，张震与夫人马龄松便承担起了抚养罗会廉遗子的责任，并为罗会廉的遗子取名罗承廉，直到罗承廉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方才离开了张家。数十年后，早已长大成人的罗承廉，在《无尽缅怀张震伯伯》一文中写道：“从我记事起，张震伯伯就是我的亲人。……张伯伯一直关心我的安危和成长。……我们是张家的常客。我母亲和马龄松阿姨抗战初期就是新四军4师的战友和好姐妹，她们有讲不完的话。我和小阳、连阳年龄相近，是儿时的伙伴和同学。周末我经常去张家，他们家人多，热闹，大人们谈话，孩子们玩耍或一起去打球、游泳、看电影。……这是一段让我难忘的欢乐时光。几十年来，张震伯伯和马阿姨一直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也时时关照我的母亲。……我母亲病故后，1999年5月张震伯伯再次来到了南京，专程到殡仪馆，在我妈妈的骨灰盒前，马龄松阿姨声泪俱下，张震伯伯的眼睛也湿润了，……后来张震伯伯又亲笔题写‘怀念罗会廉同志’。我把它雕刻在父母陵园的石碑上，让深深的战友情谊永远伴随我逝去的父母。”
罗会廉与夫人许璞的合影
江渭清、张震共同抚养浣郎和张震抚养罗承廉的事迹，所知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而张震将军和谢胜坤将军关心和抚养烈士李厚坤遗子李兴国的事迹，同样也很非常感人。
李厚坤烈士
李厚坤烈士出生于1911年，他的老家是湖北省石首县高基庙。李厚坤从小就跟从父亲在田里干活，只念了3年私塾。1930年9月，李厚坤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班长、宣传室主任、团管理参谋、红2军第9师第24军医处供给主任等职。长征结束后，他又历任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粮秣科长、八路军随营军校供给处长、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供给科长、胶东军区后勤部长兼供给部长、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后勤部长、第9纵队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山东兵团后勤部副部长和部长、华东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等职。1949年7月，华东野战军后勤部与华东军区后勤部合并，李厚坤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上海解放后，解放大军南进，经中央军委批准，三野十兵团领导机关兼福建军区在福州成立，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李厚坤任十兵团后勤部长，李厚坤的妻子葛玉芳也被组织上任命为十兵团后勤部机关指导员。1949年8月，李厚坤与葛玉芳奉命率警卫排乘车赴闽上任。当车行途中经嵊县、东阳公路的胡村边的公路桥头时，突然遭遇到“剿共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安莪华部和“剿共嵊西南办事处”邢士祥部反动武装的袭击。李厚坤见敌情严重，当即率警卫排奋起反击，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再加上地形不利，数十名战士相继阵亡，李厚坤也壮烈牺牲，时年38岁，他的妻子葛玉芳不幸也同时殉难。
李厚坤、葛玉芳夫妇之子李兴国(后排左一)与谢胜坤、路慧明及其子女的合影。
李厚坤、葛玉芳夫妇双双遇难后，他们的儿子李兴国在警卫员的保护下脱离险境，后送至南京，从此也就也成了孤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谢胜坤、路慧明夫妇得知李兴国是战友李厚坤的儿子时，便将李兴国接到自己家中，担当起了抚养烈士遗孤的责任。此后，李兴国在学校放假时就一直住在谢家，与谢家的兄弟姐妹一同生活、学习和玩耍。随着岁月的流逝，李兴国也逐渐长大成人，直到他从学校毕业才离开谢家。参加工作后，李兴国还常在节假日期间回到谢家，看望谢家父母和谢家的兄弟姐妹。
李兴国虽然在谢胜坤、路慧明的家中生活，却也得到了张震将军的不少关照。张震与谢胜坤都是从新四军第4师走出来的亲密战友，两家住得很近，来往一直较为频繁，他们两家的前后院连在一起，以方便走动。对此，罗承廉在《无尽缅怀张震伯伯》一文中即写道：“谢伯伯和张震伯伯在南京分别住普陀路(5号)和莫干路(6号)，虽不在一条路，但两家仅一墙之隔，打开一扇小门两家就通了。遇有情况，张伯伯就通过这个小门到谢伯伯家，有时连住几天。当时，越南正在进行抗美战争，有一条胡志明小道是越共南北秘密通道，张震伯伯戏称这是‘马路小道’，马和路是马龄松阿姨和谢伯伯夫人路慧明阿姨的姓。‘文革’中谢伯伯、路阿姨日子也不好过，但危难时刻再显真情。”
张震对红军团长张永远的遗子张国赢也予以了慈父般的关爱，使这位烈士遗孤茁壮成长并铭记于心。1945年10月1日，张国赢出生于河南永城，其父张永远，1913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高桥镇，1927年月11月参加黄麻起义并参加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历任队长、排长、教员、连长、营长、团长等职，与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张震是亲密战友。1944年，张震在担任4师参谋长兼11旅旅长时，张永远是该旅第32团团长。张震担任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时，张永远是该纵队第75团团长，在长达十年的战火考验中，两人结下了浓厚的革命情谊。1946年8月9日，张永远在率部攻打泗县东北八里桥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当时未足周岁的张国赢便成了失去父爱的孤儿。新中国成立后，张永远的母亲顾学义调到北京工作，张国赢便寄宿在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每当学校召开家长会时，张国赢总是觉得既孤独又羡慕，有时还独自一个人眼巴巴地望着同学们的家长，他这时多么盼望自己的父亲能够出现在自己的学校啊!直到1962年9月初开学不久的一天，学校照例又召开家长会。正当张国赢照例又羡慕地望着同学们的家长一个个都走进学校时，忽然一个同学跑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您爸爸来开家长会了，老师让我来叫你”。张国赢深知自己的父亲已牺牲十多年了，但他此时仍然带着满腹的渴望与疑惑来到了教室。这时，那个同学指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叔叔对他说：“他是您的爸爸?”张国赢听后，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满脑子都是乱飞的思绪。直到家长会开完了，那位高大的叔叔这才走到他的面前，亲切地对他说：“我叫张震，是您爸爸的战友。您的父亲在战争中光荣牺牲了，以后我就是你的父亲，我的家就是您的家!”张国赢听后，既疑惑又惊喜，既激动又幸福。张震将军还亲切地问了他许多，张国赢后来在《给我家的温暖和慈父般的关爱》一文中还写道：“我有‘父亲’了，又有家了，再也不是孤儿了，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热泪夺眶而出。我什么都不会说了，只是向张叔叔深深地鞠了一躬。”
1944年8月底，在永城小朱庄战斗的前沿阵地研究战情。左起：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旅长滕海清、四师参谋长张震、师长彭雪枫、骑兵团长周纯麟、三十二团团长张永远。
此后，张震、马龄松夫妇还多次亲切地对张国赢说：“不要有顾虑，家就是家，有空就回来，不要见外。”后来，张国赢真的就把张震的家当作了自己的家，张震、马龄松夫妇也将张国赢视若己出，待如亲子，张家的兄弟们也都将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看待，使他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个新家的亲切与温暖。对此，张国赢又进一步写道：“我又有了一个家，到了周末和节假日心里也有了盼头。……多少年后家里已四代同堂，就是第四代的孩子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50多年了，在我成长和生活阶段都得到了张叔叔的关心关爱，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家的亲情。”
张国赢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炮兵工程学院。他在去学校报到之前，张震将军还特意告诫他，叮嘱他时刻都要牢记自己是革命子弟，是烈士后代，不能辜负党的关怀培养，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严格要求自己，讲政策，守纪律，既要做一个好学生，又要做一个好军人。在张震将军的不断教育和鼓励之下，张国赢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努力前行，认真践行张叔叔对自己的谆谆教诲，逐渐成长为一名。对此，他后来还深有感触地说：“多年来，我和家里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我深爱张叔叔马阿姨，把他们视作我的亲爸爸亲妈妈，我也深爱家中的每位亲人。我们几个烈士子弟每年都参加家里的重大活动，每次去京办事都要回家看看。我们都是张家的孩子，都是张家的人。”
张震、江渭清、钟期光、谢胜坤等开国将军和革命前辈，他们关怀烈士和战友及其亲属的高风亮节，他们对战友的情，对战友的爱，泽被并延及烈士的子女，这既是开国将军革命情感的真实表露，也是革命队伍纯真情谊的崇高反映，正如袁振威在《须鬓如霜白，长征继向前》一文中称赞张震将军的这样：“张震叔叔情重如山，无论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中还是在离休退出工作岗位之后，无不浸透着他对家人、对战友和老区人民的深厚情谊。特别是对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更是一时一刻不曾忘记。……他还把对烈士的怀念之情寄托在对他们遗孤的关爱上。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孩子，给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有的甚至成为他们家的一员。除我之外还有彭雪枫烈士的儿子彭小枫，张永远烈士的儿子张国赢，罗会廉烈士的儿子罗承廉等。张震将叔叔在我心中不仅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是一个情重义切的慈父。”
作者: 于大雷 时间: 2020-9-18 16:25
抗日英雄包森曾指挥战士智擒天皇“表弟”赤本
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包森
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智勇双全的主人公李向阳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传奇抗日英雄。李向阳艺术形象的原型之一，就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包森。他曾指挥战士智擒天皇“表弟”赤本。1942年在战斗中中冷枪牺牲。
英雄故事
活捉天皇“表弟”赤本
1939年以来，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为保存实力，包森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在老百姓家里。派到遵化执行特殊任务的宪兵队长赤本，认为八路军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便找来了刚刚俘获的八路军战士王振西，希望他带路找到八路军指挥员包森。
王振西假意应承，将赤本带入了包森设计的包围圈。1940年4月26日，王振西带着赤本来到遵化东北的孟子院村附近。包森早已在村口化装埋伏了六七个侦察员，帮老百姓打土坯。当押解着王振西的赤本和翻译走到侦察员跟前的时候，侦察员们突然现身，俘虏了赤本和翻译官。
由于日军大队紧跟在后面，侦察员们押着两名俘虏快速转移。据翻译交代，赤本是日本天皇的表弟。因为赤本极不配合，还“叽里呱啦”地乱嚷嚷，眼看日本大队快到跟前，万般无奈的战士们在释放了翻译后，从老乡家里找来斧子，对着赤本的脑袋连砍三下，结果了这名侵略者的性命，并草草掩埋。当敌人来到的时候，几位八路军战士已分散隐蔽了。
据遵化党史办公室干部考证，赤本三尼是日本天皇裕仁表弟一说，是当时被活捉的翻译官讲的，后汇报给上级。1946年，叶剑英曾提过此事，但一直未见文字记载。有旅日华人学者查阅日方档案，未见赤本三尼的有关记载。关于赤本三尼是日本天皇裕仁表弟之说有待进一步考证。
鬼子出门怕遇“老包”
如果说智擒赤本是包森一生最神奇的一笔的话，随后在冀东西部地区开辟盘山根据地，越发显示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超凡的战略战术。
1941年7月，冈村宁次出任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接连对冀东进行了三次“扫荡”后，因兵力不足，改调四万五千伪治安军来控制冀东。面对治安军的猖狂行动，包森率领十三团发动了一系列战役，重创来敌，挫败了日寇“以华治华”的政策。
1942年2月17日，包森部队与敌人在遵化野瓠山遭遇时，不幸被埋伏在附近的敌狙击手击中，壮烈牺牲，时年31岁。对于包森，叶剑英元帅称其为“中国的夏伯阳”。原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说：“包森在冀东是打天下的。”而冈村宁次则哀叹：“到冀东如入苦海。”
敌人惧怕包森到了闻之色变的程度。日军听说包森的军队到了，便会有人摸着脑袋“死了死了的”地嘀咕。伪军们口角也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语。
北京足迹
逼迫日寇退出平谷县城
平谷京东大峡谷入口处的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1998年7月7日正式开馆。该馆以冀东地区抗日斗争为背景，以平谷人民及周边地区抗日斗争史实为线索，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抗日军民反压迫、反侵略、求解放的斗争历程。其中介绍了包森率领十三团在冀东包括平谷地区留下的抗日足迹，如水峪战斗逼迫日军一度退出平谷县城，杨家会战斗重创日军、缴获一门山炮等内容。
人物小传
包森(1911—1942)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陕西蒲城人。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任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1942年2月17日，在遵化野瓠山指挥战斗时牺牲，时年31岁。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资料
作者: 李继先 时间: 2020-9-18 16:41
钝剑出鞘剉顽敌一九四四年农历五月初，日寇在四连大塘村一带肆意抢劫民财、杀人、侮辱妇女，百姓举家外逃。江中村由韦尚等人领头，组织了韦洪波，韦汝昌、韦炳林等三十多个青年成立抗日自卫队。他们以石柱、土坎为天然工事，自制土炮、自制手榴弹日夜监视日寇。
一天早晨，突然发现北边三公里的大平村口有二十多个日本骑兵大摇大摆地向村里走来，自卫队立刻作好迎击准备。当日寇走到离村口八百米的断桥附近时，队长一声令下，十一支步枪同时开火。土炮也不停地轰出去，只见日寇队里三匹马昂起头来，前蹄蹬空，想扭头往回跑，却被子弹击中了。其它的马很快卧倒，目标消失。因断轿封近是低洼地带，周围都是稻禾，日寇卧饼时连村庄都看不到，只好两向天上乱开枪。断桥下面是一条从村中通过的河流。这时由韦洪波、韦汝树、韦炳林等六人带着三支枪摸到断桥上游三百米处隐蔽，韦洪波正准备向断轿附近的日寇射击时，突然从河滩边窜出一个日本骑兵想从河沟里接近村庄。马已跨到洪波跟前，开枪已来不及，洪波顺手把刺刀向马肚下猛捅，马猛地向前奔出一丈多远，连马带人跌在岸边滚到河里，韦炳林往河里一跃，把日寇浸死在水底，缴交了一支枪。值们他们马上分组在两岸隐蔽。不久，又有两个骑兵一前一后在河滩里探路。放日寇到约五十米处时，韦汝树瞄好机枪一扣，只见前面的日寇头一歪栽了筋斗死于马下。后面的日寇滚鞍下马藏了起来。韦洪波他们牢牢地把住河岸，日寇一直不敢露头。在断桥附近，日寇几次想从路面杀上来都被自卫队集中火力压了下去。队长为了扩大防御范围，抽了两支枪由韦炳武、韦汝仁到大路两侧田坎上把守。日寇骑兵离了马寸步难行。开始时不断向村庄上空开枪，后来枪声渐渐少了，日寇不得不缩到断桥附近藏身，以攻为守。相持到下午四点多，日寇增援部队来了，老远就向村里开枪开炮。这时村里男女老幼，都撤往山里了，自卫队才分散撤退。
日寇迸村后到处搜索自卫队，掠夺财物。韦崇雨的祖父八十多岁，死活不愿离开村里。日寇进村他就到园里躲藏、有四个日寇闯到他家，两下把大门拱倒。把枪都靠在门边就进属里搜东西。老人见鬼子进屋马上跑到门口把四支枪一抱，迅速回到园子里，晚上把抢交给了自卫队.这园子里种的刺竹长得遮天蔽日，许多群众都把粮食藏在里面。老人常为从山里回村的自卫队煮吃。一天晚上，队员韦洪波、韦汝昌、韦炳林回到村里，刚吃过老人煮的饭，鬼子就又来搜查了。队员们刚从小门出来就听到曰寇乱叫乱嚷的声音，还点着火把走。当日寇慢慢走近跟前，韦炳林，韦洪波“???”地打了几枪，两个日寇上了西天。他们也撤出村子。日寇慌乱了半天才敢冲进屋里。一个鬼子抓住老人的衣领，手拿刺刀正要刺去，有个头目急忙止住，叫来了翻译。翻译对他说：“老人家，自卫队的事我们不找你，不关你的事。我们是想要粮食，你只要交出一担谷子来，皇军就放你自由。”老人始终不哼一声。日寇残忍地把他折磨了一整夜，他终于为全村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作者: 李继先 时间: 2020-9-18 16:44
营救冯雪峰背后的故事 冯雪峰(1903.6.2 —1976.1.31)，原名冯福春，浙江义乌赤岸乡神坛村人。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1925年到北京大学旁听日语，1926年开始翻译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专著。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底到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1941年1月上旬，破坏民族抗日团结统一的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暂回老家，创作长征小说的冯雪峰于1941年2月26日在家中被捕冯雪峰被捕是因他邻村赤岸镇一位名叫朱侃的小青年给他写信所致。当时，这位青年在信中提及“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被查封的事。这封信被国民党驻金华的宪兵连在邮局检查时检查到了。由于信中内容重要，如获至宝的国民党宪兵当即把在金华报馆工作的朱侃抓了去，接着，又按图索骥，火速赶往义乌县神坛村逮捕了冯雪峰。所幸的是朱侃与冯雪峰并不很熟悉，只不过到冯雪峰家中借过几次书，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知道冯“很有学问”。而且，冯雪峰回到家乡后一直用的是原来的名字冯福春，朱侃在信中的称呼也是冯福春。此外，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冯雪峰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皖南事变发生后，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冯雪峰早已转移了一些有“赤化”影响的书刊，当时，冯雪峰也已经作了转移到文化人集中的桂林去的打算。因而，当三个身着便衣的国民党宪兵在冯宅搜查时，什么证据也没有拿到。于是，他们就把冯雪峰押往了金华宪兵连驻地，一关就是三四天，其间只审问了一次。审讯中，冯雪峰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否认与新四军有任何联系。当问及同“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的关系时，冯雪峰回答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时强调说：“我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是研究历史的，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回到家乡养病的。”他还要求：“你们不应当无故抓人，我要求立刻放我出去!”
见没有能够从这里打开缺口，狡猾的敌人立即改变了审讯策略，以退为进，抛出了一个圈套：“那好，你说你不是共产党员，那就在报上登一个启事，申明你同共产党和新四军没有关系，就能够证明你真的同共产党和新四军没有关系了，我们就放你走。”而冯雪峰则来了个针锋相对，一口回绝：“我本来就同共产党、新四军没有关系，登这样一个启事干什么?岂不可笑!”
审讯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但敌人的怀疑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他们从冯雪峰的从容回答中，断定他是一个不易感化又老练、至少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人。于是，在金华关了四天后，宪兵们又马不停蹄地将冯雪峰解往了设在江西上饶的宪兵第四团。在宪兵四团，他又接受了一次敌人的审问。审问的核心是问他什么时候到新四军的，冯雪峰再次作了否认。这次审问特务们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你是共产党;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也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当天，冯雪峰就被投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专门囚禁政治犯的茅家岭禁闭所。在茅家岭禁闭所关了一个月后，冯雪峰染上了极易致命的回归热病。因为怕他死掉，特务们又命人把陷于奄奄一息的冯雪峰用担架抬到了距茅家岭不远处的周田村—上饶集中营总部所在地的特训班。
在特训班里，冯雪峰遇到了故友、最终能够使他逃脱囚牢的营救者郭静唐。与冯雪峰同庚出生于浙江余姚的郭静唐，是冯雪峰1922年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冯雪峰在上海时也曾与他多次会面，并帮助他向鲁迅要《鲁迅自选集》给他出版。被捕前，郭静唐是国民党浙江省参议员，同皖南事变丝毫不搭界。被捕的真实原因是他在家乡余姚长期旗帜鲜明地力主抗日及组织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力量和领导核心的地方抗日武装队伍，并同当地的土豪劣绅及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国民党军阀俞济时频频发生冲突，而被诬告为同新四军有联系，于1940年8月16日遭逮捕。
在长达一年九个月的集中营囚牢生活中，冯雪峰之所以没有暴露其真实身份，其原因除了他被捕时使用的“冯福春”原名外，另一个原因是在他还未被解至集中营时，地下党已经为他找到了“保护伞”。这个“保护伞”就是皖南事变前两年就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上海各界人民赴新四军慰问团团长吴大琨和早冯雪峰3个月入狱的郭静唐。吴大琨后来撰文道：
“郭静唐同志被囚在上饶集中营期间，对革命斗争所做的第一点贡献，就是他同在上饶集中营外面的上饶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沟通了集中营内外的革命关系，使集中营的同志在斗争中能够不断取得外界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又说：“郭静唐同志被囚在集中营期间最大的贡献，是和我一起把冯雪峰同志掩护下来……”
1941年8月12日，临近中午时分，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居住、工作的窑洞里，前来寻求解决与周扬纷争的鲁迅学生萧军，向毛泽东急切提议道：“主席，请营救冯雪峰!”
关于营救冯雪峰逃出上饶集中营一事，几乎在所有的文本中，包括一些党史文本，一直认为是毛泽东主动过问、营救而致。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在其《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一文中这样写道：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主动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当他得知冯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时，立即和陈云同志商量决定，一定要想办法将冯雪峰营救出来。他们当时就把这个决定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
著名学者包子衍先生在其《雪峰年谱》一书中也这样阐述道：
(1942年)1月，毛泽东、陈云等党中央领导人在延安得知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请他们进行营救。
鲁迅与冯雪峰两家人合影曾同冯雪峰一起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同是被郭静唐营救出狱的进步刊物《浙江妇女》主编林秋若，在其《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一文中写道：
1943年，雪峰同志到了重庆……董必武同志告诉雪峰，当时党中央曾经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雪峰同志，是董老通过关系让胡秋原打电报去保过他。
上述三位对同一问题的阐述大致是相似的。笔者根据当事人写的史料和本人采访，还原了毛泽东指示营救冯雪峰的真实情况。
韦先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的回忆见证文章写于1986年初，并于“1987年2月13日定稿”，作者系当时在毛泽东处谈话、作客的七人之一。
作者在发表此文时所作的附注中说明：
1986年5月1日，我最后一次看望萧军(萧军于1987年5月28日被同仁医院诊断为患贲门癌，于1988年6月22日抢救无效逝世于海军总医院)，给他读此文底稿时，萧军提出应该用这个题目(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较适合。韦先生还在同一附注中着重作了如下说明：“我写完此稿，经过萧军、罗烽、舒群、白朗四位作家看过。”也就是说，韦先生此文是经过另外四位历史现场当事人核准的，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韦先生27年前“定稿”的此文有关营救冯雪峰这一提议的描写原文是：
最后，有位作家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并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听着立刻站了起来，转身问陈云和凯丰：
“有人营救过他没有?”
回答是还不知道……首先，是“有位作家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并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尔后才是“毛泽东同志听着立刻站了起来，转身问陈云和凯丰……”
其次，冯夏熊和包子衍两位传记作者认定“毛泽东和陈云同志商量……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的时间为1942年或1942年1月，显然与当时事实出入较大。据韦先生在1986年撰写此文及当年向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四位作家核实原稿时，所标明毛泽东指示陈云、凯丰两同志打电报给南方局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具体时间，应是在1941年8月12日中午前后，因为正是这一天毛泽东邀请萧军王德芬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艾青韦夫妇，以及舒群等七名客人前往作客、叙谈的日子，毛泽东1941年8月12日致萧军的信可以说明这一点。
毛泽东的信原文如下：
萧军(前)、王德芬(后左)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
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此致敬礼！
毛泽东八月十二日
第三，林秋若先生在《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一文中，所云“董必武同志告诉冯雪峰，当时党中央曾经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雪峰同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胡秋原先生虽然早年曾经加入过共青团，但后来因逃避白色恐怖追捕频频转学乃至远赴日本，20世纪30年代因主张抗日参加过倒蒋的福建事变，但在历史上，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冯雪峰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时期的1941年至1942年，胡秋原是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的副总主笔，“党中央”又怎么可能“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冯雪峰”呢?倒是后一句“董老通过关系让胡秋原打电报去保过他”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实际的情况是，如果不是1941年8月12日艾青及夫人韦、萧军及夫人王德芬、舒群、罗烽、白朗应邀到毛泽东处作客并叙谈的话，有关营救冯雪峰的事还将拖延上一段时期，而且动作也不会那么迅速。冯雪峰获“保外就医”得以逃出囚笼是在1942年的11月间，也就是说，是在毛泽东指示陈云、凯丰致电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营救过了15个月之后。
韦先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曲》
一文中于提及“营救冯雪峰”这一细节时，使用了“有位作家”的说法，那么，最早向毛泽东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及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的“作家”到底是谁?
为了核证此事，笔者七次与韦先生核证，最后确证：这个“作家”就是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并且宣称要做“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的大作家萧军。在这里，萧军显然是做了一件当时在延安堪称“第一”的好事!韦先生告诉笔者：“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们同冯雪峰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是不是艾青提出来的呢?”笔者问道。“同样可以肯定不是艾青提出的，”韦先生断然否定道，“如果艾青事先知道冯雪峰被捕的消息，作为妻子的我不可能事先一点口风都没有!”韦先生进一步佐证“萧军当时在延安编《文艺月报》，活动频繁，联系人广，消息比其他人灵”。
就毛泽东当日谈话时是否“主动”问及冯雪峰这一话题，韦先生非常肯定地回答道：
“没有!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根本没有问起有关冯雪峰的情况。因为毛泽东这次找五位作家谈话的中心话题，是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以及对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周扬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意见。”
据韦先生向笔者描述，在五位作家无拘束地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毛泽东倾诉对周扬所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意见时，毛泽东一直在耐心地听着，有时还记上一笔，间或同作家们说上一两句幽默的话，听到好奇处，还“哈哈”地笑上一阵子。最后，就在谈话快要结束时，萧军出乎意料地向毛泽东讲述了冯雪峰于皖南事变后被捕的消息，并以十分恳切而又焦虑的口吻对毛泽东说道：“主席，请营救冯雪峰!”毛泽东一听，当即站了起来，向坐在他身旁一同倾听作家意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问道： “有人营救过没有?” 回答说是不知道。
接着，萧军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所了解的冯雪峰在国统区的一些情况，以及对“左联”作出的巨大贡献。萧军还着重向大家讲述了冯雪峰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的大量业绩等。毛泽东听后更加予以重视，他立马指示陈云：
“赶快了解一下情况，如还没有营救，一定要尽快营救冯雪峰!”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招待作家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有蒸腊肉、辣椒炒肉丝、鸡蛋等，还有从前方带回来的难得一见的咸鱼(延安不产鱼)。刚吃完饭，凯丰就把拟好的给南方局的营救电报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又递给在场的七位客人一一传阅。电报内容是让南方局尽一切努力设法营救冯雪峰出狱。陈云同志看后也表示赞同，并当即交付电台拍发。
冯雪峰逃离囚笼回重庆在重庆，曾家岩50号“八办”，周恩来副主席接毛泽东延安来电后，与董必武商议营救方案，决定：由董必武委托同为国民参政员的湖北籍小老乡胡秋原先生出面营救。
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的胡秋原欣然允诺，很快向管辖上饶集中营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拍发了提请释放文友冯雪峰的电报。由于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内的冯雪峰用的是原名冯福春，胡秋原的营救失败了。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东南地区浙赣一带的地下党展开了一年九个月的营救冯雪峰的行动。
在党内党外联动下，1942年11月，郭静唐和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国际问题顾问的宦乡联名具保，重病中的冯雪峰于福建建阳获保外就医，得以逃离魔窟。于浙闽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静养半年后，病况略有好转的冯雪峰在友人陪伴下，自浙江丽水搭乘货车，历时五天五夜抵达桂林。稍作休整后，于1943年6月初安抵重庆。
冯雪峰来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副主席张大双臂一把拥住了他，周恩来还与夫人邓颖超一起设宴款待，庆贺他的新生和回到党的怀抱。
颇有意思的是，当冯雪峰在重庆频频亮相之时，在福建，气急败坏的集中营头子肖芬手执一年前宦乡亲笔签署的“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的保结，找到宦乡说：“冯福春就是共党要人冯雪峰，现在重庆。”宦乡不甘示弱地回敬道：“我不知道他就是冯雪峰，你们自己到重庆去要人就是了!”
作者: 陆好天 时间: 2020-9-18 17:03
红色盐阜 铁血丰碑
1944年8月20日晚，一架盟军B-29飞机坠落在建阳县湖垛镇附近，被盐阜独立团
和县总队成功营救。图为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与美军飞行员合影。
1943年，新四军在单家港阻击前来扫荡的敌人。
1943年3月25日，新四军三师八旅在反“扫荡”中发起阜宁陈集战斗，
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图为战士们在缴获品前留影。
1941年，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华中党校为学员们讲授马列主义。
1942年5月25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与张茜的长子在阜宁停翅港出生，取名陈昊苏。
1942年，陈毅、黄克诚、洪学智在阜宁孙何庄检阅新四军第三师部队。
1943年9月，盐阜区抗日阵亡烈士纪念塔落成。
盐城是革命老区，抗战爆发后，新四军东进北上部队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在白驹狮子口会师，开辟了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刘少奇和陈毅奉命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盐城成为华中敌后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七十载过去了，那些不寻常的往事，依然定格在人们记忆深处;那些感人至深的抗战故事，一直为人们口口相传。在盐城这方红色热土上，曾回荡着嘹亮的新四军军歌，遍布着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将领的足迹……今天,串场河畔，涛声依旧。穿越历史的烟云,重温那段铁血抗战历程,一张张旧影,串成了这座城市抗战中浴火重生的历史轨迹，那融进盐城文化血脉的铁军精神已成为盐阜人民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史料提供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
作者: 亮剑 时间: 2020-9-18 17:30
王光宇 （革命烈士）
王光宇（1911~1938.12），原名王兴。满族，吉林德惠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副军长。1938年5月，率第四军主力西征，转成于苇河县境内，同年秋进入珠河一面坡地活动。同年12月，部队陷入日伪军包围受到严重挫折，不久他在五常县九十五顶山同伪军激战时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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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宇早年就读于县立中学，后转入哈尔滨省立第一中学，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加入当地反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中共吉东省委员会成立，被选为委员、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并任中共第五军党委委员。同年9月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副军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加入当地反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被派赴哈尔滨，入共青团满洲省委训练班受训三个月。此后被派到宁安抗日工农义勇队做政治工作。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一团政治委员，同年底改任该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部队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任第二师师长，率部转战于牡丹江东侧，在依兰、勃利、林口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3月中共吉东省委员会成立，被选为委员、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并任中共第五军党委委员。随后参与组织攻打依兰县城，任第二纵队总指挥，击溃敌增援部队。同年9月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副军长以加强该军领导，他参与领导整顿缩编四军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巩固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同年12月指挥四军与五军八军各一部攻克伪桦川聚宝山警察署，缴枪150余支。他斗争坚定，有勇有谋，是东北抗联的优秀指挥员。
作者: 亮剑 时间: 2020-9-18 17:34
王德泰 （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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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泰（1907.5.23—1936.11.25），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杨靖宇同志的亲密战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创始人。他为东南满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坚持和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祖国的光复和人民的解放，他出生入死、英勇奋战，把满腔热血洒在了长白山的土地上。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主要事迹
王德泰，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毅然投身抗日斗争洪流。同年秋，参加当地的“秋收斗争”，被选为延吉县反帝同盟组织部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参加延吉抗日游击队，先后任游击队小队长、中队长、大队参谋长等职务，成为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1933年参与指挥游击队作战50余次，重创敌军，延吉游击队也在战斗中发展到300余人，并开辟了五隅沟、石人沟、三道湾等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3年6月被选为中共东满特委委员，任军事部长。
1934年3月，参与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任师政委。同年6月，又被选为中共东满特委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即与特委和独立师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在延吉、安图、汪清、敦化等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1935年3月下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进行整编，改任师长。
1935年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升任军长，所辖4个团，总兵力达1200余人。
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继任军长，率部队主力向安图、敦化方向活动。
1936年6月，抗联第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长。同时，被选为中共南满省委委员。他在指挥作战时不仅足智多谋，而且军事技术好，步枪、手枪、机枪都打得很准，一向身先士卒，勇猛顽强。
1936年11月初，在临江、抚松交界的大阳岔把两连伪军包围，迫使敌人投降。尔后，率领抗联第二军第四师第一团、第二团三连和第六师一部，到抚松、临江边界的小汤河村召开二军干部会议，研究确定新的战斗部署。
11月7日早7时，遭到600余敌人的袭击，他带领四师与六师的部分战士与敌激战。下午3时，在追歼逃敌时，不幸中弹牺牲。
生平经历
投身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王德泰目睹日军烧杀淫掠的种种暴行，无比愤慨，毅然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他踊跃地参加了中共东满特委组织的反日、反亲日走狗、实行减租的秋收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春，王德泰加入延吉县老头沟游击队，不久当了班长。之后组织上派他到三道湾做山林队“长江好”的工作，他利用各种机会对士兵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把一些士兵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年底，他利用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拉出了20余人的武装，加入延吉抗日游击队。
重视学习
王德泰参加延吉游击队后，先后担任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和参谋长等职务，是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十分重视学习军事技术，利用各种机会勤学苦练，他枪打得很准，各种枪支都会用，几乎是弹无虚发。他还特别注意学习和运用游击战术，提高指挥才能。研究怎样利用有利的地势，伏击敌人；运用灵活的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夺取必要的军事物资。此外，由于游击队的朝鲜族战士多，他学会了讲朝鲜话，密切了汉、朝干部战士之间的关系。
军事职务
1933年6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发出的《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传到延边地区。
9月，中共东满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改组了特委领导班子，王德泰当选为特委委员、军事部长。这是王德泰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的开始，以后无论是担任二军独立师的政委，还是二军军长，乃至抗联第一路军的副总司令，他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使二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吃苦耐劳的劲旅。
保卫延吉
1933年12月，王德泰亲自指挥保卫延吉王隅沟游击根据地的战斗，曾以60人的兵力，阻止了700余名敌人的大“讨伐”，并取得了歼敌百余人的胜利。
1934年7月中旬，他指挥独立师独立团、二团，联合救国军一部，共300余人，第二次合攻安图县大甸子镇(今万宝乡)。经过十一昼夜的围困，一举攻下大甸子。随后，王德泰又率队西进，攻克了敦化大蒲柴河。
8月中旬，王德泰又指挥独立团、二团，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围攻安图县城(今安图松江镇)，经过激战，占领了部分街市，毙伤日军15名，俘虏10名，迫使伪军300人哗变反正，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二军独立师。在此前后，独立师的一、三、四团各部也在延吉、汪清等地分别进行了攻打三道湾、老头沟、汪清大甸子等战斗，均获得了胜利。当年秋天，王德泰又率领独立师开辟了安图、延吉、汪清、宁安、敦化等地的新游击区。
保卫奶头山
1935年5月，二军独立师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全军兵力达1200余人。这一年，二军在他的指挥下，与敌交战660余次，其中在京图线(长春至图们铁路)的敦化哈尔巴岭、安图亮兵台、蛟河黄松甸三处一次颠覆国际列车，二次截车，震动全满洲国。冬天，王德泰又亲自指挥二团等部，进行了保卫奶头山抗日根据地战斗，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同时，二军还与五军配合，活跃在黑龙江的宁安、穆棱等地。
同甘共苦
王德泰身为军长，却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和他们同甘共苦，亲如手足，“一点官样子也看不出来”；在战斗中则勇猛顽强，机智果敢，处处身先士卒。有时甚至亲抱机枪猛扫敌人，或亲率队伍冲锋，与敌肉搏。王德泰十分重视我军同其它义勇军、山林队的关系，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动联合他们共同对敌。到1936年初，延边一带的绝大多数救国军、义勇军、山林队都与二军建立了合作关系，作战时接受二军的统一指挥和部署。
壮烈殉国
1936年是王德泰生命和军事生涯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他指挥的抗联二军给日伪以最沉重打击的一年。这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王德泰担任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二军军长。在他的指挥下，二军先后取得了寒葱岭、大蒲柴河、进攻抚松县城、穆棱颠覆军用列车等战斗的胜利。冬季，日伪在南满地区发动了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对二军进行撒网式的围追、堵截，发现踪迹，咬住不放。王德泰则率领部队在抚松、临江之间与敌周旋，寻机歼敌。
11月7日黎明，率领300余名战士宿营在抚松县小汤河村的王德泰，突遭600余名伪军的攻击。他沉着镇定，指挥部队抢占该村南山东西两个小山头，战斗从早7时一直进行到下午3时，敌人死伤惨重，惭惭不支，向南逃去，王德泰亲自率部队发起追击。就在这时，他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年仅29岁。
作者: 亮剑 时间: 2020-9-18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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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拯民
魏拯民（1909－1941.3.8），原名关有维，东北抗日联军杰出领导人之一，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曾经用过10个化名，魏拯民就是他奔赴东北抗日前线以后一直用的化名。1909年出生于山西省屯留县路村乡王村 的一个农民家庭，高小毕业后，父母给他娶了媳妇，让他种地养家，可深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的魏拯民没有听从家里的安排。16岁那年，在外祖父的资助下，魏拯民跋山涉水徒步来到太原，考入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并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彭真 。在彭真同志的引领下，他毅然走向了革命道路。九一八事变后，他受党的指派来到东北组织抗战工作。
从1932年4月奔赴东北到病逝，长达9年的时间，魏拯民一直战斗在长白山麓。他率领抗联将士，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高昂激越、感天动地的撼人悲歌，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抗日民族英雄。
1941年3月8日，魏拯民因叛徒告密，日、伪军100人包围桦甸县四道沟抗联密营。重病之中的魏拯民率11名抗联战士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在与敌作战中牺牲。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人物生平
“九一八”事变后，魏拯民被派到东北工作，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1934年冬被派到东满，以东满党的建设和朝鲜革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走遍了各根据地和游击区，深受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后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任政治委员，联合东满地区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时，起草《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一切力量协同作战。
1935年夏作为东北抗日游击的唯一党代表，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回国后，1936年3月任东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政治委员。同军长王德泰指挥所部北上牡丹江地区和远征南满地区，打通与吉东和南满的联系，与抗联第1、第5军配合作战，扩大抗日游击区。同年7月后，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第1路军副总司令，与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指挥所部在辉南、抚松、蒙江（今靖宇）、金川、桦甸等地打击伪军，挫败日伪军多次大规模的“讨伐”，曾指挥大沙河、寒葱岭等战斗。
魏拯民先后担任东北抗联第二军政委兼党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政委，东南满省委书记兼抗联第一路军党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他能征善战，指挥有方，使东南满地区的抗日工作得到空前发展，取得了多次胜利。
1940年3月，杨靖宇牺牲后，他接替杨靖宇全面统帅第一路军。
1941年3月8日，由于叛徒告密，不幸牺牲，年仅32岁。
主要事迹
为军队做出的贡献
魏拯民不仅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位稳重老练的政治工作干部。他在东、南满地区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为军队和地方党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魏拯民积极发展地方党组织，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的组织下，抚松、长白等县的地方党组织迅速建立了起来，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统治。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使日本侵略者惶恐不安，除了调集重兵“讨伐”外，还采取了“归大屯”政策，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把群众赶到“集团部落”里，再用“保甲连坐法”及种种法西斯手段，管制老百姓，妄图完全破坏抗日联军与地方老百姓的关系。在地方党组织被破坏以后，魏拯民仍然坚持从部队抽调骨干力量到地方开展工作，使抗日联军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住在夹皮沟的抗日老人陈德寿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送粮食、必要的生活用品和敌人的情报。后来，老人被敌人抓住，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是，老人被放出来之后，又避开敌人的监视，从围墙下面的水洞爬出来，冒着鹅毛大雪给部队送来了玉米、小米、盐和火柴。
作为一个部队领导，他更加重视党在部队的领导地位。抗日联军是一支由各种抗日武装组织起来的部队，要使这支成份相对复杂的部队能够成为一支经得住考验的共产党的队伍，需要做大量细致的政治工作魏拯民在建设这支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地方党的建设
在他所在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中，团以上部队设党委，连设支部。他曾多次主持召开军、师党委会议，研究部队的战略方针，做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还在一些重要时刻，以南满省委名义给各部队党委及全体党员写信，强调执行党的政策和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克服各种不良倾向的重要性。他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十分重视，经常利用冬季部队在密营整训期间，举办党员训练班，亲自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强调党员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应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就是在他重病缠身，生活条件极度困苦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忘记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他撰写文章，出版刊物，还亲自编写政治课本，组织指战员学习，以提高抗日联军指战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觉悟。因此，第一路军中的党员发挥了部队的中坚和核心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支部队有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这支抗日队伍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成为了战斗力最强、斗争意志最坚决的部队之一。
1940年3月，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也为了牵制南满日伪军，将第一路军分为两部，主力向长图路北转移，他则率一部坚持原地进行游击斗争。
自1935年秋以后，南满省委和南满地区的抗日联军完全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正如魏拯民将军1940年4月在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写的那样“……在1935年秋，就完全断绝了与中央的联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人铜墙铁壁之中，四面不通声息，长期闷在鼓中……我们终日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度长期中断了联络。”在这种完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不顾严重的心脏病、胃病等疾病的折磨，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了重建遭到破坏的地方党组织，他在部队缺少干部的情况下，抽调骨干到地方从事发动群众的工作，他认为，“革命运动是群众的运动，若没有群众参加的话，革命是不能得到最后胜利的。”他还特别重视党在抗联中的领导作用，在抗联第一路军中，团以上部队设立了党委，连设支部。他经常召开军、师党委会议，始终把军队斗争置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之下。对下级党员群众，魏拯民则采取编写政治课本，开办党员训练班的方式，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同时，还以其言传身教，鼓舞抗联将士的士气，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念。使征战在吉林境内的抗联第一路军成为东北抗联中战斗力最强、斗争意志最坚决的部队之一。身为省委书记的魏拯民还兼着部队的政治领导职务。他曾先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委、第一路第总政治部主任主任等职。在第一路军副总司令王德泰、总司令杨靖宇相继牺牲后，魏拯民承担起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直接指挥军事作战的双重重担。
1940年3月，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将第一路军分为两部，主力向长图路北转移，他则率一部坚持原地斗争。指挥了攻打哈尔巴岭车站和消灭黄泥河子警察队战斗。自以为杨靖宇牺牲后，“满洲治安之癌”已经得到根治的日本关东军不得不承认，在“魏拯民代指挥”的领导下，抗联第一路军仍在战斗!
殉国
魏拯民抱病征战半年之后，无情的病魔迫使他离开部队到桦甸市抗联密营休养。1941年3月8日，因叛徒的告密，100余敌人突然包围了桦甸市四道沟抗联密营，重病之中的魏拯民率7名抗联战士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
作者: 亮剑 时间: 2020-9-18 17:39
陈翰章（1913~1940），吉林敦化人，满族。陈翰章14岁时以全县最小年龄考取了私塾教员考试的第四名。1927年陈翰章入敦化敖东中学读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陈翰章17岁时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成为小学教员。1932年，19岁的陈翰章弃笔从戎加入了救国军，开始了与侵略者死战到底的铁血生涯。“九一八”事变后，陈翰章参与组织反日爱国宣传活动。1932年8月陈翰章参加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任总司令部秘书长，参加攻打宁安县城的战斗。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的陈翰章率部与日军作战。由于叛徒告密，陈翰章和战友被敌人包围，最终牺牲，年仅27岁。侵华日军残暴地将陈翰章的头颅割下，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保存在当时伪满州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市）的“大陆科学院”。2013年4月，翰章诞辰一百周年，烈士头颅被迎回吉林省敦化故乡身首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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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敌数千
在镜泊
陈翰章纪念碑
陈翰章纪念碑
湖畔、长白山麓，到处留下了陈翰章率部与日寇浴血苦战的足迹。许多敦化的老人，至今仍在传诵着陈翰章将军寒葱岭大捷、智取额穆警察署、攻占安图县大沙河之战的赫赫战功，他率部战斗在吉林、滨江、牡丹江、间岛、通化、东安六地，是插在日军心脏的一把尖刀。陈翰章身经百战，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杨靖宇牺牲后，陈翰章将军率抗联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坚持斗争，在抗联的抗日战争最危急最低潮时，他仍然不肯撤退。
1935年，日寇终于摸到了将军的家里。他们得知陈翰章从小就是孝子，四代单传，成家之后尚未生儿育女后，日本宪兵驻敦化分遣队很快把陈翰章父亲陈海和妻子邹氏抓来，以陈家一族性命为抵押，逼着陈海去寻找陈翰章。陈海无奈，在特务跟踪下，带着邹氏一路北上，在宁安斗沟子见到了陈翰章。
国难当头，面对父亲妻子，表示宁可家破人亡，也要抗战到底，决不奴颜婢膝，做亡国之奴。他对家人所能做的，仅仅是安慰，并劝说邹氏择人另嫁。陈翰章从此断绝了与家人联系，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七七事变”之后，在中共吉东省委的领导下，陈翰章率领抗联第二军第五师与第四军、五军等部开始西征。他率部西征途经镜泊湖北湖头时，突袭了守卫水电站工地的日本守备队，焚烧了工程事务所，解救了大批中国劳工，致使日本侵略者苦心经营多年的水电站，仅开工半年就不得不停工。
不久，第二军第四师、五师合编组成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陈翰章任方面军指挥。1937年8月，他率部在安图县大沙河实行“围城打援”。经过4天战斗，共毙伤俘敌500多人。紧接着，陈翰章又率部截击军松岛“讨伐队”，全歼包括日军少将部队长松岛在内的100余人。
第三方面军共有600多人，这是抗联第一路军中人数最多的方面军，也是陈翰章亲手培养起来的抗日武装。他在同年9月率领着这600名战士，在2200多人的日伪军包围中击毙了敌军的总指挥牛岛大佐。在日寇调集近8万人的兵力进行扫荡的危急关头，陈翰章率部一个月三场大捷重挫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陈翰章喜欢主动出击，每次战斗都打到敌人的痛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9月至1940年12月，在这八年期间陈翰章参加并指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数百次，击毙日本侵略者数千人。
英勇不屈
1940年，在关内节节进逼的日寇终于腾出手来，妄图一举镇压孤军奋战的东北抗联。2月23日，杨靖宇被叛徒出卖后战死，抗联部队士气遭受重创。在危急关头，陈翰章率部在强大的敌人中间往来穿插，尽可能地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消灭日寇，减少牺牲。“4月的时候，陈翰章在战斗中腿部受伤，因为没有消炎药，伤口发炎化脓，他就用一根小木棍把布条捅进伤口里，咬着牙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处理之后率部继续战斗。”杨明谷感叹说：东北抗战从一开始就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条件恶劣、处处受敌、斗争残酷、没有后方、没有支援，这注定抗联的抗日斗争是悲壮的。
但是重重困难并没有让陈翰章退缩，他没有和其他一些部队那样退入前苏联境内，而是指挥部队继续在敦化、宁安一线战斗，让日伪知道：杨总司令虽然牺牲了，东北的抗日烽火并没有因此熄灭。据日伪资料记载，1938年到1940年，三方面军与日伪战斗次数达同时期东北抗战总战斗次数的百分之五十五，被日寇称为“最有力之匪”。
抗联队伍毕竟是人单势孤，战力损失越来越大，陈翰章不得不将部下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1940年12月8日早晨，陈翰章在湾沟村刚和战士们用雪水煮了一点麦子吃，就被叛徒带来的敌人包围。为掩护4名女战士突围，陈翰章与所部仅存的十几名战士与百倍之敌展开力量悬殊的生死决战。在接连击退日伪军四、五次进攻之后，战士们纷纷倒下，只剩下陈翰章孤身一人与敌人对峙。“陈翰章，投降吧！给你大官做！”敌人以高官厚禄劝他投降，“我死也不当亡国奴！”陈翰章用子弹回答敌人。战斗到最后，他的右手和胸部都负伤，扑倒在雪地上。他又顽强地靠着一棵大松树坐了起来，准备用左手射击。敌人冲上前去夺去了他手中的枪，他仍痛骂敌人，敌人用刺刀剜出了他的双眼。陈翰章鲜血流尽，英勇牺牲，年仅27岁。
作者: 陆好天 时间: 2020-9-18 21:09
让蒋介石恼火的罗斯福来电：快拿15个师去缅甸打仗
一场夏雨，飘飘洒洒，把山城重庆淋个透湿。
经雨水的冲刷，洗下积了一个冬天的污垢，洗下为防空袭而给楼舍房屋涂上的黑灰，街面清清爽爽，马路光光溜溜。枇杷山上林木葱茏，青翠欲滴。往日里水汽迷蒙，散发着霉味的朝天门码头，也江风浩荡，空气清新。本来就很秀气的山城，大雨之后，水灵灵的，更显得明光鲜丽，精精神神。
重庆难得有这样令人身心俱爽的夏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这些年。
自从国民党把陪都安到重庆，山城的百姓们便总是在惊恐中度过闷热的夏天。城里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供应紧张，乱哄哄的更增加了燥热的感觉。满耳都是打败仗的消息，“某某城市失守”、“某某部队‘转进’”的噩耗，夹杂在湿热的空气中四处弥漫。并且，夏天雾少，袒露的山城便成了日机轰炸的靶子。光1941年6月6日一次空袭，日本出动了三百多架飞机，把重庆搅得底朝天。据说，光在防空洞里憋死的就有数千人。
到了1944年的这个夏天，全球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法西斯阵营正土崩瓦解，不可逆转地走向灭亡。意大利已经投降。德国正面临着苏军和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的毁灭性打击。
日本小太阳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步步下沉，日薄西山。日本所谓“绝对国防圈”，已经从南太平洋的千岛群岛、澳洲溃退4,000余海里，退到菲律宾群岛以北。在重庆，雾季结束后，再没听到过空袭警报。相反，以成都为基地的美国超级空中堡垒式远程轰炸机，已经把巨型炸弹投向东京、九州和八幡。重庆的市民们，从自己亲身感受中，确信战争出现了转机。与此同时，重庆出版的报纸，不断传播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打胜仗的消息。
经过七个年头的流血牺牲，中国百姓们确信，抗战胜利已经不像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了。
然而胜利还没有降临，中国还在受苦，还在付出流血牺牲。胜利也同快要分娩的孕妇，愈是临产，阵痛愈是加剧。
这天晚上，蒋介石脸色一直很阴沉，有好几件事让他不高兴。下午接到财政部的报告，近日金融愈加恶化，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有10名参议员联合上书，吁请政府切实控制物价。晚间，主管情报的蔡文治将军送来几份敌情通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军正在加紧筹划所谓“一号作战”，企图在中国东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打开华南与越南之间陆上通道。那安装了假牙的牙床出现了炎症，也使他哼哼唧唧，坐卧不安。
最让蒋介石恼火的还是罗斯福总统的来电。
电报，如今正压在蒋介石的案头。在不到十天时间里，罗斯福接连来了六封电报，口气一次比一次强硬，逼迫蒋介石将驻屯在云南的Y部队15个师投入缅北作战。今天这封电报，已经带有最后通牒的味道，通篇是讥讽和威迫的口吻，全文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委员长：
目前日军对英法尔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切断印中联系。倘若攻势得手，日军下一目标，无疑为缅北之X部队，继而阁下之云南Y部队。
对阁下美式装备之Y部队，不能进击已被削弱之敌第56师团，余实难想像。纵令一个薄弱师团的炮弹能在怒江江畔干扰贵军，但亦无力阻止贵军之进击。
我方过去装备、训练阁下之Y部队，即为此种时机使用。
假若Y部队不用于协同作战之目的，则空运装备、提供训练教官等我方呕心沥血之广泛支援，将毫无意义。
日军进攻英法尔与我何干？逼我出兵，岂有此理！
把罗斯福的电报撂在案头，蒋介石气乎乎的把干瘦干瘦的身体歪到一边，伸手从一个装有药品的屉斗里，抽出几根棉球，在慢慢地调理自己的牙病。
老实说，对日军进攻英法尔这一事态，蒋介石不仅不像罗斯福这样火急火燎，而且，多少有点幸灾乐祸地想看看英国佬的狼狈样呢！
开罗会议后，蒋介石气一直不顺。关于缅甸作战，会上中英美三头对面说定了的，中国X、Y部队反攻缅北，英国第四军团从英法尔进攻缅中，同时，英海军从仰光登陆，两栖作战。但协定墨迹未干，丘吉尔蛮横无理，单方面取消两栖作战计划。蒋介石一怒之下，也把Y部队扣住不放。
英国人成心要中国为他们火中取栗。当X部队投入野人山战斗，驻印缅边境英法尔的英国军团仍在隔岸观火，按兵不动。日军在野人山被打得鼻青脸肿，招架不住，便改变战略，突然向英法尔大举进攻，将英军第四军团团团包围。
牟田口中将为胜利所陶醉，大言不惭：“日本陆军到了天下无敌的地步，太阳旗宣告我们占领印度为期不远了。”
丘吉尔一时惊慌失色。罗斯福也忧心如焚。
他们认为挽救危局的惟一方法是中国Y部队立刻渡过怒江，反攻缅北，把进攻英法尔的敌军吸引过来。
丘吉尔有心屈尊求助于中国，可是，他有口难言，只好吁请罗斯福出面，向中国施加影响。
对罗斯福的前五封电报，蒋介石已经一一回绝。话当然说得很巧妙，既不得罪罗斯福，又不能担当不出兵的责任。他在信中说：
每念及罗大总统之取消在华不平等条约，提高我国地位，以及援助我抗战之恳挚情谊，无论大总统欲余作何事，凡余力所能及者，自当竭诚以赴。故，开罗会议之际，余曾向大总统阁下言及，一俟英国在缅甸沿海展开大规模登陆作战，我主力当立即对缅采取攻势。此一约定，现今仍当有效。
言下之意，英国海军不在仰光登陆，我的Y部队便不过怒江。
罗斯福再三催促，蒋介石不为所动。到了这第六封电报，罗斯福显然失去往常那种矜持和忍耐，开始用要挟的口吻说话。几年来，美国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现在是索取报偿的时候了。
蒋介石仍然心如铁石。已届不惑之年，他把一切看得很透。他认为国际间从来没有什么不要报偿的援助，只有交易，跟上海证券交易所一样。美援也不例外。眼下进行的这场战争，美国提供武器，中国投入兵员。他们花的是美元，我们付出的是鲜血。中国人的血在哗哗地流，这代价还小？中国并不欠谁什么，谁也别想敲诈我们！
服下几片止痛药后，牙痛已经大为减轻，蒋介石呷了一口侍者送来的清茶，在铺着长绒地毯的房间内来回踱步。在心情烦躁的时候，蒋介石常常是令人望而生畏地在椅子上默坐。他只在胸有成竹、轻松愉快时才踱步，目的是活动身体。美龄经常告诫他，即使不能远足，也要坚持室内活动。
清爽的晚风鼓起薄薄的窗幔，送来清凉，送来紫荆花淡淡的芳香。在完成夫人布置的任务后，蒋介石开始坐到案前，批阅公文。罗斯福的电报被推到一旁，他开始处理另外几件更为紧迫的文电。
……
重庆的夏天阴晴不定，又经过几场大雨后，黄山官邸窗外的紫荆花已开始凋谢，但是，来自白宫的火急电报一直压在蒋介石的案头。
英法尔被围的英军弹尽粮绝，面临绝境。
丘吉尔抓耳挠腮。罗斯福在轮椅上急得团团转。
美国终于把恐吓变成行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三天之内，倘若Y部队仍按兵不动，支援Y部队之空运物资，将转交驻华美国第14航空队，并收回根据租借法案贷给中国的所有飞机。
为了给蒋介石回心转意留下最后一个台阶，美国没有把上述威胁直接通知他，而是授权驻华美军参谋长赫恩少将，把上述决定非正式地透露给蒋夫人，同时，还转达罗斯福的重要口信，罗斯福提醒蒋介石：
“朋友之间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送走说话瓮声瓮气而又趾高气扬的赫恩少将，宋美龄急急忙忙离开城内曾家岩德安里103号自己的办公处。不消一刻钟，她便渡过嘉陵江，驱车回到黄山官邸。
路上，她不断嘀咕：罗总统把话说到这份上，不能再迟疑了。拖下去，委员长要闯祸的。必须立刻出兵！
宋美龄决不仅仅是委员长身前身后的传话人，事实上，在帮助蒋介石作出重大决策时，她常常表现出大刀阔斧的政治家风度。据说，去年访问美国时，在白宫，罗斯福曾半开玩笑地问她：“如果贵国工人进行罢工，政府应该如何办？”宋美龄毫不犹豫地抬起白晰的手臂，决断地做了个抹脖子的姿势。在场的罗斯福夫人对此惊骇不已。
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内，蒋介石以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听着夫人带回的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息。之后，他不以为然地说：“我已听够‘软脚蟹’的恐吓。”
近来，在夫人的面前，他已经多次把过去仰慕的罗斯福总统轻蔑地称为“软脚蟹”。“软脚蟹”曾是史迪威送给罗斯福的绰号。“夫人，我已经想好了。”蒋介石斗气地接着说，“他们一旦切断援助，我就下令关闭他们在华全部机场。归根结底，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总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亲爱的，你说的很对。”宋美龄打心眼里赞成蒋介石以牙还牙的决心，但是，在这件事上，不能拱他的火。她转而用平缓的语气说：“不过，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美国的事情实际上比想像的要复杂。罗斯福总统想必也有很多难处。据我的一些美国朋友说，美国军方有不少人，最近正与英国遥遥呼应，不断鼓吹，撇开中国，从海上进攻日本本土。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还有那位狂傲自大的麦克阿瑟都在拼命贬低中国战场的地位。在关键时刻，我们的Y部队要老是不动窝，正好授人以口实。如果再关闭驻华机场，那更中某些人的下怀。你好好想想，是不是？”
对美国政界、军界的许多情况，蒋介石确实不如夫人明了。开罗会议，蒋介石第一次会见罗斯福及美国许多军政要员时，宋美龄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老朋友了。至今，蒋介石还从未涉足过美洲大陆。方才夫人提到美国军方关于中国战场地位的种种议论，已经打中他的心窝。他想，中国为了抗击日本，已经打了七年苦仗，要是被人从海上摘走胜利果实，中国被撇到一边，那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蒋介石以一种痛苦和迷惘的神情，望着窗外天际飞过的流云。宋美龄接着说：
“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在抗战最困难的年头建立起来的。这么些年都走过来了。眼看胜利了，为了支Y部队的使用，反而与他们分道扬镳，很不合算。战后，重建世界政治格局时，要美国朋友说话的地方多着呢！比如对战败国的惩治，满洲的地位等等，还有共党问题……”
宋美龄还想说点什么。但是，足够了。蒋介石眼珠子一转，已经算过账来。他朝夫人感激地点点头说：
“Darling，还是你说的对。剩下的事由我来办，你休息去吧。”
“Goodbye！”美龄一阵春风似的上楼了。蒋介石伸手拿起电话，向军政部长何应钦口授命令：
“Y部队应迅速渡过怒江，投入作战。”
末了，他还特别强调：“投入Y部队的决定，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作出的。此点，务必明白地告诉美国人和英国人。”
“是。”何应钦回答道。
作者: 某某某 时间: 2020-9-18 21:36
在南京钟山北麓王家湾镇附近的航空烈士公墓，长眠着一个祖籍昌黎的空军勇士--阎海文。
阎海文，男，辽宁北镇道人，1916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靠种田维持生活，家境贫寒。因受父母的熏陶，他自幼疾恶如仇，仰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渴望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伯父阎祝三在清光绪年间考取武进士。父亲阎仲三曾考取武秀才，1930年前，在热河都统汤玉麟部下任副官。海文幼年时与母亲生活在乡下，15岁考入沈阳东关文华中学。
阎海文的祖上是由昌黎迁徙到辽宁省北镇县导台子村的农民。1916年，他出生在北镇，自幼在关东大地长大，经受了多次水灾和兵灾，并赶上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他不甘做亡国奴，和家人逃离东北，高中毕业后毅然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学做轰炸机飞行员。他在《我的自传》中表示：‘我们中国人，现处在一个极危险的地位，中国在国际的地位，是说不上的。现在我们九死一生，敌人已逼到我们家门里来了，非速反攻，和它一拼，是不可活下去的。‘‘现在我们应以总理的革命手段，实行总理的遗教，才可能有出路，中国才能复兴。法之霞飞将军，欧战时闻名全世；拿破仑之武功，轰轰烈烈；华盛顿之血，战八年而唱独立；印度之甘地，土尔其之基马耳，等等，都是古今中外的完人。他们事业的伟大，也是努力奋斗得来的，他们有干干干的精神，所以我在学生时代，守纪律，服从长官，爱惜光阴，自励自行，努力苦干，以期能为国家出一份力，完成我的杀敌之志愿。
作者: 某某某 时间: 2020-9-18 21:42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王朴
王朴生于1929年，牺牲于1943年，河北省完县人。他生长的太行山石岭下的河北省完县野场村，11岁时被大家推选为儿童团团长，牺牲时只有14岁。王朴诞生在村里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在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日本强盗发动了“七七”芦沟桥事变，侵占华北，战争的火焰烧到了他的家乡太行山。日寇烧杀抢掠的凶残行为，在王朴幼小的心灵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
有一次，野场村的乡亲们全被日寇赶到村子里，王朴也是其中一个，日寇拿着一份由汉奸金珠子提拱的村干部和抗日军属名单，叫汉奸翻译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出来，然后狗汉奸龇牙咧嘴地问王朴：“你就是野场村的儿童团团长王朴吧？”。王朴理都不理这个狗汉奸。“你一定知道八路军的东西藏在那里，说出来就放你回家。”“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鬼子和狗汉奸！”王朴面不该色得回答。日寇猛地抽出了东洋指挥刀，指着王朴的胸口，狂叫道：“你的小八路，快快的说，你不说死了死了的！”王朴面对日本鬼子强盗的刺刀，想起了“五不誓言”，想起了张喜子和秀大伯，更想起了自己领着儿童团团员宣言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秘密不可泄！”于是把牙一咬，昂首挺胸，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就这样，王朴英勇的为自己的祖国献出年轻的生命。
作者: 某某某 时间: 2020-9-18 21:44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赵一曼
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
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
日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作者: 某某某 时间: 2020-9-18 21:46
本帖最后由 某某某 于 2020-9-18 21:53 编辑
中国革命先烈——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1889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那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进入二十世纪，辛亥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涌起，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曙光初现的变化。李大钊同志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
1913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同志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8月到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
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
作者: 某某某 时间: 2020-9-18 21:52
抗战中牺牲的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1892-1944牺牲,四川,追晋上将(生前为中将)。抗战爆发后，李家钰出自民族义愤，通电请缨杀敌。并作诗一首：：“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蒋介石同年8月令李家钰等部川军出川抗战。李家钰接电令于9月初率四十七军（原有第104师，后再扩编出第178师）从西昌出发，部队单衣草鞋，行程4000余公里，12月始抵达晋东南抗日前线，布防于太行山区之长治、长子、黎城、潞城一带。1944年在担任第36集团军司令的时候，在豫中会战失败后的撤退途中，遭到日本便衣队的袭击，于河南陕县秦家坡壮烈殉国，这是八年抗战中继张自忠在第一线督战，死战不退后第二个战死的集团军司令官，战死后被国民党政府追赠为二级陆军上将，准入祀忠烈祠，举行国葬。
作者: 某某某 时间: 2020-9-18 21:58
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的民族英雄--马占山
1885-1950,吉林(祖籍河北),国民党曾决议以陆军上将待遇(未授衔)。1931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他当众宣布：“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除之，以属我保卫地方之责”。他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和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占山又被任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9月初，他受蒋介石之命，率部配合傅作义部进犯绥东和察西等解放区。不料，他的部队渡过黄河，第一次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仗，就在平绥路柴沟堡一带被打得大败。不久，就称病避居北平。
1946年10月，他被调任东北副司令长官，但他仍在北平养病，未去就职。1947年4月17日，马占山到达沈阳。20日，在市府广场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他接受各界赠给他的抗日“民族英雄”大锦旗一面。在职期间，他深感自己这个挂名副司令，连动一兵一卒的实权都没有。另外，他认为大势已去，蒋介石必败，于是以治病为名，于1948年10月下旬，乘机飞往北平。
1948年底，马占山响应共产党号召，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活动。中共北平地下党通过马占山邀请邓宝珊去北平，劝告傅作义放下武器，接受和平。1949年1月上旬，马、邓、傅3人经过多次商议，决定响应和平解放北平的号召，宣布起义。 1950年6月初，毛泽东主席派人电邀马占山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马占山因患肺癌，不能行动，未能出席。
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逝于北京寓所，终年65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务院送了挽联和花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亲自送灵，把他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作者: 某某某 时间: 2020-9-18 22:01
指挥喜峰口大捷的抗日名将--宋哲元
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市赵洪都村人。
宋哲元自幼勤奋好学，常早起就读熹光下，至昏黑不忍释卷。四年读完“四子书”、《诗书》、《三礼》、《左传》等，不但能背诵，而且能通释其义。七年熟读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礼记》、《左传》等，而且还广泛涉猎了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及管子、晏子、诸葛亮、岳飞等帝王将相的英雄业绩，萌发了建功立业，卫国御侮之志。
北洋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先后历任连、营、团、旅、师、军长、方面军总指挥、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等军职，并曾先后任陕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主席、冀察政委会委员长（辖热河、察哈尔、河北三省，北平、天津两市），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集军政要职于一身，有一定政治影响的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1930年，蒋、阎、桂、冯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被迫下野。宋哲元收拾残部，退往晋南，饱尝了粮饷不继的困难，丧失地盘的苦楚，寄人篱下的辛酸，决心要寻找一个容纳二十九军发展的环境和施展抱负的地盘。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热河告急，天津震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唤醒了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的抗日民族意识，同时也为宋哲元脱离困境，从民族斗争的激流中寻求发展前途，开辟了新的道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宋哲元发出了内心的呼喊：“向日本侵略暴力打出前途来”。宋哲元率同部下七将领请缨抗日，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喜峰口、罗文峪战斗打响后，二十九军战士组成敢死队，用大刀片，以夜战、近战、奇袭日军兵营，痛歼日军三千余人，力挫了侵略者的凶焰。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场上首次取得的胜利。日本报纸宣称：“明治大帝起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殆尽。”天津《益世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十九路军淞沪一仗，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人；二十九军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还可做人。”天津《益世报》还以《喜峰口的英雄》为题发表评论说：“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的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一封信中，对其抗日功绩做了高度评价，对其抗日决心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信中写道：“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引自人民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
1937年7月7日夜，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官兵发出了“卢沟桥即为尔等坟墓，誓与桥共存亡”的誓言，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全歼进攻卢沟桥日军一百余人。28日拂晓，日军以备战之兵力，配以飞机、坦克，向我南苑军营猛烈进攻，激战二十昼夜，我军付出重大牺牲。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宋哲元闻耗大哭曰：“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充分表现了不可征服的民族英雄气概。
北平失陷后，二十九军退守河间，宋到河间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修建“昭忠祠”，并在祠前对官兵慷慨激昂地训话说：“咱们是一贯抗日的队伍，现在又跟日本帝国主义打起来了。我们绝不允许再演‘九·一八’事件，决不做-奴，我们要给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报仇，我们要下决心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
宋哲元卸职养病期间，时时思念旧部，尤以怀念情同手足而为国捐躯的佟、赵两将军。他入南岳后，于1938年10月，在衡山半山风景秀丽的明镜台侧造起一座“双忠亭”，并亲自为佟、赵两将军撰写了碑铭。
宋哲元主持军政期间，非常注重提倡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在晋南练兵时，为了使官兵增强民族气节，全军检阅时他大声问：“你们是什么人的军队？”齐答：“是老百姓的军队。”“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是从乡间来的。”“你们父母、亲戚、朋友是什么人？”“都是老百姓。”“你们吃的、穿的、用的武器，是什么人给你们的？”“是老百姓供给的。”用这种家常式的问答方法来熏陶士兵不忘父母，不忘乡亲，不忘老百姓。宋哲元还编有《国耻歌》，定有“国耻纪念日”（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或国土沦陷的日子）。每逢“国耻日”，都要举行演讲会，并在官兵吃的馒头上印上“勿忘国耻”四个字，让每个官兵铭心刻骨，不忘国难家仇，以期洗雪国耻。
宋哲元还组织并亲自编写《二十九军军歌》、《军训团团歌》、《杀敌救国歌》、《吃饭歌》、《起床歌》、《睡觉歌》等。其中，《杀敌救国歌》的歌词完全是他一人所作。
1937年5月，为摆脱日寇纠缠，宋借故避住乐陵原籍。其间，他把印制的《四书新编》袖珍本赠给全县教师，人手一部，并将印制的《宋氏祖谱》分送同宗各户。他还出巨资，宴请本县耆宿，聘用撰写人员数十名，设立乐陵县公益事业促进委员会和县志局，编修县志，修缮文庙，建设图书馆。县志稿成，却因“七七”事变爆发，未及付印而失落。
宋哲元还非常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西安为周、秦、汉、唐各代都城，宫殿、古刹、陵墓等古迹颇多，而盛唐时期，尤为文人汇集之地，碑铭石刻向为全国之冠。由于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加以匪盗明抢暗窃，使得这些珍贵国宝，特别是大小雁塔及被誉为天下金石渊薮的陕西碑林，都遭到严重的践踏和损毁。他主陕后，看到这些极为痛心。为了挽救和保存祖国这些灿烂的文化遗产，他除严令禁毁外，还筹措专款，请名匠对碑林进行修葺整理，将所有碑刻凹字油饰一新，并加固碑基，重新排列整齐，使不少罕贵断残古碑得以保全，从而恢复了碑林圣地的壮观。他还派专人搜集散佚在民间的石刻碑碣以及历史名人的诗词文赋、书法真迹 、勒石碑刻等，于大碑林外新城省府后院一块古陨石周围，建立了小碑林。此外，1936年，屯驻北平期间，他还曾吁请当代书法家，以其代表作各刻一石，置于北平天坛，拟立碑林。事后已刻成百余石，但工未竣而抗战爆发，这些碑刻竟被入侵的日军用作建筑材料，相继散失。
宋哲元在灌县养病期间，年近八旬的0困于津门，他朝思暮念，常怀忧伤。一天游青城山时，喜得一墨竹，便为0刻一手杖，刻己乳名于上，并诗一首：“前岁辞亲日，中原板荡秋。敢轻离0，无奈赋同仇。但愿常服侍，羞看此杖头。待儿归去后，常伴我娘游。”可见，宋哲元既是国之干将，更是家之孝子。
1940年3月26日，宋哲元病情加重，卧床不起。4月4日留下遗言：“哲元自长城战役，待罪平津，忍辱负重，委曲因应，以不丧权，不辱国自矢，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信，处特殊形式之下，受各方责难之中。七七变起，奋然应战，师长赵登禹、副军长佟麟阁均在南苑殉国。是月二十八日，奉电令赴保定指挥，旋命移师津浦，扼守沧州，保定陷落，回师平汉，转战冀豫，亘时将年。二十七年夏，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之名驻防郑州，感受重病，莅汉入请优给病假，异地疗治。复拜军事委员会委员之命，荏苒至今，时冀病体康复，得偿报国素志，乃医药罔效，势将不起。伏念抗战为我民族生存不受侵略之坚决主义，则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应以练兵筹饷决策定谋为要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应以推行善政培养民生为要着；人材集中，力量集中，应以精诚团结意致一途为要着。合我全民之智力、人力、物力与暴敌争生命，则一切军事无关之事应缓应释，可并可省。尤应奖励廉耻，激扬忠孝，推行贤能，显拨幽微，亲平等待我之友邦，灭武力横暴之寇仇。现抗战已将三年，敌方势穷力绌，我则愈战愈强，最后胜利已操左胜。旧部诸将追随有年，集各地之智力，经数十战之实习，皆诚朴忠实，尽心保国，当能在领袖领导之下努力破敌。哲元分属军人，生受名教，事不求易，遇竟违心。当兹国难，适值数穷，吾知勉夫，从此别矣。家有0，年已古稀，未获侍养，恐致丧明，此心耿耿，他无念虑。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时，犹生之年。伏枕告言，不知择词。”
宋哲元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报国素志”，筹划抗日大计，再次勖励旧部诸将“努力破敌”，并坚信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已操胜券”。其御侮救国之宏心，终生不渝，抗战必胜之信心，至死坚定。4月5日，病逝于绵阳盐市街永安公寓，享年56岁。
宋哲元逝世后，举国震惊。以其英勇抗战，功勋卓著，政府与人民，国共两党，军政各界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平生事迹宣付国史，追赠一级上将”，并复令秦德纯赴绵阳主持治丧。四月十七日，葬于绵阳北郊宝盖峰下的富乐山上。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碑文。
治丧期间，收到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抗日部队指挥官，中国共产党及全国各界代表、知名人士、宋旧部及亲属挽幛、祭文、挽诗、挽联数百幅。
其中，周恩来挽曰：
失地收未回虎威昭垂芦沟月；
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朱德、彭德怀挽曰：
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
再接再励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1987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50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友人及首都各界1000多人在政协礼堂隆重-，纪念“七七”事变爆发五十周年。7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落成典礼在卢沟桥畔隆重举行，邓小平题写了馆名，万里、王震为纪念碑剪彩揭幕。纪念馆内陈列有宋哲元用过的指挥刀和一些抗战图片、实物等，纪念馆现已被国家定为爱国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作者: 某某某 时间: 2020-9-18 22:07
淞沪战役的民族英雄--蔡廷锴
蔡廷锴(1892～1968年)，字贤初，广东罗定人。清宣统二年(1910年)，到广东新军当兵。民国8年(1919年)，在肇军陈铭枢营当排长。
民国1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参加北伐，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副师长。“四一二”政变后，任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
民国16年8月1日，曾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不久，脱离转投南京中央政府，恢复第十一军番号，仍任该军第十师师长。
民国19年，所率第八路军六十师和光鼐所率第八路军六十一师奉命扩编为第十九路军，廷锴任军长，光鼐为总指挥。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剿共”，受到红军沉重打击，伤亡惨重。“九一八”事变后，廷锴、光鼐和铭枢等目睹国土沦丧，在中国共产党“枪口一致对外”感召下，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内战，思想从“拥蒋”转向“反蒋”。
民国20年10月，十九路军开赴京、沪防卫。翌年1月28日，日军突然在上海发起进攻，廷锴、光鼐不顾南京政府的不抵抗电令，率领十九路军奋起反击，与日军血战33天，迫使日军3次增兵，3易其帅，丧兵逾万，大长中国人志气。廷锴和光鼐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同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同年12月，廷锴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光鼐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们收编地方武装。民国22年春，日军进犯华北，廷锴组织援热先遣队北上杀敌，被蒋介石阻止，电令其回闽。在同红军作战中，廷锴、光鼐看清蒋介石企图借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的险恶居心，决心走反蒋、联共、抗日的道路。同年10月26日，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同月，济深、铭枢、光鼐在香港议定，组织抗日反蒋人民革命政府。廷锴表示坚决支持。11月20日，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联合其他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济深任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廷锴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解除对红军苏区的经济-，释放政治犯。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失误，“福建事变”历两个月归于失败。廷锴离开福建后，游历欧、美、澳洲，继续宣传抗日救国。“七七”事变后，廷锴到南京，任大本营上将参谋官。
民国28年，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次年任粤桂边地区总司令。
民国35年4月，在广州与李济深、何香凝等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廷锴任主席。
民国37年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廷锴任中央常委兼财政部长。不久，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后在北京病逝。
作者: 某某某 时间: 2020-9-18 22:14
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
有时，历史会是巧合；有时，历史会是一种必然。
巧合的是，同样是率部奋勇抗日以身殉国的著名将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牺牲日是同一天——1937年7月28日；而必然的是，他们坚定的信念从未动摇过，那就是“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沿着历史的足迹，再次走近卢沟桥。宛平古城墙上的弹孔经历岁月的洗礼已斑驳不堪，但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当年的战火硝烟；桥上的两排石狮子静静伫立，仿佛在回忆那段抗日英烈前赴后继、浴血疆场的铁血故事。
在宛平城东面不远处的西道口，有一座墓地，抗日名将赵登禹便长眠于此，和不远处卢沟桥南路的热闹不同，这里显得很安静。“抗日烈士赵登禹将军之墓”，只有简单的11个字，却概括了他英勇壮烈的一生。
赵登禹自幼因家中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就拜师习武刻苦练功，武艺超群。1914年，年仅16岁的他投身冯玉祥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落入日寇魔掌。国家灾难、民族耻辱，震撼着广大爱国官兵。当时，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枪械严重不足，于是他们自制了一批大刀发给战士们。时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的赵登禹还身先士卒给大家做示范，演练大刀劈杀要领。
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初，日军铃木师团抵达喜峰口。喜峰口是长城防线上一个重要关口，对确保平津、华北的安全至关重要。经第29军军部研究决定，任命赵登禹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
喜峰口易守难攻、险要天成。赵登禹率部与铃木师团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喜峰口几度易手。为了削弱日军的武器优势，3月11日晚，腿伤未愈的赵登禹组织三个团的敢死队分路夜袭喜峰口日军营地，临出发前他的一番战前动员慷慨激昂：“抗日救国，是我军人天职。只有英勇杀敌、不怕牺牲，才能挽救祖国危亡……”
此次夜袭砍杀日军千余人，炸毁大炮18门，中国军队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日本鬼子夜半身首异处，孰能不胆破？“之后俘虏日本兵时，总会发现脖子上多了一层铁围脖，据说是用来防备第29军将士的大刀片，那大刀砍下去时直冒火星子。”赵登禹将军的女儿赵学芬回忆，这场大捷让父亲率领的大刀队一战成名，后来作曲家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从此，“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全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加速向华北派兵。7月27日夜，日军从北平、天津等地向第29军阵地发起全线进攻。第29军各部队顽强抵抗，战争大规模升级。7月28日上午，军长宋哲元任命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地区部队总指挥，赵登禹召集在南苑的各部官长开会，鼓励大家说：“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
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第29军将士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赵登禹临危不惧，指挥第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展开激烈厮杀。
不久，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凶残狡诈的日军窥出了他们的意图，抢先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机枪封锁道路。
赵登禹乘坐的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时被炸毁，他身受重伤，警卫劝其撤退到安全地方，但他坚决不肯，继续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
突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对传令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可悲伤。北平城中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了。”赵登禹说罢壮烈殉国，终年39岁。
为表彰赵登禹抗日杀敌、为国捐躯的功勋，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原第29军将领何基沣专程赶到北平，将赵登禹和部分第29军阵亡将士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的西道口。1952年6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为赵登禹家属签发了第80号烈属证书。
作者: 某某某 时间: 2020-9-18 22:19
本帖最后由 某某某 于 2020-9-18 22:20 编辑
抗日空战第一义士 罗伯特·肖特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中国侠客精神的精髓。而在国外，也同样有这种侠肝义胆的精神。在欧洲，这种行为被称为“骑士精神”；而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尊称为“牛仔精神”。1932年，日军大举入侵上海，贴着膏药旗的日本飞机在中国上空肆意妄为，将炸弹投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而这一切，都被一个美国牛仔看在了眼里。
罗伯特·肖特，他出生于美国，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他热爱蓝天，喜爱飞行。退役后，肖特入职于美国波音公司，成为一名飞机推销员。1932年，肖特奉公司之名，携波音218战机前往中国，试图向中国政府推荐这款战机。
当时，日军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向中国十九路军发动猛烈进攻。为了逼迫中国就范，日军派出航母加贺号，并且利用舰上飞机，对上海发动狂轰滥炸。对于疯狂的日军而言，根本没有任何人道主义可言，他们不仅轰炸中国军事目标，同时也对中国平民进行无差别的轰炸。当时，肖特正在苏州火车站等待火车，正巧看见日本军机俯冲扫射中国平民，造成了惨烈的死伤。
日军的暴行激发了肖特的正义之火，在牛仔精神的驱使下，肖特决定参与这场与自己、自己的国家毫无干系的战争。在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后，肖特毅然驾驶自己的波音218战机飞上蓝天，与如飞蝗一般的日本飞机交战。
2月20日，肖特首次迎敌，与三架日本飞机进行了交战，并击伤了一架敌机。2月21日，肖特又一次起飞，据记载，肖特击落了一架日机，但日本人在战报中并没有承认。
2月23日，日本战机开始注意到肖特的波音218，于是他们派出六架战机，试图围剿肖特。在长空之中，肖特在敌机中轻巧地转移腾挪，让敌军无所适从。按照常理，有如此多的敌机，肖特是不应该出战的。然而，当时日本飞机又一次飞临苏州火车站，而火车站中挤满了难民。如果敌机在火车站投弹、扫射，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保护中国人民，肖特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天，试图拖住敌人。在战斗中，肖特成功锁定一架敌机，并击毙了飞机上的机枪手—小谷大尉。他也是这次飞行任务的最高指挥官。根据日本人的观点，战斗中的最高指挥官死亡等于“大将被斩”，不论对方的情况如何，都被认定为失败。
然而由于寡不敌众，肖特最终被敌人咬中，最终因油箱被击中而失速。其后，日本飞机如同饿狼一般围绕在周围，对波音218的驾驶室进行了集中射击。可怜肖特，在空中为中国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出发前，肖特曾经说：“死在战斗机上，是我最大的幸福。”而他也以实际行动，实现了他的诺言。
最终，肖特的飞机坠毁在距离苏州10公里郊外的独墅湖中，年仅27岁。肖特，这名侠肝义胆的美国牛仔，是第一个为中国而牺牲的外籍战士，同时也是第一个击中敌机、消灭日本飞行员的中国战士。
杀害肖特的凶手听说肖特牺牲后，受他保护的中国军民悲痛万分。中国政府为他追授了空军上尉的军衔，4月17日，中国从万里之外请来肖特的家人，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在葬礼中，竟有50万中国百姓自发参与，他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送这位空军英雄最后一程。
最后，肖特的遗体被安葬在上海虹桥机场的墓地。同年，在烈士殉难处的吴县人民为了纪念肖特，还为他立了一座纪念碑。碑文写道：
“上尉中立国人，第人类而见非人类之残杀，为正义人道计，纵死亦以所甘，以视同践国之上，同食国之毛，独熟视其国之人宰割呼号而无视者，何如哉！呜呼！”
过了数十年，我们早已战胜了日寇，但我们并没有忘却这位为保护我们而舍生忘死的美国牛仔。2014年，肖特被民政部公布为第一批著名的抗日英烈。如今，肖特的纪念碑仍然矗立在吴县。对于他的恩情，我们永世也不能忘。
作者: 于大雷 时间: 2020-9-19 10:54
衡阳血战全记录（四）：生死搏杀 中日两军血流成河
核心内容：6月28日至7月2日，是日军对衡阳发动第一次总攻的关键期，战斗激烈异常，昏天黑地。高岭和停兵山后面的张家山阵地，在短短几天内，数次被日军攻入，又数次被我军夺回。第10军预10师师长葛先才赤膊大战张家山，极大鼓舞我军的斗志。而日军的进攻一再受挫，损伤惨重，不得不于7月2日暂停进攻。7月11日，日军发动第二次总攻。日军对衡阳城猛烈轰炸，逐次夺取城郊据点，压缩包围圈。双方对战，寸土必争。第十军官兵伤亡达70-90%。日军进攻更是付出了重大伤亡，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被击毙，但仍难以进展，不得不于7月19日再次停止进攻。
凤凰卫视1月14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衡阳既没有险峻的山势屏障，也没有来得及构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永久性工事。只是一些四五十米高的山包包和一些二三十米高的土丘，然而就是这些土制土筑的山丘阵地，却如此地固若金汤、坚若磐石。令人难以置信的成为了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日本陆军的坟场。就是这些不起眼的黄土坡，却像钢铁阵地般的不可动摇，成为了日军精锐师团的葬身地。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沟沟坎坎，却像冲不破、打不垮的迷魂阵，成为了士气冲天、不可一世的日本武士们的死亡之所。
日军的高级军官们研究来考证去，也难以破解这些阵地上的巨大杀伤力和实战价值，到底是来自何方的呢？奥妙又何在呢？而国军第10军又的确是个令人钦佩的能攻善守之师，其灵活多变的战法、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精密的组织调度都是值得称道的。所有这些都令围城的日本部队感到有点儿崩溃。
解说：这是一座抗日战争中政府唯一命名的抗战名城。
彭中荣（国军第十军老兵）：你晓得是什么战，这是血战。
解说：这是一座在当时成为全世界注视中心的英雄城市。
肖培（衡阳学者）：军事力量的对比方面，衡阳是守不了几天的。
解说：这是一场中国八年抗战史中，最为惨烈的城市保卫战。
彭中荣：死守在山上，拿手榴弹拼。
解说：这是一场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城市争夺战。
彭厚文（学者）：最后是全部壮烈牺牲。
解说：它就是衡阳保卫战，它发生在1944年，它历时47天，影响整个抗战战局，使日本军队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
从6月28日到7月2日，是日军第一次总攻的关键期，日军连续五昼夜的全面进攻中，除了黄昏、拂晓和午时这三个时段，战况稍微沉寂停顿一两个小时外，其余时间由于日军无休止地进攻，双方也就无休止地战斗，衡阳正在进行着一场惨烈无比的生死大搏杀。
彭中荣：以后就机关枪、炮啊打，这就开始攻，那也蛮厉害的。你没在里面看过，在里面看过，这条命逃出来是不容易的，真正不容易。有时候一炮弹，一炸弹炸中了，整个一个战壕一排人没有一个，一个都不留。
解说：由于日军无休止地进攻，国军前线各处纷纷告急。6月28日、29日，南郊江西会馆外，新街与五桂岭南端阵地连续遭到猛烈攻击，先后都曾经被一部分日军突入。南郊141高地与枫树山阵地，6月30日至7月2日，曾三度被日军侵入。南郊湘桂铁路机修厂及其西侧高地，7月1日夜，曾一度被200余日军突入。
彭中荣：我跟美国人打仗我晓得，怕死，日本人不怕死，服从性特别好，日本人上等兵、班长、军官，一层一次服从性最好。
解说：对于被日军突入的我军阵地，国军组织预备队轮番上阵、猛烈反攻，誓将侵入的日军消灭在阵地前并夺回失地，但我军由此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
彭中荣：一天要死几十人，那担架都没有了。把竹床呢，四个脚朝天，这负伤的官睡在里面，山底的下坡转弯，山脚走啊就不会掉出来。那日本飞机来了，机枪一扫射、三个人死在一起，担架兵、负伤的军官死在一起。
解说：南郊张家山是确保衡阳西南防线的关键所在，是衡阳西南城郊战场的锁匙。整个阵地由三个标高不大的小高地组成，东南面是227.7高地，西北面是211高地，两高地之间相距约50公尺，正是步枪、机枪交叉火力网最有效的距离。
张家山在东北方向，比这两个小高地稍微高一些，位于前两个高地的正后方，相距约150米。整个张家山阵地呈品字形排列，可以互为犄角、互相支援、互相掩护。
在6月28日至7月2日的战斗中，日军曾向该阵地发起猛攻不下20次，均被国军击退。期间，有部分阵地或被日军冲入，或大部为日军占领，但旋即就被国军反复冲锋恢复，如此反复竟多达九次之多。
肖培：团长、营长亲自带兵上去冲锋，为什么要冲锋呢？因为前面那个小山坡，被这个日军突破几次，突破了之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什么呢，叫做逆袭、反击，由团长、营长亲自带兵进行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阵地就夺回来。
解说：负责这一带防守的是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他将师指挥所设在距离张家山主阵地仅700米，距离肖家山30团团指挥部仅300米的地方。目力所及，全师各阵地尽入眼中。他密切调配兵力，互相支援，确保张家山阵地万无一失。
彭中荣：我是参加张家山最高的那个山，就是打死68师团长的那个山。他来攻我们，一清早，还只麻麻亮就开始打，我起来脸都没洗，就上头前去了，开始5点多钟麻麻亮打起，打到8、9点钟，还抵住了，我抵住了。
解说：葛先才见前沿吃紧，立即命令手中的预备队师直属的工兵连和搜索连先期埋伏在张家山侧后，自己却率参谋和卫兵，更推进到肖家山前线指挥。
肖培：30号这一天，日军他做了充分准备，他以停兵山的炮来对付张家山，倚仗张家山和停兵山的西面的部队，西部的方向，对张家山进行进攻。他都是利用夜晚，空军发挥不了优势作用下。
解说：日军一开始对张家山进行攻击时，就势在必得，以泰山压顶之势，集中优势的炮火对国军阵地前的障碍物实施破坏式射击。与此同时对国军进行空袭和毒攻，而国军官兵则坚守工事，沉着镇定，不顾毒气威胁和炮火猛烈，先是大力扫射、继之以手榴弹轰击，最后以刺刀进行白刃战。
肖培：它都利用夜晚的时间进行步兵的进攻，白天用炮来打，而且在进攻之前，先用炮把你阵地轰炸一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它也以为我们这个山上可能没有人了，但是它一上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它以惨重的打击。
解说：6月29日，城南郊张家山阵地之227.7高地和221高地，先后于午后、黄昏、和午夜被日军三度突破，国军预备第10师29团，拼死搏杀，终于将阵地恢复。此时，预备第10师的三个步兵团均有重大伤亡，师的预备队兵力，只剩下师直属部队5个连，当然对阵的日军伤亡更是远在我军之上。
解说：7月的衡阳，炎夏似火的骄阳无情地烧烤着大地，激战后未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很快就腐烂起蛆，随风飘来奇臭无比。在张家山阵地前，日军打破了前几日的战规，疯狂地轮番进攻，不分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黄昏还是正午，只要缓过劲来立马就往上扑，一座锦绣繁荣的衡阳古城，竟变成了古今罕见的大屠场，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彭中荣：那死的人那个样子你没看见，张开嘴，头发立起来，眼睛鼓着的都有，白天就是苍蝇，红头苍蝇，叮叮叮吓死人，晚上就接班了，蚊子嗡嗡咬人的蚊子就来了。白天就红头苍蝇叮，晚上就换班来叮，好叮叮就发肿，人都肿起。
肿了一天就起蛆婆子，蛆婆子一钩，就流绿水，喊尸水、绿水，你看那个竹床，四只脚，人肿起，把那四只脚张开，你看好惨啊，讲起来别人不相信呢，我一讲起别人不相信。
解说：7月2日8时许，日军向张家山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第一波冲锋的兵力就有200多人，在日军数十门大炮和空军的狂轰烂炸的掩护下，日军进攻的生力军，很快就轻车熟路地突入国军211和227.7两高地。国军官兵奋勇迎敌，反复冲杀，但终因伤亡过大已无力克复阵地。
臧肖侠（第十军直属搜索营连长）：我看只有那个堡垒啦，那我这个连长最后就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员补充，我只有跟那个堡垒共存亡，我就拿一挺机枪就跳进去，跟那个（士兵）跟他一起，他在那里，在那里打。我一进去他说，他一面打一面说，哎，连长你来干什么，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地方啊，你要在你的连指挥所，你要指挥全连，我说好啦，全连都没有了，只剩你这个堡垒了，我跟你一起共存亡。
我们那两个射孔，他打一个，我打一个，我看那个堡垒，到堡垒里面才看到，堡垒前面那个敌人的尸首真是堆积如山，它已经挡住射孔了，已经妨碍射击，没有办法，要把敌人那个尸首给它打碎，打烂了以后才能看到前面。
解说：预备第10师师指挥所，师长葛先才密切地审视着战局的变化和进展情况，眼看张家山阵地情况危急，葛先才亲率师直属的工兵连和搜索连向前线支援。其实天气酷热，葛先才跑得大汗淋漓，顺手将上衣脱下，指挥冲锋。
肖培：士兵已经不多了，张家山有危险了，他就带着什么呢，带着工兵连和他的卫队一起冲上来。因为到山上的时候，这夏天嘛，比较热嘛，对不对，还没进攻的时候把衣裳脱下来擦擦汗嘛。但是在士兵里面传言，就是师长为了冲锋打赤膊，那我们那还要命吗，对不对。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之下，工兵连一举把这个敌人打下去了，葛先才也就把这个工兵连留下来了，让他们守卫张家山，葛先才就是因为这个，最先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解说：一时间，师长葛先才赤膊上阵，挥刀杀敌的消息传遍全军，极大地振奋了军心士气，国军官兵们士气大振，豪气如云，奋起喊杀，排山倒海般冲上两高地。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终将突入阵地的日军全部消灭。
然而国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原据守阵地的预10师第30团第1营官兵伤亡殆尽，全营连排级军官仅余排长一名。前去增援的师部搜索营连长，指挥部队与敌搏杀，屡扑屡起，最后扭住一个日本兵搏斗，绊倒在地拉响了腰中手雷与敌同归于尽。工兵连连长负伤不退，在与敌兵的拼杀中互中刺刀身亡。
彭中荣：你晓得这个衡阳是什么战啊，你晓得什么战，这是血战，不能丢衡阳，每个人都要上前方，一只手、一只脚可以打就回去，死守吧，死守衡阳吧，又不要你跑。
解说：张家山一战，日军付出了四千多人的伤亡代价，而国军据守的10师第30团官兵损失也在70%以上。日军在进攻张家山等阵地的同时，对虎形巢阵地也发起了猛烈进攻，然而连续五昼夜的冲击，除了在国军阵地前留下大批尸首以外一无所获。
彭厚文：第一次总攻中，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非常巨大，第一次总攻结束以后，日军的第68师团和116师团，每一个军队平均只剩下二十来人。
解说：从衡阳保卫战打响之日起，全国各地各大报纸，均对衡阳保卫战战况进行跟踪报道，此时的衡阳小城牵动着整个中国，牵动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心。同时在同盟国的心中，中国的战局形势完全聚焦到了这里。自从日军正式开展一号作战计划，中国各战区的节节失利，让同盟国担心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但是从衡阳保卫战这场战役上，所有的人又看到了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寸土必争的精神。
肖培：日本军官东条英机的下台，实际也就是这个直接原因之一，太平洋战役的失利，衡阳攻不下，这是他直接下台的原因之一。
解说：看到作战地图上敌我双方的战线，还是停留在衡阳市郊的外围线上，横山勇百思不得其解，一路横扫千里，所向披靡的大日本皇军怎么打到衡阳，这个不到30万人口的小城，就停顿下来了呢。无论从武器装备还是攻击士气，日军都没有问题，而且人员上来说更是数倍于中国守军，为什么就攻不下衡阳呢，横山勇越想越糊涂了。
周明(军事研究者）：一个士兵外号叫傻子，平时有点憨头憨脑，但是这个人就是，特点就是他的手臂力量非常强，投手榴弹投得很远、很准。结果他是在当时战斗中是被爆炸震昏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阵地上他自己连队的士兵一个都没有了。那么后来的部队就让他下去休息，他说我的兄弟们都死在这里了，我是不会下去的，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最后是拿了手榴弹，冲出阵地是与日军同归于尽的。
解说：在湖南南岳衡山的香炉烽下，有中国规模最大的抗日战争烈士陵园，南岳忠烈祠。南岳忠烈祠筹建于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期间，到1942年基本竣工。1943年7月7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大典，宣布所有抗战殉国将士均可入祠祭祀。
当时方先觉等第10军的将官们都参加了奠基大礼，方先觉当时曾向第10军的军官们倡导，大丈夫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杀身成仁为国捐躯，以入祀南岳忠烈祠为荣。
跨入忠烈祠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标志性建筑七七纪念塔，以此纪念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自那时以来无数的中国英烈抛头颅，洒热血，捐躯为国。
在他们的心里，倚门望归的娇妻幼子，伸手可及的大好前程，竟都挡不住民族国家四个字的召唤，压制不住胸中那股血性的沸腾，慨然上阵，英勇殉国。
横山勇他又怎么可能想得明白，战争这个怪物从来都不是仅仅以军事力量的高低来决定胜负的。
解说：7月11日拂晓，大地还未在沉睡中清醒过来，成群成群的炮弹呼啸而来砸到国军阵地上，日军的第二次总攻开始了。经过短暂休整和补充后，日军飞机开始不间断轰炸，日军的数百门大炮齐鸣，向国军西南主阵地猛烈炮击，并释放毒气，日军的陆空火力对国军阵地的工事、碉堡、外壕、木栅、铁丝网和交通壕等，进行饱和式的狂轰乱炸。然后其步兵如汹涌的潮水般，漫山遍野密集地向守军阵地冲来。
彭厚文：争夺的焦点就是衡阳守军的几个一线的主阵地，那么主要是在这个南部和西南部。
解说：五桂岭以东阵地，经日军一昼夜的猛攻，江西会馆的预备第10师第28团2营9连1排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南端的外新街的第9连主力及第8连均陷于苦战，战事遂成焦灼状态。28团第8连连长率部与突入阵地的100多日军，展开逐屋战斗，拼死抵抗，寸土不让，时至正午全连官兵伤亡殆尽。
肖培：第二次总攻它主要一个打法，就是先把你这个山，你这个阵地进行地毯式的轰炸，主要还不是飞机，主要是大炮，用炮地毯式的进行轰炸一次，就使我们的工事都被它摧毁。
解说：此时的第10军弹药人员极其匮乏，因此一个阵地在一天内几次易手都属平常。而10军各部队官兵没有一个人会选择放弃自己的阵地，或许是那份同生共死的战友之情，没有人愿意让友军的侧翼受到威胁。
就此艰苦的阵地争夺战不断地上演着，其中在日军攻入新街阵地后，第3师师长周庆祥的一次快速反应，使得南线第3师与预10师的防线得以保全。
周立起（国军第三师师长周庆祥儿子）：惨烈到什么地步，惨烈到他攻上来的人，他后面还在打炮，对吧。日本人甚至有点不顾他自己的人，已经冲进去的人，他生命可能也受到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照样开炮。
解说：新街阵地一旦被日军撕开口子，就会把预10师和第3师分隔开来，那样的话，两个主力师的防线将会分别被日军割裂，以至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于是周庆祥师长全力作战，展开争夺。
周立起：就指挥了，就是那条路上的一些部队，包括预10师的部队，统一指挥，把新街的日军，全部，已经打进来的全部消灭，还有一些人往回退了，那这条路新街又给夺回来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就马上决定给我父亲一座青天白日勋章。
解说：作为日军第二次总攻的主攻方向，也是国军的防御重点的张家山阵地，日军攻势更为凶猛，战斗更为惨烈。自7月11日黄昏开始，日军以100人为一梯队，在炮空猛力火力掩护下，分别向守军221和227.7两个小高地冲锋。
周明：日军投入的部队是116师团的133连队，它是被称为116师团里面最精锐的部队，为了争夺这个高地，日军133连队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猛攻，连续奋战了五天。在五天之内张家山这个阵地双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争夺12次，中国军队的伤亡非常大，有七个连是整连整连牺牲在阵地上。而同样日军的伤亡也很惨重，133连队三个大队长全部被打死在阵地上，六个中队长死了五个，伤了一个。
解说：但日军仍旧连续进攻，于12日中午又攻入我军阵地，守军无一人退却，全部壮烈殉国。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马上命令师部防毒连和30团直属部队组成突击队，向日军展开反冲锋，激战至当日黄昏，始将张家山阵地收复。
但守军还来不及整顿被恢复的阵地，日军又例行反扑，防毒连连长身中数弹，壮烈殉职，其余官兵奋战不退全部战死在阵地上。
周明：那这个时候呢，张家山这个阵地上，因为双方的死伤太过惨重了，鲜血在阵地上已经是很多很多了，整个山头的颜色都已经变红了，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解说：日军第二次总攻衡阳，又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仅高级将官就有联（连）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被击毙，而士兵的伤亡更是数倍于我军，横山勇不得不于7月19日再次下令停止进攻。
肖培：横山勇这个人相当地心残，他不但对敌人的士兵，他对自己的士兵也是这样，你从这个地方没攻上去，你这个部队非要从这个攻上去，我给你多少人都可以，他就是踏着自己同胞的尸体往上爬，所以一个高地上面，死那么三四千人是常事。
解说：日本人狂妄地宣称，只有其武士道精神才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相信，在中国没有比日本人更硬的东西，但这一次他们遇到的对手更刚硬。尽管是敌对方，日本人也不得不服气，承认这是自侵华战争以来，一次唯一值得纪念的苦难的战役。此时的衡阳，枪炮声、喊杀声，汇成一阵阵恐怖战栗的声浪，在天地间徘徊震荡，从无间断。
陈晓楠：关于衡阳保卫战，日军在战后的战史中破天荒地比较接近事实地，记录了对衡阳第二次总攻后日军的伤亡情况，总计日军伤亡人数是19286人，其中军官798人，伤亡总数中战死的是3860人，军官战死的264人。而直到整个衡阳战役结束，日军却无论如何也不发布其全部的伤亡情况。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日本人和田丈夫在其撰写的《难忘的湘江之行》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他说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军人大约战死了两万多名，受伤者将近六万，以京都大坂人为中心的两个师团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书中还透露在日本国内将衡阳之战和日军其他的两次著名败仗相提并论，那就是发生在同一年的印度英帕尔之战，和1943年太平洋战场上的卡达尔卡纳尔群岛之战。因为这三次失败，都是表现日本陆军高级指挥官无能的典型战法。
作者: 亮剑 时间: 2020-9-21 09:33
新中国英雄模范人物：彭雪枫[attach]5170[/attach]
彭雪枫（1907-1944） 男，汉族，河南省镇平县人，中共党员。
彭雪枫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辗转于各地，曾从事学运、兵运工作，参与领导农民暴动，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5月被派到苏区，先后任江西军区政委、红军大学政委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3军团5师师长等职，在攻克娄山关、第二次占领遵义城、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通过水草地，以及直罗镇等战役战斗中屡建战功。全国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1938年春调赴河南确山竹沟，兼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组织训练抗日武装。同年9月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任中共豫皖苏边区书记。后任新四军第6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4师师长、淮北军区司令员，领导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艰苦斗争，先后取得1942年冬季淮北反“扫荡”和1943年3月山子头战役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1944年8月执行中央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指挥所部进行西进战役。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壮烈牺牲。
作者: 亮剑 时间: 2020-9-21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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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白（1910-1949） 男，汉族，湖南省浏阳县人，中共党员。
李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通信连战士，后任指导员。1934年6月，到瑞金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赴上海担任党的秘密电台的工作，负责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1942年9月，日军在对秘密电台的侦测中，逮捕了李白夫妇。日寇对李白施以种种酷刑，但他坚不吐实，一口咬定自己是私人电台。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获保释。出狱后，党组织将他们夫妇调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他化名李静安，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日伪和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与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过程中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被捕后，经受了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和各种酷刑的逼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作者: 亮剑 时间: 2020-9-21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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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林（1916-1940） 女，汉族，福建省尤溪县人，中共党员。
李林幼年侨居印度尼西亚。1929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赴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举办的国民师范学校军政训练班，任特委宣传委员兼女子第11连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坚决要求到前方杀敌，被派到大同，任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委宣传部部长，后随晋绥边区工作委员会到雁北抗日前线，宣传和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参加抗日武装。11月，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支队长兼政治主任。1938年春，改任整编后的独立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率部驰骋雁北、绥南与日伪军作战，屡建战功。同年7月，牺盟会晋绥边工委成立，调任边委会宣传委员兼管边区地方武装。后当选为晋绥边区第11行政专员公署委员。1940年4月，日伪军集中1.2万兵力，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晋绥边区特委、第11行政专员公署机关和群众团体等500余人被包围。为掩护机关和群众突围，她不顾怀有3个月的身孕，率骑兵连勇猛冲杀，将日伪军引开，自己却被围困。26日，在身负重伤后，仍英勇抗击，毙伤日伪军6人。被日伪军包围后，她宁死不屈，将最后一发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4岁。
作者: 亮剑 时间: 2020-9-21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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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淮洲（1912-1934） 男，汉族，湖南省浏阳县人，中共党员。
寻淮洲1927年9月随浏阳工农义勇队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到井冈山，参加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排长、连长，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会剿”作战。1929年春随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1930年调任红1军团第12军34师营长、团长，后任35师师长。1932年3月任红1军团第15军45师师长，12月任第21军军长。率部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中，率21军插入敌后，切断国民党军第52师退路，为全歼该师创造了条件。6月任红3军团第5师师长，率部参加东方军，入闽作战，指挥部队连战告捷。同年10月任红7军团军团长。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7月，他和乐少华奉命转战闽浙皖赣边。11月所部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他任第19师师长，继续率部北上。同年12月，在安徽太平（今黄山）谭家桥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不幸腹部中弹。在弥留之际，口中还在反复地念着：“北上抗日！北上抗日！”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
作者: 陆好天 时间: 2020-9-22 14:05
抗战史之决定抗战命运的十大著名战役或大型会战（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中国大陆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台湾方面称其为中华民国抗日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坚定地采取了持久战战略，并迅速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抗日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具有互补性和配合性的战场。
虽然正面战场，由于国民政府采用的是单纯靠政府和军队进行对日作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战略指导路线的失误和三次国共摩擦的影响，致使正面战场的一些重要的大型会战遭到了失败的结局；但是国民党军队官兵的作战依旧展现了英勇无畏的拼搏精神，且保持着较为高昂的应战斗志；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也在正面战场，书写着可歌可泣的抗日御侮的历史篇章。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均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同时，也付出了380余万人的惨重的伤亡代价，其中，国军以伤亡3227926人的代价，歼灭日军85.9万余人-104.9万余人之间；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和“华南游击纵队”共伤亡58.4万余人，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中国战场合计歼灭日军为157.6万余人，击毙日军在44.7万余人-78.7万余人之间；中国革命战争军事博物馆采用择中值，即中国军队击毙日军在55万余人左右。国共两党结成了广泛意义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期间，起到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在此，将正面战场对抗战全局影响深远的十大重要的战役或大型会战进行点评。
淞沪会战
从1937年8月9日起，驻沪日军就不断向国军第九集团军进行挑衅。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带领一位士兵驾车强行闯入虹桥机场进行侦查，不听国军守卫部队劝阻，发生冲突。中国守卫部队不得已将2人击毙，成为淞沪会战爆发的导火索（虹桥事变）；8月13日日军正式向国军第九集团军发动全面攻势，淞沪会战全面爆发。
国军第三战区统筹指挥整场会战，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由蒋介石亲自指挥）进行担任战区总指挥，国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将军任前敌总指挥，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央军尽出主力精锐部队。同时，川军、桂军、黔军、滇军和粤军等地方实力派部队也相继投入兵员与日军展开血战。此战，国民政府共投入军队达75万余人。日军派出8个师团与2个旅团（隶属上海派遣军的为第三、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第一零一师团等6个师团；隶属于第十军的有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等共3个师团，后成为华东派遣军）约28万余人。双方鏖战近3个月，国军以伤亡25万余人-33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4万余人-6万余人左右。粉碎了日军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战略企图，破坏了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既定亡华战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与抗日决心，同时，也为中国沿海地区工业设施内迁，保存全国的经济命脉争取了宝贵的战略转移的有效时间。
台儿庄战役（台儿庄大捷）
徐州会战爆发后，国军第五战区统筹指挥了整场对于抗战具有重大影响的战役。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16日-1938年4月15日）是徐州会战初期的重要战役之一。又称台儿庄会战或鲁南会战。战役由滕县战斗、临沂附近战斗、台儿庄主战场及其周边村镇的战斗和日军的溃退，中国军队的追击作战等重要的作战部分所组成。
在历时近1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约29万余人参加作战，日军参战人数约5万人。中方以伤亡约2.2万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2万余人（实际上，中方伤亡5.2万余人，日方伤亡2.5万余人）。这场战役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与决心（尤其是国统区军民）。这场别开生面的战役鼓舞了全民族对日作战的士气，改变了国际视听对中国抗战的悲观论调，荡涤了日本侵略者的“不败”威风，歼灭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此次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长城抗战（喜峰口战斗）和绥远抗战以及平型关大捷等战役后，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又一次重要的胜利，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战役规模的胜利或最大胜利之一，也是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此战，重创日军坂本旅团大部，共歼灭其3500余人，也沉重打击了日军濑谷支队，歼灭其8500余人。同时，使日军主力坂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和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因此，中国军队理应谓之“胜利”。被西方军事家誉为中国战场的“坦能堡战役”。
万家岭战役（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战役由第九战区统筹指挥了整场作战，其又称德安会战。属于武汉会战期间的重要胜仗之一。此战，中国方面派出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的第四军，第七十四军，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七师，第九十一师，新编第十三师，第一四二师，第六十师，预备第六师、第十九师，第一三九师的一个旅，新编第十五师的一个旅，共十万余人参加作战行动。前敌总指挥则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吴奇伟将军。
日本方面，参战的主要部队为侵华日军的华中派遣军下辖的第106师团，师团长为松浦淳六郎中将。第106师团下辖步兵第111旅团（步兵113联队、147联队）和第136旅团（步兵123联队、145联队），以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各一个联队。
此战，国军重创日军第106师团大部，共毙伤日军1.5万余人（据日军战报称阵亡3300余人、受伤4036人，另有9925人在战斗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无法继续参加战斗）。同时，重创日军第101师团一部（第101联队主力一部分）。并差点直接攻入日军第106师团指挥部，取得了重要的胜利。
此战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军人在万家岭战役中，为赴国难而表现出了不畏强暴，虽死犹战的顽强战斗精神，用生命和忠诚铸成了万家岭这座庐山脚下的历史丰碑，将千秋万载永远耸立在人们的心中。
万家岭大捷与台儿庄大捷齐名，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大获全胜的著名战例之一，研究者众多，硕果累累，表现了中华民族敢于与来犯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万家岭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歼敌史无前例的重要战役之一，他打出了民族尊严、打出了国威。压制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嚣张的侵略气焰。充分展示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中华儿女团结御倭的爱国主义精神。叶挺将军也曾评价：“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随枣会战（襄东大捷）
随枣会战发生于1939年5月（民国二十八年），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队）在湖北随县（今为随州）、枣阳地区与日军的作战。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为了解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方向日军主力的战略威胁，向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和枣阳县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939年5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解除国军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对平汉铁路沿线交通的威胁，以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和骑兵第二、第四旅团等部，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全面进攻。为牵制和阻击日军的进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将所属部队编为左、右两个集团军单位与江防部队进行防御作战，并伺机实行反击。战至1939年5月23日，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先后收复枣阳、随县及其周边23个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等会战发动前的驻地，使战场局势恢复战前态势，会战宣告结束。国民党军队毙伤日军1.3万余人，第五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伤亡2.8万余人。日军未能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因此，国军最终取得会战的胜利。
这场大型会战，中国军队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能够较为有效的协同配合，然而，局部兵力投放缺乏灵活性，曾一度，被日军包围，处于被动的局面，后经调整部署，在全军将士的浴血奋战的基础上，成功地恢复原态势。中国军队，虽然也遭受到了较大的损失，然而，成功扭转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的战略企图，并使之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此战，国军第五战区主力，成功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在战场遗留尸体就达到了5000余具，达到了牵制且消耗日军的战略目的。中国军队伤亡2.8万余人，然而，较为成功的完成了既定的作战计划。第五战区在会战中期，通过调整指挥部署；逐步表现得进退主动，适时地将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依托大洪山和大别山脉以及桐柏山的有利地形，展开灵活机动的山地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正面的阵地作战；使局势转变为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日军撤退时，国军也采取较为有力地追击或阻击行动，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随枣会战前后历时不及3周。日军使用主力部队突破汉水东岸的中国守军阵地；突进至预定的目标完成一翼包围，然而，其他两路日军则在随县及其北侧地区遭受到国军的有力抗击，未有任何进展。第五战区鉴于这一战场形势，决定调整作战战术，由主力逸出敌之包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深入日军背后打击敌人，在形势出现有利转变时，再命令部队转守为攻，有力地反击日军。日军由于合围计划遭到了失败且面临中国军队的有力反击，不敢久留，遂被迫撤退。中国军队尾追不舍，进击日军侧翼。至5月24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枣阳、桐柏、确山、上蔡、随县等地，日军逐步退回至原防线，战场形势恢复至战前态势，会战以第五战区的胜利而结束。
桂南会战（昆仑关大捷）
桂南会战爆发于1939年11月份，日本侵略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为切断中国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为日本海军航空兵持续对滇越铁路（昆明至河内铁路）、滇缅公路沿线交通进行的战略威胁，指挥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共3万余人，在海军的协助下，于1939年11月15日在广西南部的钦州湾地区登陆，突破沿线中国守军的防御阵地，桂南会战正式爆发。1939年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邕宁）。随后，日军分兵两路，以一部南下攻占龙州及镇南关；另一部北上攻占高峰隘、昆仑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桂林行营主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部部长的桂系领导人白崇禧将军为收复南宁，恢复桂越国际交通线的运输，指挥第四战区国军主力分三路反攻南宁：北路军为第38集团军，共4个师，从思陇向昆仑关进攻；东路军为第26集团军，共4个师，袭扰漓江（邕江）南岸日军，并破坏邕钦路，阻止日军增援；西路军为第16集团军，共4个师，向高峰隘进攻，并阻击南宁出援之日军；预备队为第99军。北路军向昆仑关发起了总攻。第5军军长杜聿明将军以荣誉第1师为主攻部队从昆仑关正面发起总攻，以新编第22师向五塘、六塘攻击，迂回昆仑关侧后，19日，西路军向高峰隘、四塘、新圩、吴圩等地发动进攻；东路军向钦州、小董、大塘等地发动攻击，以配合北路军的作战。北路军战至11月31日，成功歼灭第5师团的第21独立混成旅团主力5000余人，成功收复战略要地昆仑关。1940年1月上旬，日军由粤北地区抽调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逐步分兵增援桂南地区，1940年1月28日日军再度发起进攻，战至1940年2月3日，再次攻占宾阳、昆仑关等地，迫于战线拉长，而随后收缩兵力于南宁附近。中国军队再次发起反击，于1940年2月14日再次夺回昆仑关，并进至昆仑关附近的五塘村等地。日军固守南宁（邕宁）外围阵地，在四塘、高峰隘、蒲庙之线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局面，1940年9月份，日军第21军主力陆续奉命调入越南。1940年10月，第四战区鉴于战场局面的突然变化，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将军果断命令第16、第35集团军（共6个师）乘势发起反攻，先后收复龙州、南宁（邕宁）、钦县和镇南关（今友谊关）等地，至1940年11月份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局部性胜利而结束。
桂南会战期间，中国军队成功歼灭日军8100余人，重创日军第五师团，并将日军第21军主力逼退至越南，造成了日军在局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同时，作为这场大型会战的核心战事，昆仑关战役的胜利，成为国军机械化作战兵团在抗战全面爆发以来，攻坚作战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重创日军第21独立混成旅团主力大部，歼灭日军5000余人，击毙第21独立混成旅团86%的军事指挥人员，其中，日军少将中村正雄旅团长被击毙。成为昆仑关战役当中，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
豫南会战（豫南大捷）
豫南会战是中国第5战区国军主力在河南南部抗击日军的一次成功战例。1941年1月18日，日军第11军为了打通平汉铁路南段，解除中国军队对信阳日军主力的威胁，纠集步兵7个师、骑兵1个旅、战车3个团的兵力，在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分左、中、右3个兵团，分兵三路，准备向豫南地区发起全面进攻。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决定采用避实击虚的正确战略，留少数兵力正面抗击日军主力，主力转向两翼活动，待日军进攻兵力分散之时，从其两侧及背后围歼之。豫南会战是武汉周围地区防御作战中的一次成功战例。
豫南会战的主要战事基本发生在1941年1月底～2月上旬之间，共持续18天之久，由于中国正处于农历传统的春节期间，此次会战，又称抗战期间著名的“闹新春”。这场会战主要发生在河南省南部地区，是一场中国军队在河南信阳以北地区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著名会战。日军为寻歼在豫南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汤恩伯兵团，抽调第3、第17、第40师及特种兵一部，集中在信阳以北地区，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进攻豫南。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3个集团军共8个军组织防御。1941年1月30日，日军中央兵团兵分两路，企图协同两翼兵团夹击中国军队。1941年1月31日，日军攻占豫南地区的舞阳、上蔡等地，对中国守军形成包围态势，然而，中国军队已先行转移，致使日军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落空。此时，日军侧背又受到中国军队的多路攻击，正阳已被驻扎皖西地区第84军克复，日军的后方交通受到严重的威胁，遂于1941年2月1日开始回撤。日军第3师从舞阳撤出后，于1941年2月4日攻占南阳，2月6日放弃该城，向唐河、泌阳方向撤退。国军第13军顺势收复舞阳后，即向南阳方向追击日军。与此同时，由舞阳南撤的日军第17师团及第15、第4师团各一部，在象河关附近遭到中国军队猛烈的打击，伤亡惨重，向南溃退。至1941年2月7日，各路日军均被迫撤回信阳附近。此战，中国军队共毙伤日军9000余人。
豫南会战以侵华日军失败，中国军队胜利而宣告结束。豫南会战的胜利大大提振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信心与决心，体现了中国军民团结抗争的伟大力量，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豫南会战又被西方军事家誉为“中国战场的列宁格勒会战”。
上高会战（上高大捷）
上高战役（上高战役、锦江作战、鄱阳扫荡战）是抗日战争期间，中方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场重要的会战，被时任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将军称为“抗战爆发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上高会战发生于1941年3月份，驻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大岛茂因友邻部队第33师团预定要调到华北参与对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行动，要求第33师团调走前，配合自己扫荡南昌周围的国军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却因两个师团严重的缺乏协调配合的默契；导致第34师团一头扎进了中国军队4个军的合围圈，是为“上高会战”。中国军队统计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日军15000余人，日军自报伤亡千余人。
上高会战，由于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上，给予日本侵略者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也预示了日本侵略者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延缓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当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这场大型会战的战场实际指挥官为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将军，在1941年3月29日给蒋介石电报中汇报的战果为：毙伤日军少将步兵指挥官长岩永汪、大佐联队长浜田以下1.5万余人，自身伤亡2万余人，然而，他的顶头上司，第9战区司令薛岳却没有认可这个战果，薛岳将军在4月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直接将罗卓英的战果打了个八折，称伤毙日军12520名，俘敌14人 。日军宣称造成中国军死伤17,119名，失踪2,814人，对于己方损失在战报上则只字未提，日本网站引用的日本右翼战史学家儿岛襄的估计为1000余人。
姑且不论中方投入的兵力和伤亡情况，日军方面的死亡人数是存在严重的高估。日军战后编的战史只承认此次会战投入的两个师团级别的作战单位都有一个步兵联队未参战，以治安师团三联队制满编顶多一万三千人的规模，实际上，两个师团级别的作战单位投入战场的兵力顶多近两万余人，再加上，兵力至多3千余人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满编5000人），日军在本次会战的投入兵力顶多2万5千人内（罗卓英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上开始估计日军只有一万，后来才说是三万），不可能出现6成的伤亡比，国民政府的战报明显出现灌水的现象。虽然，根据战报所提到的数据，可能存在灌水的现象，但是这不代表国军在此役徒劳无功。日军山炮属联队(团级)编制武装，一联队4门，缴获了6门该型号的山炮，代表至少有2个步兵联队遭遇被击溃的命运，对此次只投入6个步兵联队的日军来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作战单位是受创严重，对日军的伤亡冲击可谓不小。
图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作战示意图
图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作战示意图
图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作战示意图
长沙会战（三次湘北大捷）
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为“第一次长沙战役”、“第一次湘北会战”，日军称“湘赣会战”），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会战。至10月9日，中国军队第195师恢复到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陆续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此战歼灭日军3.4万余人，取得了较大的胜利。第二次长沙会战（又称第二次长沙战役，日军称长沙作战），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2.5万余人-4.8万余人之间，击落日军作战飞机6架，击沉日军汽艇9艘，使日军妄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国军主力的战略计划再次遭到失败。第三次长沙会战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同盟国军队与日军交战的首场战役，它的胜利，对国内、外都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全面性胜利，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与信念，对提高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军的作战士气，支援英、美军队在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成就了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术”。此战，歼灭日军5.6万余人，被蒋介石称作“抗战以来最得意之作”。
从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腥风血雨的三次“长沙会战”，是八年抗战当中，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次，中国军队100余万人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系列大会战。这三场震惊中外的大型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日军受到了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在湘北战场折损兵力10.7万余人-12.8万余人之间，成为抗战期间决定最终战局走势的三场重要的大会战。
石牌保卫战（鄂西会战的核心战事）
石牌要塞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一带的西陵峡地区。其所在的石牌村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小村庄，依山傍水。石牌很美，从石牌望出去，仿佛此处就是“江山如画”一词的诞生地。长江西陵峡地区的石牌镇，因西陵峡段长江南岸的象鼻山一侧的一块形似矗立着的令牌的巨石而得名。它高40米，顶宽12米，厚4米，重达4300余吨。长江因它的存在，在这里突然右拐110度，构成了天然的战争天堑，为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石牌古村距离宜昌市区仅30余里，枣宜会战后，日军攻占宜昌，石牌便成为拱卫战时陪都重庆的第一道要塞式防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石牌要塞的得失，是鄂西会战最为重要的作战关键点。为何这么下定义呢？这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要点：①鄂西地区作为进入川渝地区的战略前沿，具备着得天独厚的险要地形（巫山山脉、大巴山脉等山地作为环绕鄂西和川东地区的重要山脉）便于中国军队依托防线两翼的有利地形形成较为积极地防御态势；②石牌要塞坐落在号称“长江天堑”的宜昌石牌镇附近，象鼻山巨石使长江突然在此处形成右拐110度的巨大险湾，使得石牌要塞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家必争的防御要地。对往来船只也具有相当的震慑作用；③鄂西地区是第六战区的指挥中心恩施市的所在地，它是我国土家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民风彪悍且具备一定抵抗外来入侵的民族意识。这些因素，预示着日军深入长江三峡必定是需要走一招险棋。
当然，事实也印证了日军失败的必然结果。石牌保卫战的最终结果也是以国军的重大胜利而告终。胡琏将军无疑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亲率第18军第11师死守石牌要塞。同时，陈诚将军电告王敬久将军的第10集团军迅速隐蔽迂回到日军侧翼防御薄弱的渔洋关，进行了一场关键的反击作战。渔洋关反击战的胜利，基本解除了石牌被日军三面围困的危险局面，形成了国军外线主力部队局部反包围日军的有利态势，为宜都追歼战的发动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条件。此战，国军歼灭日军7千余人。完成了对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和第39师团各一部的重创，并使鄂西会战的整体战局开始朝向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发展。石牌保卫战的胜利，意义极其重大，是抗战期间的重大军事转折点，西方军事评论家誉之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它粉碎了日军入峡西进，企图集中兵力突破国军石牌防线，进而，攻打重庆的战略部署，遏制住了日军企图将战火燃烧到西南地区的狂妄计划。石牌保卫战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结局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湘西会战（雪峰山大捷）
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大会战，也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转折点。侵华日军此战主要进攻目的是为了争夺芷江空军基地，从而，摧毁中国空军的前沿机场，故日军战史又称其“芷江作战”。
湘西会战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共持续近55天。双方参战总兵力达到近28万余人，战线长达近200余公里。在国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将军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雪峰山大捷，歼敌2.8万余人。湘西会战的主战场主要分布在怀化市境内，大致在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会战以日本军队的全面溃败而结束。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因此，湘西会战也被称作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
日军重广支队在作战期间，受到了中美联合空军与国军地面部队的联合打击。可以说，是湘西会战期间，损失较大的日军部队之一。芷江机场方面曾出动美式P51野马战斗机于1945年5月13日对被包围的日军进攻轰炸，同时，国军各部发动对陷入包围圈内日军的猛攻。日军重广支队，经力战不支，而全面溃散，各部分头逃窜。另外，还未来得及撤退的日军部队被中美空军打的没地逃窜，只得跪在地上向机翼上印有青天白日徽章的中国空军作战飞机挥动白旗被迫求降。
最终，重广支队在作战期间，丧失了作战能力，惨遭几乎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只有少量残兵成功脱离战场，完成了与日军第47师团会合的任务。
日军第47师团余部被迫于1945年6月1日前后，全线后撤。
至此，日军各部全线退回湘西会战之前地域，长达55个昼夜的湘西会战到此以国军的完全性胜利而结束。
日军伤亡2万8千人，其中死亡1万2498，还有大约1000人被国军围困后绝望自杀，日军被全歼一个旅团还有四个联队，一个师团被重创。国军缴获迫击炮43门，榴弹炮13门，山炮5门，重机枪48挺，轻机枪240挺，掷弹筒260个，步枪无数，还得到了日军洋马1650匹（马在山路行走较慢，日军最后只顾人逃命，丢弃了大量马匹）。国军方面伤亡2万660人，其中阵亡7817人（军官823人），比日军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二还少。除此以外，国军还夺得日军军旗90多面（抗战中日军军旗必须死死保住，日军方面的命令是只要还剩一个人就必须保住军旗），并且俘虏日军447人（军官42人）。
湘西会战的胜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①它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一场重要的完胜，日军战史对其承认为“侵华战场的一次全面性的失败”，也是日军在二战期间所遭遇的第八次战略大溃败（其他七次为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途岛海战、瓜达卡纳尔岛会战、英帕尔会战、塞班岛战役和莱特湾海战以及冲绳战役）。②国军以较少的伤亡赢得了战场上的全面优势的战略局面，这也是以往历次大型会战所不可想象的较为有利的局面。③它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正战略转折点，也是中国军队正式进行正面战场战略反攻的重要一战。从而，在正面战场经历了多年的惨败和惨胜之后，真正迎来了意义重大的一场“完全性胜利”。
作者: 陆好天 时间: 2020-9-22 14:09
黄桥事件：抗战时期不能忽略的一场大规模国共内战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守在敌后战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外，国民党也开辟了敌后战场，并将全国三分之一的军事力量用于敌后抗日。
徐州会战之后，江苏沦于日军之手，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率部留守打游击战。韩德勤的嫡系部队包括第89军和第57军之第112师，另有名义上归其节制的李明扬、李长江的游击队。
1939年2月底，新四军冲破国民党划定的防区，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1月，江南指挥部成立，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
在新四军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党方面也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一方要突破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的限定，另一要限制中共的发展，双方的摩擦不可避免。
韩德勤对新四军尤为疑忌，1940年上半年，多次制造摩擦，先后挑起半塔集之战和郭村之战，但韩部并未占到便宜。
1940年7月，毛主席指示陈毅、粟裕：“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7月25日，陈、粟挥师东进，占领原属苏北国军的泰兴县城以东的黄桥地区。
8月，韩为挽回颓势，决定彻底解决黄桥地区的新四军，以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企图把新四军“赶进长江喝水”。
国共双方在这一地区可谓针锋相对，一场大战难以避免，最终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黄桥事件”。此时，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仅有5000人，而韩德勤调集的正规军和杂牌军约有3万人，彼此实力悬殊。
9月4日，韩德勤首先指挥李明扬等部，进攻黄桥以北营溪的新四军，两日后遭受大败。之后，韩派兵据守姜堰，封锁新四军粮食来源，企图将黄桥地区新四军困死。
黄桥战役时的陈毅。
9月13日，新四军发起反攻，激战一天，打掉了36个碉堡，攻占姜堰，歼灭韩军千余人，俘虏2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为了延缓新四军与韩德勤部的决战，陈毅决定回应韩德勤的要求，让出姜堰。陈毅在此下了一招妙棋，他没有将姜堰直接交还给韩德勤，而是交给了苏鲁皖边区游击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
“二李”虽是韩德勤的下属，但不是嫡系，一直遭韩的打压和排挤。陈毅利用韩、李之间的矛盾，亲自拜访“二李”，做统战工作，收到良好成效。
同时，部分八路军也南下苏北皖东，与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形成了对韩部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
新四军将姜堰送给“二李”，让韩德勤恼羞成怒，促使他加快了进攻新四军的行动。9月底，韩制订了收复黄桥计划，调集3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新四军猛扑。其部署为：以嫡系李守维89军、翁达独立第6旅为主力，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以李明扬、李长江为右翼，以5个保安旅为左翼，分别进攻黄桥以西和以南。
新四军在黄桥战役中缴获的迫击炮。
由于陈毅在战前对“二李”做了大量争取工作，使得他们保持中立，战斗打响后，基本上按兵不动；左翼保安旅多系乌合之众，畏缩不前，不足为患。国民党一方实际参加战斗的，只有第89军（辖33师、117师和独立第6旅）的1.5万人，呈孤军深入之势。
10月4日下午，新四军变守为攻，先发制人，将由古溪经高桥向黄桥前进之韩部截成数段。此后的战斗中，新四军依托黄桥基点，采取攻势防御，以少敌多，迅速将韩部击溃。
5日是战况最激烈、也是战果最丰的一天。粟裕命令新四军3个纵队，分别从黄桥以南、西、东三个方向进击，当晚，韩部主力被歼灭，战斗基本结束。5日夜，89军军长李守维率残部逃跑，在惊慌中骑马过河时落水，竟因抢救不及而溺死。
10月6日，战斗结束，新四军以5000战斗人员，伤亡900人的代价，取得完全胜利。
3天的战斗中，新四军共歼灭韩部1.1万人，俘虏33师师长孙启人等大小军官600多人，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可以说，第89军在黄桥被全歼。
经过此次惨败，蒋介石并没有致力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而是寻机报复，三个月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现在的官修史书上，“皖南事变”被大书特书，义愤填膺地批判蒋介石，但对黄桥事变鲜有提及，这不是完整的历史。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作者: 飞天火猪 时间: 2020-9-22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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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武(1904年-1968年)，字佐民，汉族，山东泰安人。抗日革命家、抗日名将，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山东省主席、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主任，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中正剑持有人。
1924年11月考入黄埔军校;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率部创建第七十四军，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师长、副军长;1939年，因功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1945年1月，升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任受降主官;1946年1月下旬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3月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10月23日，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等职。
蒋介石称赞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时人有"宁碰阎王，莫碰老王"之谓。王耀武精明强干、头脑清晰，被中共高级将领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 。
弃工从军
王耀武，1904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上王庄（今岱岳区夏张镇上王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父亲与长兄早逝，在母亲培养之下成人。9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拜张宝亭先生为师，读的是“四书”、“五经”。19岁时，家境败落，不得不辍学谋生，投亲到天津，在天津租界里一家烟草公司充当干杂活的工人。后南下上海，到马玉山糖果公司当了店员。
1924年冬，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便前往广州投考。1924年11月，正式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在军校学习期间，他严遵校训、勤奋学习，赢得了学生队总队长严重对他的青睐。
展露头角
1925年9月，军阀陈炯明占领潮州、汕头，计划进犯广州。国民革命军于10月1日开始第二次东征。这次东征，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学生军的教导团为主力，并动用了黄埔三期的学生。王耀武还未毕业就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作战勇敢，表现突出。
1926年1月，王耀武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三团四连任少尉排长。由于他作战勇敢、带兵得法，不久就被晋升为上尉连长。
王耀武在参加第二次东征取胜之后，部队驻在潮州、汕头一带休整，后来又进驻福州。王耀武任宪兵营第一连连长。在福州期间，得到福州地方法院郑推事的欣赏，王耀武便娶了郑宜芝（别名郑宜兰）为妻。
1928年春，王耀武奉命参加第二次北伐，作战对象是张宗昌、孙传芳的军阀部队。日本庇护张宗昌，出兵干预，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蒋介石怕引发中日战争，下令绕道北进。当北伐军奉命撤离济南时，王耀武有意留在城垣配合李延年团死守济南。
中原大战，王耀武在此战中屡建战功，于是，1930年9月升至团长 。
淞沪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耀武率五十一师从汉中前往上海，参加淞沪抗战。战后五十一师与五十八师合编成立七十四军，以俞济时为军长。之后七十四军成为国民党抗日劲旅，王耀武成为七十四军的一员主将。
南京保卫战
1937年12月初，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参加南京保卫战，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命令，负责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防御。此役从12月7日开始到13日结束，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6天，终因武器悬殊而撤退。
兰封会战
1938年5月，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参加兰封会战，与日军土肥原之第二师团激战于河南三义寨附近，重创日军。
万家岭战役
1938年7月，王耀武率部参加万家岭战役。五十一师协同国军其它部队与日军激战数周，伤毙日军4000余人，取得万家岭战役的胜利。战后王耀武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仍兼五十一师师长。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6月，王耀武升任七十四军军长。9月，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奉命拦截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王耀武运用反包围的战术，经过3天激战，收复高安城。
上高会战
1941年春，王耀武率部参加了江西上高会战。3月15日，日军合击上高县城，王耀武令五十七、五十八两师进入第一线。在争夺鸡公岭战斗中，击毙日军1000余人。24日，在白茅山战斗中，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先后发起7次冲锋，毙敌2000余人。25日，七十四军全线出击，锦河南岸日军被肃清。26日，中国军队形成包围圈，将日军包围在直径不满5公里的包围圈内。27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突围，七十四军猛追不放。日军投掷毒气弹，使七十四军第一线官兵中毒很多，但七十四军官兵仍然猛追不放。28日，五十八师进至长岭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至中午，五十一师赶到，袭击日军右侧。五十七师形成对官桥镇的包围，日军-退守官桥镇内，五十八师乘胜冲锋，与日军展开巷战，激战至下午，官桥镇收复，歼敌600余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被打死。31日，中国军队克复陷入日军半月之久的高安镇。
浙赣会战
1942年4月，王耀武率部参加浙赣会战，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的企图。
鄂西战役
1943年4月，王耀武率部参加鄂西战役，七十四军经石门对湘北松滋县日军侧背攻击，并截断日军交通线。此次战役结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七十四军军长。
常德会战
1943年11月，日军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常德，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常德会战。王耀武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日军激战，让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部坚守常德城。余程万师弹尽粮绝时，退出县城。后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反击，在其它部队的配合下，经过6天激战，收复常德城。1944年2月，王耀武升任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一OO军。
雪峰山战役
1945年4月，国民党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亲自指挥湘西雪峰山战役。日军以坂西一良中将为指挥，纠集6个师团的兵力，约10余万人，沿湘黔公路向芷江进犯。王耀武率十八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OO军及湖南省吴奇伟所率保安部队共约30万兵力迎击日军。战役历时近两个月，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来中国军队从防御转入进攻，日军溃不成军。战役结束后，计伤毙敌28174人，俘敌军官17人，士兵230人，战马347匹，火炮24门，机 100挺， 1300余支，其他战利品20余吨。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不久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年仅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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