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进行5次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稳定了朝鲜战局，迫使敌军接受停战谈判。在此期间，志愿军通信官兵发扬光荣传统，战胜通信装备落后、技术人员奇缺以及敌机狂轰滥炸等重重困难，浴血奋战，创造了许多独特的通信方法，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
报话机打起了哑谜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第120师、第118师在云山东侧的玉女峰、两水洞及温井进行的战斗，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第一次战役，我军主要趁敌分兵冒进之际，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制止敌进攻。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得知我第39军已经包围了进占云山的美骑兵第1师第5、第8团时，立即决定以第39军为主，歼灭美骑兵第1师为这次战役的主要任务。彭德怀认为，要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我其他军务必更加猛烈地攻击自己当面之敌，能歼灭的要坚决歼灭，歼灭不了的，也要紧紧地咬住敌人，使之不得增援云山。彭德怀向参谋长解方交代了他的意图，并令其迅速下达命令。
解方受命后，立即起草电报，但只写了几个字就搁笔了。战机稍纵即逝，这样紧急的命令，用无线电报下达已经来不及了，而有线电话又不通，解方决定亲自用短波报话机与各军指挥员通话。他对着话筒说：“我讲老吴他们的事，你们明白吗？”对方都回答说：“明白，请讲。”解参谋长接着说：“他们的工作是主要的。你们务必做好自己的工作，能完成的要坚决完成，完不成的也不能放手，决不能给‘胖子’添麻烦。明白吗？”对方都回答：“明白，请放心！”完全用暗语说不明白，用明语又怕泄密，解方采用这种“打哑谜”的办法，用隐蔽的语言下达了彭德怀的命令。通信内容涉及部队番号时，就用“老吴”“老李”“胖子”等指挥员的姓名或“雅号”来代替，涉及地名时就用“离‘老吴’东面或者西面多少里”来代替，达到了番号及地名保密的目的。
命令下达完只用了几分钟。各军坚决执行这一命令，迅速发起猛攻，打了出师朝鲜的第一个大胜仗。
“隐身”直插 暗语传令
第一次战役后，志愿军通信官兵认识到无线电通信要提高时效及加强保密，必须充分完善无线电暗语通信。于是编制了新的暗语和代号，使密语内容由原来2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为了加强保密，在战术范围使用地名代号，在战役范围则采用地图坐标加密的办法，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无线电信号通信。
1950年11月27日，第二次战役的西线反击作战中，在德川、宁远之战获胜后，为乘势而上，尽快形成合围之势，彭德怀紧急电令第38军以主力向军隅里方向进攻，以一部向军隅里以南的三所里进攻，迂回堵击军隅里、价川逃敌。
从德川到三所里至少140华里，受领任务的第113师虽已人困马乏，却依旧急速前行。敌机频繁临空侦察，若按惯例走走藏藏或是昼伏夜出，便无法按时到达三所里。第113师决定利用部队深入敌纵深后方、敌机不易辨别敌我的条件，丢掉伪装，轻装前行。同时，为防止被美军无线电技术监听、暴露行军意图，遭到敌人围攻和轰炸，第113师关闭了电台，实施无线电通信静默。第113师日夜兼程，终于在28日晨赶到三所里地区，顺利完成了直插任务。
该师到达三所里地区后，立即架起无线电报话机与志愿军司令部电台联络。一接通，他们就向志愿军司令部发了3条暗语：“我师已进至三所里”“敌企图经三所里向南撤退”“请示我师任务”。彭德怀看到后，断定截断敌退路是这次战役获胜的关键，于是采取了越级指挥的果断措施，使用无线电通信向第113师下达命令：“要你部坚决截断敌退路”，整个联络过程不到5分钟。与该师联络结束后，志愿军司令部即与第38军军部沟通联络，通报了第113师的情况，并要求军主力迅速向该师靠拢，通信联络也只用了几分钟。彭德怀对这次战役中通信联络保障很满意。解方在总结这次战役经验时说：“这次战役的胜利，从指挥意义上讲，无线电信号通信（又叫无线电暗语通信）起了重要作用。”
疾驰的“救火车”
在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中，有一种通信保障方式被形象地比作“救火车”式通信。所谓“救火车”式工作方法，即工作过程如同救火车在大街上奔跑，全线开绿灯，谁也不能阻拦。
1951年1月25日开始，敌人趁我军休整及补给困难之际，再次向中朝军队发起全线进攻。我军组成东西两线战役集团，东线由邓华副司令员指挥，于1951年2月11日开始实施战役反击。发起反击当天，彭德怀定下决心：拟令东线战役集团先打横城之敌，后打砥平里之敌。他要征求邓华的意见，而此时，志愿军司令部对下有线电话不通，无线电话因战役反击未打响不能使用，电报又长又急，按正常程序拍发来不及。于是，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根据解方指示采用了“救火车”式工作方法来解决。从彭德怀发电，到邓华“同意彭总决心”的回电，整个过程未超过30分钟，保证了战役命令的及时下达。
埋地天线发出神奇电波
战略相持阶段，坑道发挥了巨大作用。当表面阵地被敌人占领，我军退守坑道时，通信联络主要靠步谈机，其最大困难是天线的架设问题。志愿军通信官兵创造了埋地天线，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
1952年6月中旬，当敌人攻占我190.8高地阵地时，我第39军一个班的战斗人员被围困在坑道内，后面部队以为坑道内没有我们的人，不准备夺取该阵地。退守坑道的这个班有1部步谈机，正当大家情绪低落，丧失突围的信心时，步谈机员徐福才沉着冷静地说：“大家不要急，我想办法与上面联络！”经过多次尝试，他将天线埋入地下，与外界恢复了联络。后面部队立即反击，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8昼夜，最终夺回阵地，救出被困人员。
这是志愿军通信兵首创的经验：即在我表面阵地被敌占领后，步谈机天线不出坑道口，依然能与上级指挥机关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得知此情况后，专门召开座谈会，写出专题总结发给各军遵照执行。
至于为什么在坑道内天线埋地还能沟通联络，不但通信处的同志不理解，就连北京的技术专家也不敢相信。坑道通信的经验在前线全面推广后，专家们又经过反复研究探讨，才从科学理论上找到了答案。
1952年春，彭德怀在志愿军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朝鲜打仗，一是打后勤，一是打通信。”彭德怀的评价使全体通信官兵受到很大的鼓舞。抗美援朝战争中，通信官兵机智果敢，群策群力，确保了作战指挥的顺畅联络，也积累了十分宝贵的通信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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