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反击战，作为战役预备队的第50军，原计划和54军一并承担“第三路线”的主攻任务。即从普洱、西双版纳一线进入老挝，过境直插至腹地，将整个越南“拦腰斩断”。
但在战役开始之前，北京方面基于“不能把仗打太大”的总战略思想，否决了这一路线。50军也被拆分，149师赴云南方向参战，148、150师，包括归属军部指挥的20军58师从广西方向作战。
在整个战役期间，50军虽一直承担预备队的任务，却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打出了非常耀眼的成绩。148师血战谅山，一直打到奇穷河南岸。149师攻克沙巴县城，单挑越军王牌主力316A师，歼敌2338人，打出了最精彩的一场大捷。
作为前身为解放战争期间起义部队的50军，一直都非绝对主力。但在抗美援朝期间，开始只在二线作战的50军，却屡屡上演“逆袭”的好戏，第一个攻入汉城，血战汉江南岸，打出了赫赫军威，被赞“英雄的部队”。而到了越战，50军再次用惊艳的表现，证明了这是一支在战火成长起来的精锐之师。
50军东西两线部队都打出了相当亮眼的战绩，但在越战第三阶段撤退回国的途中，50军却居然出现了马失前蹄的一场耻辱之仗。
150师并非50军的老部队，是1964年12月由辽宁军区独立师改编而成，战斗力并不强。在战役开始前，150师由乙种师紧急扩编为甲种师，战士以新兵居多，连排级军官也多为火线提拔，资历和战斗经验都不高。
也正因为部队缺少考验和磨砺，所以相对于50军另外两个师，150师承担的任务要更为简单一些。自3月6日入越参战后，150师就划归41军指挥，在高平以西执行清剿残敌、收缴敌仓库物资的任务。
3月11日，150师主动请战断后，掩护友军撤回国内。终于争取到作战任务，也让150师上下都非常兴奋，希望能借此机会打几场漂亮仗。但也正是这种求战心切的心理，成为了一场失利的导火索。
11日中午，率先进入战区的150师前锋448团因为缺乏经验，警戒部队未能提前发现异常，导致身后的团前指及几个直属连遭遇越军伏击。因为指挥经验不足，在战斗打响后，团指挥部没有及时对敌情做出准确判断，导致部队在边打边撤的过程中行动缓慢。
3月12日下午3点，越军增援部队赶到，总兵力由一个营增加到一个团，采用分割、打援的战术，将448团前指和二营等部1000余人再次包围。两军鏖战长达两个小时，448团虽表现得非常英勇，依靠阵地节节抗击，但在越军重围之下，自身损失也非常之大。
448团1连和8连在知道后方部队被围后，奉命支援，结果也同样陷入越军的围困。1连虽然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却敢于和越军拼杀，虽然伤亡过大，却同样重创越军，成功突围。
但面对同样的情况，8连连长冯增敏和指导员李和平却在开会讨论之后，决定放下武器，向越军投降。对于这样的决定，副连长王立新坚决反对，毅然选择带领一个排的部分战士继续突围，宁死不当俘虏。
王立新把自己的干粮全部分给战士，自己冲在最前头，战士们无不振奋，大喊冲锋。全排43名战士，仅有两人幸存，后来都被授予了二等功。在提及副连长王立新时，两位战士都数度哽咽，回忆到：
“打到最后，山头已经没有了一个站着的人，我们重伤在草丛中动弹不得，十几个敌人冲上阵地。副连长拿着束集手榴弹从隐蔽的地方冲向敌人，与他们同归于尽。”
在整场战斗中，448团被围的7个连队虽然身处绝境，但绝大部分指战员和战斗都像王立新一样，与越军浴血奋战，直至突围或者牺牲。而冯增敏和李和平率领8连百余名战士投降的情况，却也让50军在越战的最后马失前蹄，留下了很不光彩的一笔。整个对越反击战我军被俘239人，448团就占了219人。
战后副总参谋长杨勇亲临50军，总结战斗教训，问责相关指战员。两个副军长一个降职，一个调离，副政委受到警告处分。50军军史更是记录到“严重损害了我军的声誉，教训极为沉痛”。
后来中越两军交换战俘，冯增敏和李和平等8连官兵也在名单之中。冯增敏和李和平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很多人都问过冯增敏，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投降，而他的回答的是“无能为力。”
每每谈及当年那场战斗，冯增敏都会不禁痛哭。正如同样被俘归来的50军150师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在审判庭上最后陈述的那样：
“战争是残酷的，法律是无情的，可他们中的哪一位指战员是去想当俘虏的啊！回到祖国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不甘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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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能为力”和战争的残酷，永远不是战场上妥协的理由。50军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英雄，抗美援朝汉江阻击战全军减员只剩下10023人，不到入朝时的三分之一，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整班都被打光了。但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下，50军愣是把美军王牌挡在汉江南岸20余天，为全线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还有王立新等43名战士，面临同样的选择，他们却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敌人，没有任何犹豫。
英雄，早在出征的那一刻，就把生命交给了身后的祖国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