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虚，赢得贵人的好感
曾国藩的学问日益增长，其做人的智慧也一天天进步。他曾经是个狂妄的人，很喜欢在家信中炫耀自己的成绩。但在官场上，他却表现得非常谦虚。他一早就知道，谦虚是官场生存之道，也是他博取贵人好感的关键。
做事先做人，做人贵在谦虚，高傲的人往往看不到他人的长处，也不喜欢肯定他人的长处。暂且不提有多少人愿意和高傲者成为好友，单是在发现贵人上，高傲者就比不得谦虚者。
谦虚是一种态度，它代表着对他人的尊重。谦虚也是一种品格，它反映着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不自满，不虚夸，永远追求进步。
谁会讨厌谦虚的人呢？曾国藩为官多年，树敌众多，遭到攻击无数，却每每能逢凶化吉，到头来还能赢得“会做人”的美评。很大程度上要得力于他的谦虚。
谦虚，是他做人的几个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帮助他织起人脉网，赢得贵人的好感。
谦虚是表现出来的。曾国藩在1840年进入翰林院，1841年的春节是他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节日。大年初一，曾国藩早早就起了床，不等天亮，便赶到太和殿参加朝贺大礼。
仪式举行完毕，他不是悉心休息，放松玩乐，而是列出贵人的名单，为登门拜年作准备。由于贵人众多，这一路拜下来往往会花上数天时间，曾国藩非但没有害怕麻烦，相反，还数年如一日地坚持这样做。
一般来说，他总是先去拜见自己的老师。他们通常是朝廷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住在北京内城。给老师们拜过年后，他又要马不停蹄地拜访同乡好友，出门在外，大家难免要彼此依靠。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环节中，曾国藩不仅会拜访湖南籍的好友，还会拜访湖北籍的友人。
通常人们在给老师、同窗拜完年后，拜年活动就结束了。但在曾国藩这里并未终止，他还会去拜会同年。所谓“同年”，即他在京城的同学以及和他一起参加乡试、会试的人。
这部分人员不在少数，其中一些还和曾国藩成为至交好友。比如刘蓉，就是曾国藩在赴京赶考的路上结识的考生，其和曾国藩惺惺相惜，后任陕西巡抚。刘蓉还将好友郭嵩焘介绍给曾国藩，后者则在若干年之后助曾国藩组建湘勇。
在拜年的过程中，曾国藩总是放低自己的身段，突出对对方的“敬”，为此他会精心准备充满诚意的礼物。备受朝廷敬重的祁隽藻是曾国藩的老师，他学识渊博，酷爱字画。曾国藩送不起名家墨宝，就跑到琉璃厂买上好的宣纸，然后认认真真地写上一大篇祝福的话送给老师，让祁隽藻大受感动。
当谦虚成为一个人的品格，他就不会因为自己地位的高低变化对他人发生态度的转变，在曾国藩这里，一朝是他的贵人，便会永远被他当作贵人。
穆彰阿是曾国藩的贵人，无论曾国藩的官职升到几品，他都毕恭毕敬地称穆彰阿为恩师。穆彰阿外出归京，曾国藩会上府问安。穆彰阿过生日，曾国藩会精心写作寿联作为祝寿礼物。不仅如此，平日学习每有所得，曾国藩就会告知穆彰阿。
后来曾国藩扶摇直上，穆彰阿因事被贬，二人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国藩仍对穆彰阿恭恭敬敬，时常去府上探望。穆彰阿去世后，曾国藩还带着儿子去拜访穆彰阿的后人。
正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官场之上多数人是拜高踩低，曾国藩不从俗流，一直恭敬待人，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重情义，擅为人”的好名声。此时，不用他上杆子寻找贵人，有才之士也自然会向他聚拢。曾国藩用谦虚换来了大家对他的认可。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按照清朝的制度，四品以下的官员做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可以坐八人抬的绿呢轿，而曾国藩直到升为二品官都依然坐着蓝呢轿，除增加了两名护卫外，并没有增加其他的人手。
谦虚，让他向同僚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他为官是为做事，不为名利，他没有和别人争抢风头的意思。
后人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中这样评价曾国藩的谦虚：“惟其谦虚也，故常以事理无尽，不致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事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
只有将谦虚化为品格，人才能不断地用更高的标准衡量自己，用更广博的心胸对待他人，从而为事业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人越是向高位迈进，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就越是复杂，谦虚则是应对复杂局面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