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学问日益增长,其做人的智慧也一天天进步。他曾经是个狂妄的人,很喜欢在家信中炫耀自己的成绩。但在官场上,他却表现得非常谦虚。他一早就知道,谦虚是官场生存之道,也是他博取贵人好感的关键。
做事先做人,做人贵在谦虚,高傲的人往往看不到他人的长处,也不喜欢肯定他人的长处。暂且不提有多少人愿意和高傲者成为好友,单是在发现贵人上,高傲者就比不得谦虚者。
谦虚是一种态度,它代表着对他人的尊重。谦虚也是一种品格,它反映着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不自满,不虚夸,永远追求进步。
谁会讨厌谦虚的人呢?曾国藩为官多年,树敌众多,遭到攻击无数,却每每能逢凶化吉,到头来还能赢得“会做人”的美评。很大程度上要得力于他的谦虚。
谦虚,是他做人的几个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帮助他织起人脉网,赢得贵人的好感。
谦虚是表现出来的。曾国藩在1840年进入翰林院,1841年的春节是他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节日。大年初一,曾国藩早早就起了床,不等天亮,便赶到太和殿参加朝贺大礼。
仪式举行完毕,他不是悉心休息,放松玩乐,而是列出贵人的名单,为登门拜年作准备。由于贵人众多,这一路拜下来往往会花上数天时间,曾国藩非但没有害怕麻烦,相反,还数年如一日地坚持这样做。
一般来说,他总是先去拜见自己的老师。他们通常是朝廷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住在北京内城。给老师们拜过年后,他又要马不停蹄地拜访同乡好友,出门在外,大家难免要彼此依靠。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环节中,曾国藩不仅会拜访湖南籍的好友,还会拜访湖北籍的友人。
通常人们在给老师、同窗拜完年后,拜年活动就结束了。但在曾国藩这里并未终止,他还会去拜会同年。所谓“同年”,即他在京城的同学以及和他一起参加乡试、会试的人。
这部分人员不在少数,其中一些还和曾国藩成为至交好友。比如刘蓉,就是曾国藩在赴京赶考的路上结识的考生,其和曾国藩惺惺相惜,后任陕西巡抚。刘蓉还将好友郭嵩焘介绍给曾国藩,后者则在若干年之后助曾国藩组建湘勇。
在拜年的过程中,曾国藩总是放低自己的身段,突出对对方的“敬”,为此他会精心准备充满诚意的礼物。备受朝廷敬重的祁隽藻是曾国藩的老师,他学识渊博,酷爱字画。曾国藩送不起名家墨宝,就跑到琉璃厂买上好的宣纸,然后认认真真地写上一大篇祝福的话送给老师,让祁隽藻大受感动。
当谦虚成为一个人的品格,他就不会因为自己地位的高低变化对他人发生态度的转变,在曾国藩这里,一朝是他的贵人,便会永远被他当作贵人。
穆彰阿是曾国藩的贵人,无论曾国藩的官职升到几品,他都毕恭毕敬地称穆彰阿为恩师。穆彰阿外出归京,曾国藩会上府问安。穆彰阿过生日,曾国藩会精心写作寿联作为祝寿礼物。不仅如此,平日学习每有所得,曾国藩就会告知穆彰阿。
后来曾国藩扶摇直上,穆彰阿因事被贬,二人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国藩仍对穆彰阿恭恭敬敬,时常去府上探望。穆彰阿去世后,曾国藩还带着儿子去拜访穆彰阿的后人。
正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官场之上多数人是拜高踩低,曾国藩不从俗流,一直恭敬待人,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重情义,擅为人”的好名声。此时,不用他上杆子寻找贵人,有才之士也自然会向他聚拢。曾国藩用谦虚换来了大家对他的认可。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按照清朝的制度,四品以下的官员做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可以坐八人抬的绿呢轿,而曾国藩直到升为二品官都依然坐着蓝呢轿,除增加了两名护卫外,并没有增加其他的人手。
谦虚,让他向同僚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他为官是为做事,不为名利,他没有和别人争抢风头的意思。
后人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中这样评价曾国藩的谦虚:“惟其谦虚也,故常以事理无尽,不致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事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
只有将谦虚化为品格,人才能不断地用更高的标准衡量自己,用更广博的心胸对待他人,从而为事业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人越是向高位迈进,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就越是复杂,谦虚则是应对复杂局面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