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成文于1937年12月11日24时,亦即12月12日0时,有关“死守南京”的作战命令——“卫参作第44号命令”。该命令由当时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向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下达,右上方加盖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关防”章。其主要内容为: 卫参作第44号命令 十二月十一日廿四时于卫戍司令长官司令部 一、敌情如贵官所知。 二、第八十三军应固守自光华门东城角(含)起,经光华门至武定门南端(含)城垣之线,左与一0三师、右与八十八师密切连系。 三、第七十二军孙军长指挥第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欠一部),应固守武定门(不含)经通光营房、雨花台至赛虹桥(不含)(相庄西约三百米五万分一地图无此名)之阵地及该区城垣守备,左与八十三军、右与七十四军密切连系。 四、第七十四军应固守赛虹桥(含)经沈家圩、江东门至北河镇之阵地,以一部占领上新河,左与八十八师密切连系,并须接替八十八师所遗水西门(含)起至西南城角之城垣守备。 五、除上记者外,余皆照以前规定办理。 六、各区阵地,非有命令不得放弃,违者按连坐法治罪。 …… 线上属左 右令 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 司令长官唐生智 该文物原件由日本友人岩松要辅先生于2017年3月底捐赠给纪念馆,目前在我馆《南京大屠杀史实展》的陈列大厅中陈列。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孙宅巍根据此份作战命令,作出《新发现南京保卫战第44号作战令的重要价值》一文,探讨“卫参作第44号命令”所蕴含的重要价值。以下改编自论文的部分内容。 唐生智的两手安排 时间回到84年前。1937年12月11日夜,南京城外炮声隆隆。 此时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坐立不安,在“退”与“守”之间苦苦思索与挣扎。 实际上,从12月11日中午12时开始,唐生智已先后三次接到蒋介石的撤退令。 第一次撤退令,是12月11日中午12时的电话命令,要求唐生智“赶快到浦口来”,“今晚务必撤退过江”。 第二次撤退令,发自12月11日下午,命令文序为“真侍参”,内容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第三次撤退令,发自12月11日晚7—9点左右,其命令文序为“真戌侍参”,内容同第二次撤退令。 然而,虽然蒋介石给了唐生智可以撤退、不再坚守的指示与允诺,但也看不出要他立即撤退的意思。退与不退,若退又选择在何时,均较含糊。放在唐生智面前的,是如何判断蒋介石命令中的前置条件:何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又如何把握“相机”二字? 蒋之命令中对撤退时机的选择含意不清,给唐之执行留下了较大的犹疑空间;不过,即使立即撤退,守军各部在各阵地均与进攻日军呈犬牙交错、攻守交织之态势时,必然也不能够轻易脱身。
因此,唐生智在对待蒋介石关于撤守南京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他的临变措施: 一方面,就是下达了这份要求部队继续坚守、坚持战斗的“卫参作第44号命令”,着重调整了光华门—武定门—通光营房—雨花台—赛虹桥—沈家圩—江东门—上新河这一依托城垣的西南部防线。其余的作战部署仍照以前已下达之命令执行,死守南京。 另一方面,唐生智命令参谋人员安排有序撤退。根据11日下午的战况,唐已确认,南京是守不下去了。于是,他在12日凌晨0时拟定了“各区阵地,非有命令不得放弃,违者按连坐法治罪”的“卫参作第44号命令”后,凌晨3时即召集了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参谋长周斓,以及参谋处长廖肯、作战科长谭道平商讨撤退问题。唐告诉他们:“现在城已击破,无法守卫了,委员长已有命令,叫我们撤退,你们赶快去准备撤退命令罢”!为保证下关这一渡江唯一通道的畅通,唐于12日中午12时、下午1时接连给第78军军长宋希濂下达两道口头命令,确保下关地区交通顺畅。 这么看来,唐生智下达的这“卫参作第44号命令”的目的是:一来“守”和“退”何时转换,时机在哪,先打一下再看;二来抵抗也可以为全线撤退争取时间。 但他心里清楚:南京守不住了! 命令发出,悲剧已不可避免 截至这份44号作战命令发出的12月12日0时,南京守军已经过了8天的激烈战斗,战线已退至南京城的复廓阵地,南京已岌岌可危。 之前,在“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下,除了部署节节抵抗外,唐生智无权擅自决定撤退与放弃南京城。而此时此刻,唐已接蒋“可相机撤退”的命令,有了选择守与撤、何时撤的指挥空间与权力。 唐生智考虑到蒋介石撤退令的随机性,以及组织撤退亦需创造有利部队撤出的条件,所以在命令参谋部门起草撤退命令的同时,颁发了可以算作是最后的一道坚守作战命令,要求各部所守阵地,“非有命令不得放弃”。估计该命令是在12日拂晓前送达了坚守阵地的各部队,使12月12日成为南京保卫战中,城陷前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天。 12月12日的下午5时,唐生智召集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宣布:撤退。 然而撤退并不成功,指挥也出现了失误,南京面临着日寇的侵入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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