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峙岳

赵子武

陶峙岳(1892.9.18～1988.12.26)又名陶纪常、陶锄,别名岷毓,湖南省宁乡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领。陶峙岳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家拥有一座庞大的庄园,上百间砖瓦房。小时候的陶峙岳生活优裕,不知人世的艰辛。陶峙岳6岁就开始读书,12岁考入长沙城南师范附属小学,接受儒家教育,儒家的思想在他的内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陶峙岳从小聪明好学,两年以后就考入求忠中学,由于学校管理不严,家人怕他荒废学业,他转入湖南陆军小学。这成为他生活转变的关键。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陶峙岳,没想到自己会从此走上从武的道路。虽然学校当局对学生封锁消息,不让学生接触政治,但社会上发生的事还是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革命党人的秘密宣传活动、长沙的抢米风潮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学校,使陶峙岳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11年,陶峙岳奉父命回乡结婚,新娘子叫周庆仪。他们的婚姻虽然是父母包办,但婚后两人感情很好。新婚不久,传来了广州革命党人在黄花岗起义的消息,陶峙岳受到鼓舞,决心去武汉投考陆军中学。他辞别了父母和新婚的妻子来到武昌,考入陆军第三中学。开学不到两月,便爆发了武昌起义,陶峙岳和同学们满怀革命热情,拿起武器,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陶峙岳被编入黎元洪都督府的警卫队,后来部队解散,陶峙岳于1912年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并在同一年参加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会员。1912年秋天,武昌陆军第三中学迁往北京,改名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4年陶峙岳从该校毕业。毕业以后在部队里接受了半年的入伍训练,这是陶峙岳经历过的最艰苦、受折磨最多的一段日子。他常常自吟“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用以勉励自己。

1915年,陶峙岳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一年以后,毕业回到长沙,在湖南省督军公署任参谋处办事员,不久,即担任上尉参谋。1917年,陶峙岳奉命训练从绿林招编的部队“护字营”。对于这支野性难驯的部队,他注意从感情上打动他们,再慢慢晓之以理,很快就训练出一支纪律性很强的队伍,赢得官兵的喜爱和尊敬。不久,他率领“护字营”参加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战斗,在战斗中全体官兵英勇作战,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和良好的纪律性。陶峙岳也因指挥出众、表现突出,被提升为独立工兵营营长。

1926年,北伐军击败军阀吴佩孚,攻克长沙,贺耀祖率部归附长沙,接受改编。贺耀祖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陶峙岳任团长。不久,独立第2师誓师北伐,进入湘鄂边境马回岭一带,担任主攻任务,他们在马回岭车站和敌军正面相遇,展开激烈的战斗,在兄弟部队的相继增援下,全歼敌军,乘胜赶往湖口、武穴等地追击逃敌,在江西合围孙传芳部队,此后配合北伐军其他部队一举收复江西。

彭德怀、王震、张治中、陶峙岳等检阅部队，1927年独立第2师进军安徽时,在当涂和敌军展开了三天三夜的浴血奋战。这次战斗双方相持不下,伤亡都很惨重。三天三夜的激战,既是力量的对比,也是意志的较量,独立第2师坚持了下来,最后占领当涂,取得胜利,并同兄弟部队一起收复南京。陶峙岳作战有功,被晋升为少团长。

1928年5月,陶峙岳的部队奉命进驻山东济南。此时,日本侵略军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济南惨案”,国民党当局一再令部队不得出击,使陶峙岳领导的第7团被日军强行缴械,军长贺耀祖被辙职,陶峙岳虽然免受处分,但也看清了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尊严、自甘屈辱的嘴脸,他感到这次惨案是“平生之耻”。此时,陶峙岳被调到第24旅任旅长,后又兼任第8师副师长,奉命率部参加中原大战。

1930年第8师奉命调往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第8师未与红军接触,“围剿”即被粉碎。第二次“围剿”中,第8师仍未与红军交战。7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黄陂之役中,陶峙岳旅大败。陶峙岳只得率领为数不多的几个随从仓皇逃跑,之后辞去旅长职务,告假回到长沙。这是陶峙岳第一次与红军作战,这次失败成为陶峙岳心头的悔恨之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多次沉痛检讨自己的行为,认为这是他人生的污点。由于陶峙岳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领,因而多次受到疑忌排斥,屡遭贬逐,只得在夹缝中求生存。面对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陶峙岳苦闷彷徨,深感空有一腔热情,却报国无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陶峙岳任第8师师长,奉命由陕西带领部队增援上海。在蕴藻滨一带,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一举击败守敌。之后,日本陆空军发动更为猛烈的攻势,敌我力量悬殊,陶峙岳率官兵顽强抵抗,坚守阵地二十二天,他自己也赢得“抗日名将”的美誉。

1938年,陶峙岳被调往陕西河防部队,先后任国民党第1军中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实际上,陶峙岳在河西部队是没有实权的。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实权在握,多次剥夺陶峙岳的兵权,陶峙岳闲居西安,内心的苦闷压抑可想而知。

1946年春,张治中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委任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主要负责维护地方秩序。张治中军是著名的爱国领,陶峙岳深受其影响,积极支持张治中的和平民主政治主张。当时新疆监狱里关押着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要求,蒋介石被迫同意。张治中军长期和共产党保持着较好的交情,所以,周恩来委托张军,被盛世才囚禁在新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30多人护送回延安。张治中到新疆,便委托陶峙岳一定要派能干可靠的人护送这批共产党人回延安。陶峙岳经过慎重思考,选派亲信、总部交通处处长刘亚哲亲自负责护送。他们制定了周密而详尽的计划,在安全、生活、交通、医务等方面考虑得极为周全。刘亚哲带着队伍,用10辆大卡车护送共产党员及家属。他们从迪化出发,与扼守在必经之路上的胡宗南部队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最后安全抵达延安。这是陶峙岳第一次为共产党人办事,受到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赞誉,陶峙岳的思想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化。

1947年,张治中任命陶峙岳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驻兰州代张治中处理事务。1948年,新疆局势再趋紧张,陶峙岳再次担任新疆警备部队司令。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濒临覆灭。而新疆远在戈壁荒原,已成为国民党难以顾及的孤岛。但是反动派仍然想作最后的挣扎。

1949年2月,李宗仁命令陶峙岳只留一个旅担任新疆防务,其余驻军全部调入关内,以加强长江防线,企图抗拒解放军渡江。早在陶峙岳从兰州赴新疆之前,张治中就曾对陶峙岳详细谈过自己实现国内和平的设想,陶峙岳深受启发和鼓舞。此时,陶峙岳接到内调命令后,为保证新疆局势的安定而费心思量,想要找出万全之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陶峙岳表示不愿回到关内打内战。为了拖延时日,他亲自拟定了一个10万大军在千里戈壁行军的庞大军费计划,上报给李宗仁。他本人也以种种理由,不去南京和广州,以争取时间,等待形势的发展。他多次召开会议,向部属阐述“保国安边”的思想,要他们以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为重,以新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为和平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他和驻南疆的副司令赵锡光秘密商谈,一致认为维护新疆局势的稳定,保障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他们应尽的职责。他们相约三条,酝酿和平起义。

1949年4月16日,国共和谈破裂后,周恩来为了促进新疆和平解放,亲自找到迪化市市长、共产党员屈武谈话,要他赶紧回到新疆,策动新疆部队起义,以尽量避免或减少新疆人民的损失。屈武回新疆后,盛赞陶峙岳的保国安边思想,联络陶晋初、刘孟纯、刘泽荣等人,积极襄助陶峙岳实现和平起义的大计。

9月8日,毛泽东亲自召见张治中,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分两路,从兰州和青海向新疆进发,希望张治中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以大局为重,和平起义。

9月10日,张治中两次发电,敦促陶峙岳、包尔汉等人及时表明态度,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中来。

9月15日,中共中央派邓力群带着张治中的电文,从伊宁来到迪化,会见了陶峙岳、包尔汉、刘孟纯、刘泽荣、屈武和进步组织“战斗社”、“先锋社”的负责人。陶峙岳向邓力群介绍了新疆军事情况和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邓力群向陶峙岳转达了毛泽东对新疆和平的关注及张治中的电文内容,并向他们阐明了党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及政策,对他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9月17日,陶峙岳与包尔汉分别复电张治中,表达和平解放新疆问题的决心,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毛泽东在北平见到他们的电文后,深感满意,写信给张治中,进一步指示和平解放新疆事宜。

9月22日,张治中再次致电陶峙岳和包尔汉,指示他们派人和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接洽和平起义事宜。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赴兰州面见彭德怀,商谈新疆起义事宜。9月25日,陶峙岳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到人民军队的行列。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包尔汉、屈武也发出起义通电,新疆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