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争议的黄埔名将汤恩伯

亮剑

作者：迟杰

摘要：汤恩伯虽然不是广州黄埔岛时期的教官，但在黄埔军校迁往南京后成为教官和学生总队队长，所以也勉强算是黄埔教官出身，后来也是公认的黄埔系骨干将领。对于汤恩伯最多的争议就是他在抗战中的表现，到底是英勇作战的名将，还是祸害一方的灾星？

严格来说汤恩伯并不算是黄埔教官，因为他当教官时，黄埔军校已经从广州黄埔迁往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但他还是被视为黄埔系的骨干将领，并且在中央军嫡系部队中，汤恩伯系和陈诚的土木系、胡宗南系并称为三大派系。

汤恩伯，原名汤克勤，1898年出生于浙江金华武义。高小毕业后，进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后来又转入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当过小学体育教员，后进入浙江省省长兼督军吕公望举办的闽浙讲武堂，毕业后在闽浙军中当少尉排长，后来因闽浙军战败，汤恩伯回到家乡，在东皋警察所当巡官。

武义富商之子童维梓和汤恩伯是同乡好友，所以他去日本发展就把汤恩伯也一起带去。1922年3月汤恩伯考入日本明治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同时童维梓也在日本出资开办了一家中国餐馆，就交由汤恩伯打理。这次日本之行彻底改变了汤恩伯的人生，童维梓可以说是汤恩伯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贵人。正是在打理餐馆期间，汤恩伯结识了同样在日本留学的一位名叫王锦白的小姐，两人互生好感，1925年汤恩伯陪着学成的王锦白一同回国，开始谈婚论嫁。王锦白的义父就是时任浙军第1师师长陈仪，陈仪见汤恩伯仪表堂堂谈吐不俗，非常满意，尽管汤恩伯此时在老家还有原配妻子，但陈仪表示只要汤恩伯和发妻离婚就同意他和王锦白的婚事。于是汤恩伯回家用300块银元结束了第一段婚姻。

1924年汤恩伯得到陈仪保荐和资助，再次赴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步兵科学习。毫无疑问，陈仪是汤恩伯的第二个贵人，也是对汤恩伯人生道路影响最大的人。汤恩伯也正是为了表示对陈仪提携之恩的感激，特意改名恩伯。

1926年汤恩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就在陈仪的浙军第1师里担任少校参谋，并与王锦白结婚。1927年调任南京国民革命军第19军中校副团长，后又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参谋、作战科科长。

1928年汤恩伯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很快得到了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赏识，不久升任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12月升任第七期第一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1929年6月张治中开办军官教育连，汤恩伯任副连长。由于张治中需要兼顾全校管理教育，因此军官教育连的实际上是由汤恩伯负责，成绩斐然。此后教育连扩编为教育团，汤恩伯任营长。1930年教育团扩编为教导第2师，汤恩伯升任教导第2师第1旅少将旅长。短短两年时间，就从中校教官升任少将旅长，升迁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而一力提拔他的就是张治中，所以张治中是汤恩伯的第三位贵人一点不为过。

此后，汤恩伯的升迁速度丝毫没有减慢，1931年升任第2师师长，1932年调任第89师师长，1933年任剿共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1934年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福建事变突然爆发，他又率部转而进攻福建人民政府，1月13日他的89师攻占福州，为平定福建事变立下头功。随后任赣粤闽鄂剿共军东路军第五路军第十纵队总指挥兼第4师师长，在对苏区的“围剿”中表现很积极，接连攻占苏区将乐县、泰宁县、建宁县、石城县，于11月最先进入中华苏维埃首都瑞金。1935年1月升任第13军军长兼第4师师长，并于4月晋升为陆军中将。

汤恩伯当上军长后，以清末名将胡林翼的“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作为治军座右铭，同时重用黄埔业生。作战时提倡“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不识亲疏不计近远，战时使部曲均畏威怀德，乐为效命”。经济上，他厉行节俭，平时不讲究吃穿，同时效仿陈诚治军的经济公开，大大加强了部队的凝聚力。从此以后，13军逐渐成为汤恩伯的基干部队，并以13军为基础不断扩大实力，逐渐成为中央军嫡系中的一大派系。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到7月底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随即沿津浦、平汉、平绥三条铁路线推进。其中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目标是占领山西，进而控制整个华北。为了挫败日军企图，中国军队选择在南口组织防御。南口，位于北平城西北45公里处，燕山山脉与太行山的交汇处，是居庸关南侧的长城要隘，是北平通向山西的门户。这一带地形复杂，崇山峻岭。从南口经居庸关西行至宣化、张家口，是一块东西狭长的盆地，平绥铁路和公路都横贯其中，成为连通西北、华北的交通干线。南口的南北两侧，又是筑在山岭之上的内外长城，山上只有羊肠小道可能通行，是名符其实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被称为“绥察前门，平津后门，华北咽喉，冀西心腹。”从南口往西可以进占察哈尔，威逼绥远；往南则可直下晋北，直取太原。所以南口的得失，直接关系察哈尔、山西和绥远三省安危。因此蒋介石对南口极为重视，他任命汤恩伯为第7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坚守南口，并要求汤恩伯无论如何艰难，必须死守至少8天，等待援军的到来。

8月3日，汤恩伯13军的先头部队89师到达南口。8月4日，日军就开始向南口进犯。在飞机、坦克和重炮支援下，日军集中1个师团又4个旅团总共4万余人，向南口、张家口一线展开猛攻。日军声称三天拿下南口!但13军就凭着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与敌展开殊死搏斗。13军84师529团坚守南口车站和龙虎台高地，与日军反复争夺，最后自团长罗芳圭以下全部阵亡。8月中旬后，双方在南口一线的激战进入白热化。至19日，驰援南口的第14集团军在途中遭日军重兵截击并被山洪暴发的永定河所阻，无法按时赶到南口，此事13军已经坚守了16天，超过预期要求的两倍。汤恩伯只得下令缩短防线，改全线防守为重点防守，以居庸关、黄楼院、镇边城为中心，形成三个重点防守区，继续坚守，20日，日军突破张家口一带长城防线，占领神威台，兵锋直指张家口。张家口一旦失陷，日军便可迂回到南口侧面，使13军腹背受敌。汤恩伯见援军一直未到，战局又渐趋恶化，只好再次收缩防线，改为坚守居庸关、横岭城、延庆、怀来四个要点。他严令各部：“如有营团以上的官长怕死，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们，你们自己拿头来见我好了!”25日，张家口失守，战局急转直下。汤恩伯只得下令全军退守桑乾河。

13军在南口与装备、兵力均占优势的日军鏖战20余天，以伤亡2.7万人的惨重代价毙伤日军1.5万余人，南口一线始终未被日军突破。作为13军军长的汤恩伯可以说功不可没。当时《大公报》的著名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范长江在文章中写道：“汤恩伯将军因为日夜辛劳的结果，瘦得不成样子，两个眼睛深深地凹入，整个身子剩了皮包骨头，我们惊异他消耗的如此厉害，几乎有几分认不清楚。原来猛攻南口的日军，在优势

的兵力武器条件下，汤恩伯实遭受空前的劲敌，故日夜操劳，精密指挥，已半个月未曾得一安眠的机会，整天和电话地图接近，时时注意敌人一寸一尺地移动，我们一次一次的战斗经过……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确是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条命决心拼在了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

汤恩伯也因此有了抗战铁汉子之誉，从他在南口之战中的表现来看，也确实担得起这个赞誉。因此，9月就升任第20军团军团长兼第13军军长，当时国民党军1个军团大都只辖1个军，而20军团则下辖3个军，可谓兵强马壮实力雄厚。10月率部在河北漳河南岸阻击日军，掩护漳河北岸的友军安全转移。10月底又率部驰援第二战区，当赶到山西时日军已蜂拥而至，先头营被日军击溃，汤恩伯当机立断指挥主力在子洪口设伏，成功击退了日军。随后汤恩伯指挥军团主力坚守子洪口，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为第二战区各部队争取到了重新布防和整顿的宝贵时间，也为稳定晋南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要不是子洪口之战稳定了晋南战局，那么山西很可能在1937年就将陷于敌手，陕西甘肃也将不保。可见，在抗战初期，汤恩伯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1938年3月，第20军团整编完成，下辖3个军，总兵力达7.2万余人，装备精良，是当时中国军队硕果仅存的精锐主力。随后被划归第五战区，南下参加徐州会战。1938年4月的台儿庄战役是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的第一场重大胜利，但是这场战役的最高指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却在回忆录里提到，在坚守台儿庄的孙连仲第2集团军损失惨重，急需救援时，他“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 夹击敌军, 三令五申之后, 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以至李宗仁最后“训诫汤军团长说, 如再不听军令, 致误戎机, 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因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保存实力畏敌避战几乎成为定论。

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逐渐公开，有学者专门对汤恩伯20军团在整个台儿庄战役期间的行动日程进行了仔细研究，计算下来平均每天行军在40公里以上，如果考虑到其中有几天还是在和日军作战中，这个速度显然和“逡巡不进”的说法有出入。

再来看当时的战场情况，李宗仁于3月30日严令汤恩伯率所部于31日拂晓前到达台儿庄，协同孙连仲第2集团军肃清台儿庄之敌。但是他不知道日军第21旅团29日就已经从临沂正面脱离战斗转向20军团的背后了。31日，日军在台儿庄的攻击仍无进展。而20军团也先后攻占了兰城店、三佛楼、峄县东南的水湖、王庄。同时从临沂西进增援的日军21旅团已经到达向城，并和20军团的第4师接战。汤恩伯根据这一情况，决定首先围歼从临沂赶来的日军21旅团，指挥所部来了个非常漂亮的反手一击，重创日军21旅团，再转兵南下和第2集团军对进攻台儿庄的日军濑谷支队形成夹击，迫使濑谷支队为摆脱被围歼的命运，被迫抛弃大量装备仓皇败退，从而赢得了台儿庄大捷。

汤恩伯率部之所以没有立即开往台儿庄增援孙连仲第2集团军，是因为如果径直南下，势必将陷入日军夹击，不但不能解台儿庄之围，还会将20军团带入险境，影响整个战局。所以汤恩伯先消除临沂方向的危机后，才南下台儿庄。此举虽然没有机械执行李宗仁立即南下的命令，但却以迂回枣峄等地侧击日军的主动行动来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在台儿庄方向，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下辖2个军4个师又1个旅，共有4万多人，而日军的进攻部队只有3个步兵大队和2个炮兵大队，总兵力不过3000人。以几乎十倍于敌的兵力防御易守难攻的台儿庄，其难度和13军坚守南口相比，要容易多了。但是13军足足坚守了20天，第2集团军才守了5天就顶不住了，反过来也说明13军战斗力之强悍。

和李宗仁同为桂系领袖的“小诸葛”白崇禧，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参与最高统帅部的全局指挥，对战局的观察更为透彻，他晚年接受采访时就明确讲到：“汤恩伯司令用兵适宜，当敌攻击台儿庄之际，迅速抽调进攻峄县而逞胶着状态之兵力，反包围台儿庄之敌人与孙连仲部相呼应，同时，并调关麟征、周碞二部击破敌人由临沂派来解围台儿庄之沂州支队，于任务完成后，仍回师台儿庄，此为其用兵灵活、合适之处。”

此战汤恩伯和部下85军军长王仲廉、52军第2师第11团团长陈林达三人一起获得当时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在抗战初期，青天白日勋章的含金量还是很高，颁发标准也很严苛，汤恩伯能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李宗仁的批评还是有失公允。

徐州会战后，汤恩伯的20军团改称31集团军，因为和李宗仁的矛盾，31集团军被调到了第一战区，成为第一战区的战略机动兵团。由于31集团军长期以来都是作为拳头部队集中使用，所以攻击和协同能力极强。日军对第一战区的部队按战斗力高低分成甲乙丙三等，其中被列为“甲等”的部队寥寥无几，但31集团军的每个师都被列为“甲等”，可见31集团军在日军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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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的沉沦

1938年6月汤恩伯担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随后率部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1938年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因为在这些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整个河南省驻军。此时在汤恩伯的麾下有5个集团军，总兵力近40万人，因此人称“中原王”。日军也将汤恩伯视为劲敌，将汤恩伯的基干部队第31集团军称为汤兵团，一直想要围歼汤恩伯而后快。

抗战期间的河南省连年遭灾，却仍需要担负全省驻军的供给。这就让河南省各级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驻军口粮而不得不让当地百姓忍受饥饿，如此日积月累，地方上对军队的怨气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到1942年河南省发生大饥荒时自然达到了顶点，汤恩伯也因为是河南省驻军的最高指挥而被人和水灾、旱灾和蝗虫，并称为“水旱蝗汤”四大害。尽管汤恩伯以个人名义捐出了20万元赈灾款，还累计发放赈灾粮268万斤，而且动

员部队节约了700万斤粮食，作为春荒的贷麦来救济灾民。但这些措施都已经无法挽回他在河南民众心目中急剧下滑的名声。

图8：汤恩伯在河南被称为“水旱蝗汤”四大害
图8：汤恩伯在河南被称为“水旱蝗汤”四大害

1944年4月，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发动了“一号作战”，这也是日军在八年抗战中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战役，在这场大会战中，河南驻军首当其冲。在这关键时刻，第一战区却对敌情动向作出了致命的错误判断，导致日军大迂回成功，先是攻占许昌，再以机械化部队一路西进包抄河南守军后路。此时原打算在嵩山地区伺机反击的汤恩伯阵脚大乱，为了避免被合围的情况，他不得不下令后撤。大军几乎未经战斗就全线后撤，军心自然开始涣散，纷纷争先恐后向伏牛山区转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本想依靠汤恩伯的主力兵团阻挡日军进攻，不想汤军团却率先后撤，蒋鼎文见战局难以扭转，便在与日军稍事接触后也下令撤退。就这样，整个第一战区的部队争相后撤，完全是一副“兵败如山倒”的场景。

当地百姓早就对汤恩伯和蒋鼎文的部队深为不满，所以在撤退途中，遭到当地乡民、土匪以及民团的截击，损失相当大。比如第14集团军总司令部、第31集团军总司令部、第13军军部、第14军军部都遭到袭击，最严重的是新编第8军被渑池县地方武装上官子平部缴枪2000余支，成为军队的最大耻辱。

河南战场的惨败令蒋介石大为震怒，当即下令将蒋鼎文和汤恩伯撤职。汤恩伯的嫡系部队汤兵团也被一分为三，第31集团军驻守豫西，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分别驻守平汉铁路以东的苏鲁豫皖边区和黄泛区。汤恩伯的三大基干部队中第13军和第29军就此调离第31集团军，与85军天各一方，曾经叱咤中原的汤兵团从此一分为三，再也不复当年风采。

河南百姓还不罢休，乘机对驻军的种种问题进行控诉，更有河南省参议员要求枪毙汤恩伯以谢国人。一时间，昔日的抗战名将成了几乎人人喊打的落水狗，汤恩伯的抗战英名也由此毁于一旦。

但是蒋介石对于汤恩伯的指挥才干还是很器重的，不久当日军攻入贵州并威胁陪都重庆时，他又重新启用汤恩伯出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指挥7个军紧急驰援贵州独山，最终阻止住了日军攻势，使重庆转危为安。汤恩伯因此升任第3方面军司令官，随后指挥了广西大反攻，接连收复广西的数十座城镇，再度重现汤军团当年战力强悍的风采。

1945年9月，汤恩伯作为上海地区受降主官的身份，率部进驻上海，接受日本驻军的投降，也算是对他抗战功绩最好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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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唏嘘的结局

1946年2月出任京沪卫戍区上将总司令，7月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1947年3月又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随后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但是在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第1兵团所辖的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被全歼。尽管让整编74师固守孟良崮实现中心开花的战略是蒋介石亲自拍板，但作为整编74师直接上级的汤恩伯肯定难以推卸领导责任，因此被撤职查办。

直到1948年8月战局已经难以收拾，才被重新起用，先是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2月升任京沪警备总司令，负责指挥长江下游和南京、上海的防御。1949年初，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也就是汤恩伯人生历程中的贵人恩人，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考虑起义，但觉得自己手上没有多少部队，就想到了汤恩伯，当时汤恩伯不仅手握重兵，而且南京上海也都在汤恩伯的直接控制下，再加上汤恩伯在国民党军黄埔系中的地位和影响，一旦汤恩伯倒戈起义，那将无疑是一场大地震！
陈仪先让外甥丁名楠到上海，说服策动汤恩伯起义。接着自己亲自赶到上海，和汤恩伯商议起义事项，陈仪以为自己对汤恩伯有大恩，既有师生之谊又有父子之亲，再怎样汤恩伯也不会出卖自己。

但是汤恩伯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向蒋介石告发了。1949年3月中旬，陈仪在上海家中被捕，然后被押解到台湾，1950年5月19日，台湾军事法庭判决陈仪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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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出卖了陈仪，自然得到了蒋介石的嘉许，但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很多有人骂汤恩伯忘恩负义，不仁不义。陈仪的干女儿，也是汤恩伯的妻子王锦白不顾汤恩伯的反对，在家中设灵堂祭拜吊孝，随后王锦白带着三女一子（只留下最小的女儿汤国丽在台湾）去美国定居，她心中对汤恩伯的恨怨可以想象。

4月20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但是汤恩伯在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已经按照蒋介石的布置，将储存在上海的美元、黄金、白银等资产全部装船运往台湾。

随后率残部退守厦门，5月任国防部厦门指挥所主任，7月任金厦防卫部主任，8月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在10月金门战役时，汤恩伯是国民党军事实上的最高指挥，虽然他将指挥部安排在金门料罗湾的军舰，做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战意和斗志显然已经不能和抗战初期相比，但他对解放军登陆地点的判断和防守反击的部署，对于金门之战最后的结局依然具有很大作用，作为职业军人生涯的最后一战，依然表现出相

当高的军事素养，只是战役后期12兵团司令胡琏率部赶到金门，接过了指挥权，才让金门之战的荣誉都落在了胡琏头上，汤恩伯前期的贡献也就被有意无意淡忘了。
1950年，到台湾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基本就是闲赋在家。1953年1月，率国民党军事代表团访问日本。

1954年4月，汤恩伯突感腹部疼痛，就医诊断是十二指肠肿瘤。尽管不是绝症，但情况还是比较严重，当时台湾的医疗条件要想治愈还是有困难，所以医生也建议出国治疗。在美国的夫人王锦白得知病讯，电邀汤恩伯赶紧赴美就医，但在台湾的夫人钱婉华却不同意，要汤恩伯去日本医治。最后汤恩伯决定去日本治疗。1954年5月，汤恩伯赴日治疗，进入东京庆应大学附属医院，前两次手术很成功，但第三次手术出现医疗事故，于1954年6月29日在日本去世，享年56岁。
汤恩伯死讯传出，当时就有人怀疑是遭到了日本医护人员暗算。甚至有人查到汤恩伯的主治医师岛田信胜的兄长就是在中国战场上和汤恩伯部队作战中被击毙。

纵观汤恩伯的一生，军事指挥上还是有过人之处的，抗战时期除了豫中会战外，几乎再无败绩。解放战争中表现平庸，不过孟良崮战役中上有蒋介石越级指挥，下有张灵甫骄横跋扈，汤恩伯最多就是上传下达的传令兵。而到了渡江战役，更是已经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了。而他告发恩师更是为很多人所不齿，最后在日本死在手术台上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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