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审讯过的美军俘虏，在美国认出了她——访原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翻译刘禄曾

周伯通

当年审讯过的美军俘虏，在美国认出了她——访原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翻译刘禄曾

刘禄曾接受采访时敬军礼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度过的：在敌机扫射下审讯战俘，在炸弹轰鸣中千里行军，在冰天雪地里劳动生活……”近日，在省军区南京第二十八离职干部休养所，原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翻译、92岁高龄的刘禄曾，向记者讲述了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传奇经历。

落实宽待政策，

让美国俘虏留下深刻印象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从东吴大学法学院（位于上海）毕业的刘禄曾原准备到学校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志愿军抓到的“联合国军”俘虏在语言上无法沟通，缴获的战利品也难以识别，急需一批语言人才。学过英语的刘禄曾响应祖国召唤参军入伍，北上赴朝。

“家里母亲去世了、弟妹又不少，我那时没什么牵挂，抗美援朝一声炮响就去保家卫国。”刘禄曾和22位从事翻译工作的青年男女一道，1950年底进入朝鲜。千里行军到达朝鲜中部，刘禄曾等10位青年被分配到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

在敌工部，刘禄曾要翻译大量缴获的军事文件和宣传品，还要审讯战俘。第一次见到大群“联合国军”俘虏，刘禄曾印象很深刻，“披个毛毯，搞得狼狈不堪。”这些俘虏主要是美军，也有少量其他国家士兵。上级要求速问速审，3天内了解俘虏的“来龙去脉”，分门别类后送往俘虏营。刘禄曾和敌工部一位干事搭档露天审讯时，敌机前来盘旋扫射，俘虏们被吓得到处躲避、很是狼狈。

审讯战俘不是光懂语言就行，还得了解学习军队编制、军事用语、敌军概况等，以便审讯有的放矢。“本来我不知道班排连营编制，不知道装备、兵种是什么，边审讯边学习。”刘禄曾积累了各种资料以便速查，当时的笔记本，她至今仍保留着。

经刘禄曾审讯过的有傲气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有遭受种族歧视的黑人士兵，有的俘虏曾是罪犯，到朝鲜当兵卖命抵刑期。有的俘虏起先对抗情绪强烈，最终被我优待政策感召。

在刘禄曾经历中，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1979年春，在外事部门工作的刘禄曾随著名教育家吴贻芳博士赴美访问。在纽约白罗克仑博物馆组织的一次聚会上，和刘禄曾年龄相近的一位高个子男人主动询问她的来历，随后与她热烈握手。原来这名叫詹姆斯·伯特纳的餐馆老板，1951年春曾作为美国陆战一师的新兵被俘后，刘禄曾审讯过他。

为何时隔28年伯特纳还记得刘禄曾呢？刘禄曾笑言：“是因为我在他身上落实的俘虏政策比较多。”一天，一位战士来报告，有个高个子俘虏昨天装病表现不好。她了解后发现伯特纳是真的生病发烧，于是找来军医给他看病服药，当晚送俘虏时还安排他乘车。一个下午，刘禄曾见到一位调皮的志愿军小战士刮伯特纳的大鼻子逗着玩，就制止了小战士，“我告诉他刮鼻子也是不尊重人，与我军宽待俘虏政策不符。”正是这几件小事，让伯特纳对志愿军和这位女军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狂奔过封锁线，

炮弹就在身侧爆炸

为对敌军开展政治攻势，1952年底，刘禄曾奉命调到第24军政治部敌工科，随广播小分队上前沿对敌进行英语广播。

虽不是去打仗，上前线仍是九死一生。“到前沿阵地去，必须要过炮火封锁线这一道关。”刘老解释说，敌人掌握了我军人员特别是后勤运输的规律特点，“知道我们天天必须要从这里走，所以就盯住这条线打炮弹。”必经之路上，敌炮火打出两道封锁线，了解落弹规律的一位老战士是关键引路人。“他说大家一起赶快蹲下来，等到敌人炮火封锁这一阵子过了，我们就过。”过封锁线必须一口气跑完，冲进壕沟才算安全。

20多天后，刘禄曾完成任务后下撤时更危险。这次引路人是位通信班长，换走本来很少受炮击的另一条路，当天炮火却极为猛烈。班长急了，帮刘禄曾背起包，不停催她：“快跑！过了就是胜利。”偏偏戴着大棉帽、穿着厚棉衣和靴子的刘禄曾在雪地里就是跑不动。

大概跑了20分钟，一枚大炮弹在附近爆炸，刘禄曾感到一块弹片从身边疾飞过去，打在一棵树上发出亮光，“看到火星一亮，才发现这个炮弹就在身边。”

冲进一处火箭炮掩体，刘禄曾一下躺倒在了地上。洞里有不少人在隐蔽，看到在这么猛烈的炮火下还有小姑娘过封锁线，都很惊讶，“好多人说‘小鬼没死，万幸、万幸’。”

封锁线上无畏来回的战友有很多，许多十八九岁的运输员每天都要往前沿运粮弹。

后勤运输艰难，坑道生活也极为困难。第一次上前沿，刘禄曾住在一个班的坑道，吃喝拉撒睡都极为不便。吃一般用最简单的做法，炊事员炸油饼、馒头给大家吃。“最艰苦的是缺水。”刘禄曾说，战士们偶尔冒险从山底下水坑打水上来，水桶被打穿是常有的事。

洞里照明靠蜡烛，一炮打过来就可能被震灭。照明、做饭、呼吸都消耗氧气，坑道里空气十分浑浊。一次刘禄曾出去检查广播线路，一出坑道马上就晕倒了。战士们赶紧把被新鲜空气“击晕”的刘禄曾拉回来，躺在石头垒成的床上，半小时才缓过来。

停战夜，

隔山喊话美军士兵

刘禄曾两次到前沿对敌广播，都在重要时间节点上。1952年底，为利用圣诞节开展政治攻势，刘禄曾和广播队到了前沿一个连指挥所。喇叭设在山顶掩体里，播音室在坑道，用两个手摇发电机驱动，到了天黑广播就开始了。

“要讲能让敌人接受的话。比如圣诞节到了，要激发对方思家厌战的情绪。对敌政治工作、心理战各个国家都在搞，但心理战要搞得好是一门学问。”刘禄曾说，当时宣传方式很灵活，会用留声机播放《欢乐颂》《铃儿响叮当》等圣诞歌曲，播放美国人熟悉的民间小曲，还会念美军士兵身上找到的《一封没有完成的家信》。白天，刘禄曾就放歌曲、放相声快书丰富战士们的娱乐生活。

刘禄曾记得，等到1953年停战前夕上前沿，广播时往往对面还会停止开炮，她就把停战谈判最新进程播送给对面，瓦解敌人士气。

1953年7月27日晚10点，刘禄曾在最前沿等来停战的一刻。和战士们爬出战壕，看到对面山头出现美军士兵，刘禄曾用英语和对面山头上美军士兵作了告别，“We want peace，we hate war（我们热爱和平，我们厌恶战争）。”

撤出阵地那个明朗的早晨，刘禄曾至今记得。沿途朝鲜人民已在盖房子重建家园，刘禄曾在山下炮弹坑积成的水塘里高兴地洗手洗脸，“那时心情太好了，空气、水分、阳光，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