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活动】铭记！“九一八”忆英雄活动

某某某

淞沪战役的民族英雄--蔡廷锴
蔡廷锴(1892～1968年)，字贤初，广东罗定人。清宣统二年(1910年)，到广东新军当兵。民国8年(1919年)，在肇军陈铭枢营当排长。
民国1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参加北伐，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副师长。“四一二”政变后，任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
民国16年8月1日，曾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不久，脱离转投南京中央政府，恢复第十一军番号，仍任该军第十师师长。
民国19年，所率第八路军六十师和光鼐所率第八路军六十一师奉命扩编为第十九路军，廷锴任军长，光鼐为总指挥。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剿共”，受到红军沉重打击，伤亡惨重。“九一八”事变后，廷锴、光鼐和铭枢等目睹国土沦丧，在中国共产党“枪口一致对外”感召下，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内战，思想从“拥蒋”转向“反蒋”。
民国20年10月，十九路军开赴京、沪防卫。翌年1月28日，日军突然在上海发起进攻，廷锴、光鼐不顾南京政府的不抵抗电令，率领十九路军奋起反击，与日军血战33天，迫使日军3次增兵，3易其帅，丧兵逾万，大长中国人志气。廷锴和光鼐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同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同年12月，廷锴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光鼐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们收编地方武装。民国22年春，日军进犯华北，廷锴组织援热先遣队北上杀敌，被蒋介石阻止，电令其回闽。在同红军作战中，廷锴、光鼐看清蒋介石企图借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的险恶居心，决心走反蒋、联共、抗日的道路。同年10月26日，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同月，济深、铭枢、光鼐在香港议定，组织抗日反蒋人民革命政府。廷锴表示坚决支持。11月20日，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联合其他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济深任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廷锴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解除对红军苏区的经济-，释放政治犯。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失误，“福建事变”历两个月归于失败。廷锴离开福建后，游历欧、美、澳洲，继续宣传抗日救国。“七七”事变后，廷锴到南京，任大本营上将参谋官。
民国28年，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次年任粤桂边地区总司令。
民国35年4月，在广州与李济深、何香凝等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廷锴任主席。
民国37年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廷锴任中央常委兼财政部长。不久，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后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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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喜峰口大捷的抗日名将--宋哲元
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市赵洪都村人。
　　宋哲元自幼勤奋好学，常早起就读熹光下，至昏黑不忍释卷。四年读完“四子书”、《诗书》、《三礼》、《左传》等，不但能背诵，而且能通释其义。七年熟读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礼记》、《左传》等，而且还广泛涉猎了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及管子、晏子、诸葛亮、岳飞等帝王将相的英雄业绩，萌发了建功立业，卫国御侮之志。
　　北洋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先后历任连、营、团、旅、师、军长、方面军总指挥、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等军职，并曾先后任陕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主席、冀察政委会委员长（辖热河、察哈尔、河北三省，北平、天津两市），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集军政要职于一身，有一定政治影响的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1930年，蒋、阎、桂、冯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被迫下野。宋哲元收拾残部，退往晋南，饱尝了粮饷不继的困难，丧失地盘的苦楚，寄人篱下的辛酸，决心要寻找一个容纳二十九军发展的环境和施展抱负的地盘。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热河告急，天津震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唤醒了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的抗日民族意识，同时也为宋哲元脱离困境，从民族斗争的激流中寻求发展前途，开辟了新的道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宋哲元发出了内心的呼喊：“向日本侵略暴力打出前途来”。宋哲元率同部下七将领请缨抗日，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喜峰口、罗文峪战斗打响后，二十九军战士组成敢死队，用大刀片，以夜战、近战、奇袭日军兵营，痛歼日军三千余人，力挫了侵略者的凶焰。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场上首次取得的胜利。日本报纸宣称：“明治大帝起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殆尽。”天津《益世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十九路军淞沪一仗，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人；二十九军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还可做人。”天津《益世报》还以《喜峰口的英雄》为题发表评论说：“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的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一封信中，对其抗日功绩做了高度评价，对其抗日决心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信中写道：“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引自人民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
　　1937年7月7日夜，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官兵发出了“卢沟桥即为尔等坟墓，誓与桥共存亡”的誓言，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全歼进攻卢沟桥日军一百余人。28日拂晓，日军以备战之兵力，配以飞机、坦克，向我南苑军营猛烈进攻，激战二十昼夜，我军付出重大牺牲。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宋哲元闻耗大哭曰：“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充分表现了不可征服的民族英雄气概。
　　北平失陷后，二十九军退守河间，宋到河间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修建“昭忠祠”，并在祠前对官兵慷慨激昂地训话说：“咱们是一贯抗日的队伍，现在又跟日本帝国主义打起来了。我们绝不允许再演‘九·一八’事件，决不做-奴，我们要给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报仇，我们要下决心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
　　宋哲元卸职养病期间，时时思念旧部，尤以怀念情同手足而为国捐躯的佟、赵两将军。他入南岳后，于1938年10月，在衡山半山风景秀丽的明镜台侧造起一座“双忠亭”，并亲自为佟、赵两将军撰写了碑铭。
　　宋哲元主持军政期间，非常注重提倡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在晋南练兵时，为了使官兵增强民族气节，全军检阅时他大声问：“你们是什么人的军队？”齐答：“是老百姓的军队。”“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是从乡间来的。”“你们父母、亲戚、朋友是什么人？”“都是老百姓。”“你们吃的、穿的、用的武器，是什么人给你们的？”“是老百姓供给的。”用这种家常式的问答方法来熏陶士兵不忘父母，不忘乡亲，不忘老百姓。宋哲元还编有《国耻歌》，定有“国耻纪念日”（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或国土沦陷的日子）。每逢“国耻日”，都要举行演讲会，并在官兵吃的馒头上印上“勿忘国耻”四个字，让每个官兵铭心刻骨，不忘国难家仇，以期洗雪国耻。
　　宋哲元还组织并亲自编写《二十九军军歌》、《军训团团歌》、《杀敌救国歌》、《吃饭歌》、《起床歌》、《睡觉歌》等。其中，《杀敌救国歌》的歌词完全是他一人所作。
　　1937年5月，为摆脱日寇纠缠，宋借故避住乐陵原籍。其间，他把印制的《四书新编》袖珍本赠给全县教师，人手一部，并将印制的《宋氏祖谱》分送同宗各户。他还出巨资，宴请本县耆宿，聘用撰写人员数十名，设立乐陵县公益事业促进委员会和县志局，编修县志，修缮文庙，建设图书馆。县志稿成，却因“七七”事变爆发，未及付印而失落。
　　宋哲元还非常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西安为周、秦、汉、唐各代都城，宫殿、古刹、陵墓等古迹颇多，而盛唐时期，尤为文人汇集之地，碑铭石刻向为全国之冠。由于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加以匪盗明抢暗窃，使得这些珍贵国宝，特别是大小雁塔及被誉为天下金石渊薮的陕西碑林，都遭到严重的践踏和损毁。他主陕后，看到这些极为痛心。为了挽救和保存祖国这些灿烂的文化遗产，他除严令禁毁外，还筹措专款，请名匠对碑林进行修葺整理，将所有碑刻凹字油饰一新，并加固碑基，重新排列整齐，使不少罕贵断残古碑得以保全，从而恢复了碑林圣地的壮观。他还派专人搜集散佚在民间的石刻碑碣以及历史名人的诗词文赋、书法真迹 、勒石碑刻等，于大碑林外新城省府后院一块古陨石周围，建立了小碑林。此外，1936年，屯驻北平期间，他还曾吁请当代书法家，以其代表作各刻一石，置于北平天坛，拟立碑林。事后已刻成百余石，但工未竣而抗战爆发，这些碑刻竟被入侵的日军用作建筑材料，相继散失。
　　宋哲元在灌县养病期间，年近八旬的0困于津门，他朝思暮念，常怀忧伤。一天游青城山时，喜得一墨竹，便为0刻一手杖，刻己乳名于上，并诗一首：“前岁辞亲日，中原板荡秋。敢轻离0，无奈赋同仇。但愿常服侍，羞看此杖头。待儿归去后，常伴我娘游。”可见，宋哲元既是国之干将，更是家之孝子。
　　1940年3月26日，宋哲元病情加重，卧床不起。4月4日留下遗言：“哲元自长城战役，待罪平津，忍辱负重，委曲因应，以不丧权，不辱国自矢，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信，处特殊形式之下，受各方责难之中。七七变起，奋然应战，师长赵登禹、副军长佟麟阁均在南苑殉国。是月二十八日，奉电令赴保定指挥，旋命移师津浦，扼守沧州，保定陷落，回师平汉，转战冀豫，亘时将年。二十七年夏，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之名驻防郑州，感受重病，莅汉入请优给病假，异地疗治。复拜军事委员会委员之命，荏苒至今，时冀病体康复，得偿报国素志，乃医药罔效，势将不起。伏念抗战为我民族生存不受侵略之坚决主义，则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应以练兵筹饷决策定谋为要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应以推行善政培养民生为要着；人材集中，力量集中，应以精诚团结意致一途为要着。合我全民之智力、人力、物力与暴敌争生命，则一切军事无关之事应缓应释，可并可省。尤应奖励廉耻，激扬忠孝，推行贤能，显拨幽微，亲平等待我之友邦，灭武力横暴之寇仇。现抗战已将三年，敌方势穷力绌，我则愈战愈强，最后胜利已操左胜。旧部诸将追随有年，集各地之智力，经数十战之实习，皆诚朴忠实，尽心保国，当能在领袖领导之下努力破敌。哲元分属军人，生受名教，事不求易，遇竟违心。当兹国难，适值数穷，吾知勉夫，从此别矣。家有0，年已古稀，未获侍养，恐致丧明，此心耿耿，他无念虑。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时，犹生之年。伏枕告言，不知择词。”
　　宋哲元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报国素志”，筹划抗日大计，再次勖励旧部诸将“努力破敌”，并坚信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已操胜券”。其御侮救国之宏心，终生不渝，抗战必胜之信心，至死坚定。4月5日，病逝于绵阳盐市街永安公寓，享年56岁。
　　宋哲元逝世后，举国震惊。以其英勇抗战，功勋卓著，政府与人民，国共两党，军政各界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平生事迹宣付国史，追赠一级上将”，并复令秦德纯赴绵阳主持治丧。四月十七日，葬于绵阳北郊宝盖峰下的富乐山上。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碑文。
　　治丧期间，收到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抗日部队指挥官，中国共产党及全国各界代表、知名人士、宋旧部及亲属挽幛、祭文、挽诗、挽联数百幅。
　　其中，周恩来挽曰：
　　失地收未回虎威昭垂芦沟月；
　　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朱德、彭德怀挽曰：
　　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
　　再接再励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1987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50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友人及首都各界1000多人在政协礼堂隆重-，纪念“七七”事变爆发五十周年。7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落成典礼在卢沟桥畔隆重举行，邓小平题写了馆名，万里、王震为纪念碑剪彩揭幕。纪念馆内陈列有宋哲元用过的指挥刀和一些抗战图片、实物等，纪念馆现已被国家定为爱国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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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的民族英雄--马占山

1885-1950,吉林(祖籍河北),国民党曾决议以陆军上将待遇(未授衔)。1931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他当众宣布：“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除之，以属我保卫地方之责”。他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和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占山又被任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9月初，他受蒋介石之命，率部配合傅作义部进犯绥东和察西等解放区。不料，他的部队渡过黄河，第一次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仗，就在平绥路柴沟堡一带被打得大败。不久，就称病避居北平。

1946年10月，他被调任东北副司令长官，但他仍在北平养病，未去就职。1947年4月17日，马占山到达沈阳。20日，在市府广场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他接受各界赠给他的抗日“民族英雄”大锦旗一面。在职期间，他深感自己这个挂名副司令，连动一兵一卒的实权都没有。另外，他认为大势已去，蒋介石必败，于是以治病为名，于1948年10月下旬，乘机飞往北平。　
1948年底，马占山响应共产党号召，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活动。中共北平地下党通过马占山邀请邓宝珊去北平，劝告傅作义放下武器，接受和平。1949年1月上旬，马、邓、傅3人经过多次商议，决定响应和平解放北平的号召，宣布起义。 1950年6月初，毛泽东主席派人电邀马占山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马占山因患肺癌，不能行动，未能出席。
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逝于北京寓所，终年65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务院送了挽联和花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亲自送灵，把他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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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牺牲的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1892-1944牺牲,四川,追晋上将(生前为中将)。抗战爆发后，李家钰出自民族义愤，通电请缨杀敌。并作诗一首：：“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蒋介石同年8月令李家钰等部川军出川抗战。李家钰接电令于9月初率四十七军（原有第104师，后再扩编出第178师）从西昌出发，部队单衣草鞋，行程4000余公里，12月始抵达晋东南抗日前线，布防于太行山区之长治、长子、黎城、潞城一带。1944年在担任第36集团军司令的时候，在豫中会战失败后的撤退途中，遭到日本便衣队的袭击，于河南陕县秦家坡壮烈殉国，这是八年抗战中继张自忠在第一线督战，死战不退后第二个战死的集团军司令官，战死后被国民党政府追赠为二级陆军上将，准入祀忠烈祠，举行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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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先烈——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1889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那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进入二十世纪，辛亥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涌起，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曙光初现的变化。李大钊同志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

1913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同志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8月到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

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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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赵一曼

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

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

日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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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王朴

王朴生于1929年，牺牲于1943年，河北省完县人。他生长的太行山石岭下的河北省完县野场村，11岁时被大家推选为儿童团团长，牺牲时只有14岁。王朴诞生在村里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在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日本强盗发动了“七七”芦沟桥事变，侵占华北，战争的火焰烧到了他的家乡太行山。日寇烧杀抢掠的凶残行为，在王朴幼小的心灵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

有一次，野场村的乡亲们全被日寇赶到村子里，王朴也是其中一个，日寇拿着一份由汉奸金珠子提拱的村干部和抗日军属名单，叫汉奸翻译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出来，然后狗汉奸龇牙咧嘴地问王朴：“你就是野场村的儿童团团长王朴吧？”。王朴理都不理这个狗汉奸。“你一定知道八路军的东西藏在那里，说出来就放你回家。”“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鬼子和狗汉奸！”王朴面不该色得回答。日寇猛地抽出了东洋指挥刀，指着王朴的胸口，狂叫道：“你的小八路，快快的说，你不说死了死了的！”王朴面对日本鬼子强盗的刺刀，想起了“五不誓言”，想起了张喜子和秀大伯，更想起了自己领着儿童团团员宣言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秘密不可泄！”于是把牙一咬，昂首挺胸，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就这样，王朴英勇的为自己的祖国献出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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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钟山北麓王家湾镇附近的航空烈士公墓，长眠着一个祖籍昌黎的空军勇士--阎海文。
阎海文，男，辽宁北镇道人，1916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靠种田维持生活，家境贫寒。因受父母的熏陶，他自幼疾恶如仇，仰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渴望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伯父阎祝三在清光绪年间考取武进士。父亲阎仲三曾考取武秀才，1930年前，在热河都统汤玉麟部下任副官。海文幼年时与母亲生活在乡下，15岁考入沈阳东关文华中学。
阎海文的祖上是由昌黎迁徙到辽宁省北镇县导台子村的农民。1916年，他出生在北镇，自幼在关东大地长大，经受了多次水灾和兵灾，并赶上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他不甘做亡国奴，和家人逃离东北，高中毕业后毅然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学做轰炸机飞行员。他在《我的自传》中表示：‘我们中国人，现处在一个极危险的地位，中国在国际的地位，是说不上的。现在我们九死一生，敌人已逼到我们家门里来了，非速反攻，和它一拼，是不可活下去的。‘‘现在我们应以总理的革命手段，实行总理的遗教，才可能有出路，中国才能复兴。法之霞飞将军，欧战时闻名全世；拿破仑之武功，轰轰烈烈；华盛顿之血，战八年而唱独立；印度之甘地，土尔其之基马耳，等等，都是古今中外的完人。他们事业的伟大，也是努力奋斗得来的，他们有干干干的精神，所以我在学生时代，守纪律，服从长官，爱惜光阴，自励自行，努力苦干，以期能为国家出一份力，完成我的杀敌之志愿。

陆好天

让蒋介石恼火的罗斯福来电：快拿15个师去缅甸打仗

一场夏雨，飘飘洒洒，把山城重庆淋个透湿。

经雨水的冲刷，洗下积了一个冬天的污垢，洗下为防空袭而给楼舍房屋涂上的黑灰，街面清清爽爽，马路光光溜溜。枇杷山上林木葱茏，青翠欲滴。往日里水汽迷蒙，散发着霉味的朝天门码头，也江风浩荡，空气清新。本来就很秀气的山城，大雨之后，水灵灵的，更显得明光鲜丽，精精神神。

重庆难得有这样令人身心俱爽的夏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这些年。

自从国民党把陪都安到重庆，山城的百姓们便总是在惊恐中度过闷热的夏天。城里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供应紧张，乱哄哄的更增加了燥热的感觉。满耳都是打败仗的消息，“某某城市失守”、“某某部队‘转进’”的噩耗，夹杂在湿热的空气中四处弥漫。并且，夏天雾少，袒露的山城便成了日机轰炸的靶子。光1941年6月6日一次空袭，日本出动了三百多架飞机，把重庆搅得底朝天。据说，光在防空洞里憋死的就有数千人。

到了1944年的这个夏天，全球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法西斯阵营正土崩瓦解，不可逆转地走向灭亡。意大利已经投降。德国正面临着苏军和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的毁灭性打击。

日本小太阳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步步下沉，日薄西山。日本所谓“绝对国防圈”，已经从南太平洋的千岛群岛、澳洲溃退4,000余海里，退到菲律宾群岛以北。在重庆，雾季结束后，再没听到过空袭警报。相反，以成都为基地的美国超级空中堡垒式远程轰炸机，已经把巨型炸弹投向东京、九州和八幡。重庆的市民们，从自己亲身感受中，确信战争出现了转机。与此同时，重庆出版的报纸，不断传播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打胜仗的消息。

经过七个年头的流血牺牲，中国百姓们确信，抗战胜利已经不像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了。

然而胜利还没有降临，中国还在受苦，还在付出流血牺牲。胜利也同快要分娩的孕妇，愈是临产，阵痛愈是加剧。

这天晚上，蒋介石脸色一直很阴沉，有好几件事让他不高兴。下午接到财政部的报告，近日金融愈加恶化，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有10名参议员联合上书，吁请政府切实控制物价。晚间，主管情报的蔡文治将军送来几份敌情通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军正在加紧筹划所谓“一号作战”，企图在中国东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打开华南与越南之间陆上通道。那安装了假牙的牙床出现了炎症，也使他哼哼唧唧，坐卧不安。

最让蒋介石恼火的还是罗斯福总统的来电。

电报，如今正压在蒋介石的案头。在不到十天时间里，罗斯福接连来了六封电报，口气一次比一次强硬，逼迫蒋介石将驻屯在云南的Y部队15个师投入缅北作战。今天这封电报，已经带有最后通牒的味道，通篇是讥讽和威迫的口吻，全文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委员长：

目前日军对英法尔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切断印中联系。倘若攻势得手，日军下一目标，无疑为缅北之X部队，继而阁下之云南Y部队。

对阁下美式装备之Y部队，不能进击已被削弱之敌第56师团，余实难想像。纵令一个薄弱师团的炮弹能在怒江江畔干扰贵军，但亦无力阻止贵军之进击。

我方过去装备、训练阁下之Y部队，即为此种时机使用。

假若Y部队不用于协同作战之目的，则空运装备、提供训练教官等我方呕心沥血之广泛支援，将毫无意义。

日军进攻英法尔与我何干？逼我出兵，岂有此理！

把罗斯福的电报撂在案头，蒋介石气乎乎的把干瘦干瘦的身体歪到一边，伸手从一个装有药品的屉斗里，抽出几根棉球，在慢慢地调理自己的牙病。

老实说，对日军进攻英法尔这一事态，蒋介石不仅不像罗斯福这样火急火燎，而且，多少有点幸灾乐祸地想看看英国佬的狼狈样呢！

开罗会议后，蒋介石气一直不顺。关于缅甸作战，会上中英美三头对面说定了的，中国X、Y部队反攻缅北，英国第四军团从英法尔进攻缅中，同时，英海军从仰光登陆，两栖作战。但协定墨迹未干，丘吉尔蛮横无理，单方面取消两栖作战计划。蒋介石一怒之下，也把Y部队扣住不放。

英国人成心要中国为他们火中取栗。当X部队投入野人山战斗，驻印缅边境英法尔的英国军团仍在隔岸观火，按兵不动。日军在野人山被打得鼻青脸肿，招架不住，便改变战略，突然向英法尔大举进攻，将英军第四军团团团包围。

牟田口中将为胜利所陶醉，大言不惭：“日本陆军到了天下无敌的地步，太阳旗宣告我们占领印度为期不远了。”

丘吉尔一时惊慌失色。罗斯福也忧心如焚。

他们认为挽救危局的惟一方法是中国Y部队立刻渡过怒江，反攻缅北，把进攻英法尔的敌军吸引过来。

丘吉尔有心屈尊求助于中国，可是，他有口难言，只好吁请罗斯福出面，向中国施加影响。

对罗斯福的前五封电报，蒋介石已经一一回绝。话当然说得很巧妙，既不得罪罗斯福，又不能担当不出兵的责任。他在信中说：

每念及罗大总统之取消在华不平等条约，提高我国地位，以及援助我抗战之恳挚情谊，无论大总统欲余作何事，凡余力所能及者，自当竭诚以赴。故，开罗会议之际，余曾向大总统阁下言及，一俟英国在缅甸沿海展开大规模登陆作战，我主力当立即对缅采取攻势。此一约定，现今仍当有效。

言下之意，英国海军不在仰光登陆，我的Y部队便不过怒江。

罗斯福再三催促，蒋介石不为所动。到了这第六封电报，罗斯福显然失去往常那种矜持和忍耐，开始用要挟的口吻说话。几年来，美国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现在是索取报偿的时候了。

蒋介石仍然心如铁石。已届不惑之年，他把一切看得很透。他认为国际间从来没有什么不要报偿的援助，只有交易，跟上海证券交易所一样。美援也不例外。眼下进行的这场战争，美国提供武器，中国投入兵员。他们花的是美元，我们付出的是鲜血。中国人的血在哗哗地流，这代价还小？中国并不欠谁什么，谁也别想敲诈我们！

服下几片止痛药后，牙痛已经大为减轻，蒋介石呷了一口侍者送来的清茶，在铺着长绒地毯的房间内来回踱步。在心情烦躁的时候，蒋介石常常是令人望而生畏地在椅子上默坐。他只在胸有成竹、轻松愉快时才踱步，目的是活动身体。美龄经常告诫他，即使不能远足，也要坚持室内活动。

清爽的晚风鼓起薄薄的窗幔，送来清凉，送来紫荆花淡淡的芳香。在完成夫人布置的任务后，蒋介石开始坐到案前，批阅公文。罗斯福的电报被推到一旁，他开始处理另外几件更为紧迫的文电。

……

重庆的夏天阴晴不定，又经过几场大雨后，黄山官邸窗外的紫荆花已开始凋谢，但是，来自白宫的火急电报一直压在蒋介石的案头。

英法尔被围的英军弹尽粮绝，面临绝境。

丘吉尔抓耳挠腮。罗斯福在轮椅上急得团团转。

美国终于把恐吓变成行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三天之内，倘若Y部队仍按兵不动，支援Y部队之空运物资，将转交驻华美国第14航空队，并收回根据租借法案贷给中国的所有飞机。

为了给蒋介石回心转意留下最后一个台阶，美国没有把上述威胁直接通知他，而是授权驻华美军参谋长赫恩少将，把上述决定非正式地透露给蒋夫人，同时，还转达罗斯福的重要口信，罗斯福提醒蒋介石：

“朋友之间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送走说话瓮声瓮气而又趾高气扬的赫恩少将，宋美龄急急忙忙离开城内曾家岩德安里103号自己的办公处。不消一刻钟，她便渡过嘉陵江，驱车回到黄山官邸。

路上，她不断嘀咕：罗总统把话说到这份上，不能再迟疑了。拖下去，委员长要闯祸的。必须立刻出兵！

宋美龄决不仅仅是委员长身前身后的传话人，事实上，在帮助蒋介石作出重大决策时，她常常表现出大刀阔斧的政治家风度。据说，去年访问美国时，在白宫，罗斯福曾半开玩笑地问她：“如果贵国工人进行罢工，政府应该如何办？”宋美龄毫不犹豫地抬起白晰的手臂，决断地做了个抹脖子的姿势。在场的罗斯福夫人对此惊骇不已。

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内，蒋介石以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听着夫人带回的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息。之后，他不以为然地说：“我已听够‘软脚蟹’的恐吓。”

近来，在夫人的面前，他已经多次把过去仰慕的罗斯福总统轻蔑地称为“软脚蟹”。“软脚蟹”曾是史迪威送给罗斯福的绰号。“夫人，我已经想好了。”蒋介石斗气地接着说，“他们一旦切断援助，我就下令关闭他们在华全部机场。归根结底，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总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亲爱的，你说的很对。”宋美龄打心眼里赞成蒋介石以牙还牙的决心，但是，在这件事上，不能拱他的火。她转而用平缓的语气说：“不过，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美国的事情实际上比想像的要复杂。罗斯福总统想必也有很多难处。据我的一些美国朋友说，美国军方有不少人，最近正与英国遥遥呼应，不断鼓吹，撇开中国，从海上进攻日本本土。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还有那位狂傲自大的麦克阿瑟都在拼命贬低中国战场的地位。在关键时刻，我们的Y部队要老是不动窝，正好授人以口实。如果再关闭驻华机场，那更中某些人的下怀。你好好想想，是不是？”

对美国政界、军界的许多情况，蒋介石确实不如夫人明了。开罗会议，蒋介石第一次会见罗斯福及美国许多军政要员时，宋美龄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老朋友了。至今，蒋介石还从未涉足过美洲大陆。方才夫人提到美国军方关于中国战场地位的种种议论，已经打中他的心窝。他想，中国为了抗击日本，已经打了七年苦仗，要是被人从海上摘走胜利果实，中国被撇到一边，那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蒋介石以一种痛苦和迷惘的神情，望着窗外天际飞过的流云。宋美龄接着说：

“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在抗战最困难的年头建立起来的。这么些年都走过来了。眼看胜利了，为了支Y部队的使用，反而与他们分道扬镳，很不合算。战后，重建世界政治格局时，要美国朋友说话的地方多着呢！比如对战败国的惩治，满洲的地位等等，还有共党问题……”

宋美龄还想说点什么。但是，足够了。蒋介石眼珠子一转，已经算过账来。他朝夫人感激地点点头说：

“Darling，还是你说的对。剩下的事由我来办，你休息去吧。”

“Goodbye！”美龄一阵春风似的上楼了。蒋介石伸手拿起电话，向军政部长何应钦口授命令：

“Y部队应迅速渡过怒江，投入作战。”

末了，他还特别强调：“投入Y部队的决定，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作出的。此点，务必明白地告诉美国人和英国人。”

“是。”何应钦回答道。

亮剑

陈翰章（1913~1940），吉林敦化人，满族。陈翰章14岁时以全县最小年龄考取了私塾教员考试的第四名。1927年陈翰章入敦化敖东中学读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陈翰章17岁时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成为小学教员。1932年，19岁的陈翰章弃笔从戎加入了救国军，开始了与侵略者死战到底的铁血生涯。“九一八”事变后，陈翰章参与组织反日爱国宣传活动。1932年8月陈翰章参加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任总司令部秘书长，参加攻打宁安县城的战斗。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的陈翰章率部与日军作战。由于叛徒告密，陈翰章和战友被敌人包围，最终牺牲，年仅27岁。侵华日军残暴地将陈翰章的头颅割下，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保存在当时伪满州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市）的“大陆科学院”。2013年4月，翰章诞辰一百周年，烈士头颅被迎回吉林省敦化故乡身首合葬。





杀敌数千
在镜泊
陈翰章纪念碑
陈翰章纪念碑
湖畔、长白山麓，到处留下了陈翰章率部与日寇浴血苦战的足迹。许多敦化的老人，至今仍在传诵着陈翰章将军寒葱岭大捷、智取额穆警察署、攻占安图县大沙河之战的赫赫战功，他率部战斗在吉林、滨江、牡丹江、间岛、通化、东安六地，是插在日军心脏的一把尖刀。陈翰章身经百战，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杨靖宇牺牲后，陈翰章将军率抗联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坚持斗争，在抗联的抗日战争最危急最低潮时，他仍然不肯撤退。
1935年，日寇终于摸到了将军的家里。他们得知陈翰章从小就是孝子，四代单传，成家之后尚未生儿育女后，日本宪兵驻敦化分遣队很快把陈翰章父亲陈海和妻子邹氏抓来，以陈家一族性命为抵押，逼着陈海去寻找陈翰章。陈海无奈，在特务跟踪下，带着邹氏一路北上，在宁安斗沟子见到了陈翰章。
国难当头，面对父亲妻子，表示宁可家破人亡，也要抗战到底，决不奴颜婢膝，做亡国之奴。他对家人所能做的，仅仅是安慰，并劝说邹氏择人另嫁。陈翰章从此断绝了与家人联系，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七七事变”之后，在中共吉东省委的领导下，陈翰章率领抗联第二军第五师与第四军、五军等部开始西征。他率部西征途经镜泊湖北湖头时，突袭了守卫水电站工地的日本守备队，焚烧了工程事务所，解救了大批中国劳工，致使日本侵略者苦心经营多年的水电站，仅开工半年就不得不停工。
不久，第二军第四师、五师合编组成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陈翰章任方面军指挥。1937年8月，他率部在安图县大沙河实行“围城打援”。经过4天战斗，共毙伤俘敌500多人。紧接着，陈翰章又率部截击军松岛“讨伐队”，全歼包括日军少将部队长松岛在内的100余人。
第三方面军共有600多人，这是抗联第一路军中人数最多的方面军，也是陈翰章亲手培养起来的抗日武装。他在同年9月率领着这600名战士，在2200多人的日伪军包围中击毙了敌军的总指挥牛岛大佐。在日寇调集近8万人的兵力进行扫荡的危急关头，陈翰章率部一个月三场大捷重挫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陈翰章喜欢主动出击，每次战斗都打到敌人的痛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9月至1940年12月，在这八年期间陈翰章参加并指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数百次，击毙日本侵略者数千人。
英勇不屈
1940年，在关内节节进逼的日寇终于腾出手来，妄图一举镇压孤军奋战的东北抗联。2月23日，杨靖宇被叛徒出卖后战死，抗联部队士气遭受重创。在危急关头，陈翰章率部在强大的敌人中间往来穿插，尽可能地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消灭日寇，减少牺牲。“4月的时候，陈翰章在战斗中腿部受伤，因为没有消炎药，伤口发炎化脓，他就用一根小木棍把布条捅进伤口里，咬着牙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处理之后率部继续战斗。”杨明谷感叹说：东北抗战从一开始就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条件恶劣、处处受敌、斗争残酷、没有后方、没有支援，这注定抗联的抗日斗争是悲壮的。
但是重重困难并没有让陈翰章退缩，他没有和其他一些部队那样退入前苏联境内，而是指挥部队继续在敦化、宁安一线战斗，让日伪知道：杨总司令虽然牺牲了，东北的抗日烽火并没有因此熄灭。据日伪资料记载，1938年到1940年，三方面军与日伪战斗次数达同时期东北抗战总战斗次数的百分之五十五，被日寇称为“最有力之匪”。
抗联队伍毕竟是人单势孤，战力损失越来越大，陈翰章不得不将部下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1940年12月8日早晨，陈翰章在湾沟村刚和战士们用雪水煮了一点麦子吃，就被叛徒带来的敌人包围。为掩护4名女战士突围，陈翰章与所部仅存的十几名战士与百倍之敌展开力量悬殊的生死决战。在接连击退日伪军四、五次进攻之后，战士们纷纷倒下，只剩下陈翰章孤身一人与敌人对峙。“陈翰章，投降吧！给你大官做！”敌人以高官厚禄劝他投降，“我死也不当亡国奴！”陈翰章用子弹回答敌人。战斗到最后，他的右手和胸部都负伤，扑倒在雪地上。他又顽强地靠着一棵大松树坐了起来，准备用左手射击。敌人冲上前去夺去了他手中的枪，他仍痛骂敌人，敌人用刺刀剜出了他的双眼。陈翰章鲜血流尽，英勇牺牲，年仅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