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馨雪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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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孔子所传正统的儒家观念，其实是贱视农艺工商这种体力劳动的。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曾经为难过想要“学稼”“学圃”的门下弟子樊迟，并因此发表了一通“焉用稼？”的高论。

《论语·卫灵公》也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万章》则说：“禄，足以代其耕也。”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影响下，“乡里老农多见笑，不知稽古胜耕锄”者有之，倡导“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者也有之。

显然，对于“耕”和“读”的价值评判，原始儒家与后世儒者在观念上，已经明若泾渭。从儒生“焉用稼”的传统观念，转变为对“亦耕亦读”生活的实践和追求，其间，必定有着值得研讨的思想文化背景。那么，具体到了何朝何代这种观念开始转变了，国人开始崇尚“亦耕亦读”的生活了呢？

其实，早在“耕读传家”的观念形成以前，已经先有“耕学”一说为之鸣锣开道。

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人以耕为喻了。于是，“耕”，也就成为人们奋力于某种作业的代词。扬雄就在《法言·学行》中说：“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后汉书·袁闳传》更说：“(闳)服阕，累征聘举召，皆不应。居处逼仄，以耕学为业。”所谓“耕学”，就是说像农夫致力于田地耕作一般地敬业于学问。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守嵴》中说：“造远者莫能兼通于歧路，有为者莫能并举于耕学。”《晋书·隐逸传·朱冲》也说：“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

以“耕”喻“学(读)”，是说一个人读书治学，也应当像农夫耕田那样，深耕细耘，不违四时，务求好的收成。从来农夫们都是披星戴月，寒耕暑耘，通过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力耕”方式来养家糊口，然而，士人却可以另辟蹊径，通过如“力耕”一般的“力学”，获得藉助笔耕、舌耕等工作的报酬。这给予了人们多方面的启迪，也对华夏崇文慕学之风的形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辛弃疾，号“稼轩居士”，就因为他认识到：“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所以，《宋史·辛弃疾传》说他“故以'稼'名轩”。

南宋刘过曾经四次应科举试不第，于是，转而治学。其著名的《书院》诗道：“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稔时。”诗作对于“苦读书”和“勤耕田”的关系，作了至为辩证的说明和深刻的阐释。

“舌耕”的本意，源出晋代王嘉的《拾遗记》，书中说东汉学者贾逵博学多识，常口授经典，所以经常有学子不远千里上门求教，同时携带粮食答谢老师。或云：“逵非力耕而得，诵经口倦，世所谓'舌耕'也。”后来，便以“舌耕”来比喻教师的讲台生活或教学生涯。

南朝梁时人任彦升在《为萧扬州荐士表》中有“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的说法。唐代冯贽《云仙杂记》卷八，谓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多有人给付丰厚的润笔金帛，人们便说这是王氏以“心织笔耕”换得的。

以“耕”这种体力劳动方式为喻，也可特指某种脑力为主的劳动方式。如安徽桐城的清人戴名世中举之前，曾长期佣书卖文、教馆参幕，他曾自嘲说：“以笔代耕，以砚代田”，“非卖文更无生计”，乃撰有《砚庄记》。

还有将研读父祖遗藏之书，称为“耕不税之田”的。清代藏书家张大鉴就在《闲居录》一书的跋语中，有“余承先泽，耕不税之田，一编一帙，罔敢失坠”之说。因此，晚清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卷六中咏道：“三世同耕不税田，后贤功可及先贤。谁为有福谁无福，此语可为知者传。”

总之，“耕”为“读”喻，给后世文坛学界留下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滋养，其思想影响力是久远的。

为“耕读传家”观念推波助澜的，可能是北宋仁宗时，颁布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劝耕劝读政策。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的人数上，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这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

自仁宗朝始，鼓励士人、农家出身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且只能在本乡本土读书应试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如此便将“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前景，同“朝为田舍郎”的乡土背景，紧密地维系到了一起。

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晏殊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延范仲淹为师教授生徒，这是五代世乱以来，政府首次恢复学校教学活动。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又明确了政策，各州立学者皆赐“学田”及“九经”。十年后，再次下诏各州、县皆立学，士子“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至南宋时，江南在杭州以外，“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陆游也有诗纪其实云：“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蠢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当日农家，每到农历十月便遣童子入学，称为“冬学”；以《百家姓》等为教材，是谓“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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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后的江南人家，亦耕亦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方面同步得到积累，相辅相成，最终实现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图景，成为小康之家一种实惠的持家方略。于是，山清水秀的温州成为耕读社会的理想境地，士风日盛，人才之美一时甲于东南。而一些世家大族，如“南渡”前为赵宋宗室，后自南宋到清初先后流寓浙江绍兴、归安、上虞和杭州一带的赵氏，江苏常熟的钱氏，以及山东新城(今桓台)的王氏等，也均以此为保持家族文化、经济和社会名望的秘诀。“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才有书香世家诞生的可能。

江苏无锡荣氏家族始迁祖荣清，在明代正统初(公元1436年)定居无锡西郊长清里，一方面率领子弟辟草莱，垦荒地，筑塘坝，开河渠，奠立了家宅乃至村落的基础，另一方面建立了“荣氏家塾”，聘请当地宿儒陈氏教导子孙，“时而学，时而耕”，到清代咸丰年间长达四百余年的时期内，“无登仕途者”。显然，荣氏家族的“耕读传家”只是为了“养父母曲尽孝敬，涉书史体意入微”的家教目的。

如今，流连于皖南黟县这一徽商产地的古民居之中，依然能够随时领略到耕读文化精神对当地的影响。这在当地老房子的楹联中可以见出，如：“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耕曰读”，“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惟俭与勤。”也有将形而下的耕田读书行为，衍申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上的，如：“光前须种书中粟；裕后还耕心上田”，“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