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个“乞丐”来到瑞金说要见周恩来，3天后红军开始长征

雷霆悍将

1934年，一个乞丐来到瑞金，看到持枪的红军战士之后，一屁股坐在地上，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我要见周恩来……”

红军战士有些迷惑：“你！你要见周副主席？”红军战士实在想象不出，这样一个浑身臭味的“叫花子”，怎么会知道周恩来的名字，可他们没敢怠慢。

一个资历深的红军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知道周副主席？”

老乞丐说：“我是地下党员，有绝密情报要见周恩来。”

红军战士听到他的表述，立即把他带回阵地，然后转送到团部、师部。师首长也不敢确认的他的身份，于是打电话到红军总部作战值班室请示。值班室的参谋问，他叫什么名字?

师首长直接转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老乞丐说：“我叫项与年。”

没过一会，作战值班室电话就来了：“立即将项与年送来，周副主席要尽快见到他。”

师首长立马就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令人牵来两匹快马，派一名红军战士跟随他来到了红军总部驻地，来到周恩来面前。

周恩来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项与年，竟然大吃一惊：“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项与年没来及诉说自己一路的艰苦，只是拿出“四本字典”交给了周恩来，这里面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国民党那里带来的“绝密情报”，这里面是蒋介石增加第五次“围剿”力度的“铁桶计划”，情报中有敌人详细的武器配置、部队部署、进攻路线……

那么问题来了，项与年是如何冒着危险获得如此重要的情报？又是如何突破重重封锁把情报带到红军总部？

勇敢惩叛徒

项与年，1896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1925年入党。随后前往印度尼西亚，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1927年秋，31岁的项与年被驱逐回国，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身份作掩护在上海创办复炎小学，担任校长。这实际是中央特科的一个掩护点。

大革命失败之后，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中央成立了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负责。特务工作处后来由武汉转移到了上海，下设4个科，其中特科三科也叫红队，负责惩罚特务、叛徒的职责。

回到上海的项与年也加入了“特科三科”，成为了主力队员。

1929年8月24日，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等人在开会时被敌人逮捕。事后，周恩来亲自组织劫人车，他下令说：“这一次不仅行动科全体出动，特科各部内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要参加行动！”

1929年8月28日，在通往上海警备司令部的路上，特科队员们隐蔽在行人中，他们准备拦截囚车。项与年也在这次行动之中，他伪装成商人一直站在最前面观察，准备随时开枪营救。可是，行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无奈之下，周恩来不得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就在澎湃等人被捕的下午，情报科就通过内线得知是白鑫出卖了他们。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气愤，严厉的给特科下达了命令：“对于这个无耻叛徒，特科必须坚决予以处决！”

特科很快就搞清楚了叛徒白鑫的住处……

11月11日夜，法租界霞飞路上，只有43号院里仍然灯光闪烁。11时许，四十三号院后门悄悄开出一道细缝，一个人从里边走了出来。此时，周围异常安静，在确认没有任何危险后，他才向里面招手。很快又闪出七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三个“护驾”特务。

这是白鑫要逃跑！

就在此时，枪响了，白鑫的两个保镖当场被打死，其他人则受了重伤，白鑫夺路而逃，项与年和几名队员紧追不舍，最终将白鑫除掉了。法租界巡捕听到枪声赶到时，特工早已悄然离去，大街上只有几具尸体。

冒死送情报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之后，给地下工作者带来带来极大的危害。特科“第一代”负责人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先后撤离了上海。5月，周恩来重组中央特科，把那些受叛徒威胁的人先后撤离了上海。年底，周恩来也撤离上海。

项与年由于机智过人，善于敌后作战，得以长期潜伏下来，一直就留在上海从事敌后工作。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蒋介石这一次可谓是“煞费苦心”，种种迹象表明红军此时面临着巨大危险。

然而蒋介石绝对想不到，他这次军事会议的参会人员中有“红军的人”，他叫“莫雄”，是国民党资历很深的老党员，原来是国民革命军的师长，北伐时与蒋介石在一起做事。

莫雄是一位有着进步思想的人，他在看到蒋介石种种做法之后非常的反感，还曾经想要加入红军的队伍。早在1930年，李克农就曾经与他有过一次谈话，谈话中，莫雄提出想要加入我党的想法，可李克农的一番话，让他豁然开朗。

李克农表示：“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

参加了蒋介石军事会议的莫雄，得知了蒋介石的“铁桶计划”，意识到情况十分紧急，必须赶快与红军取得联系，否则将面临重大损失。会议结束以后，莫雄冒着生命危险与项与年取得了联系，并把会议内容做了详细的叙述。

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没敢怠慢，他立即启动了“秘密电台”，向红军总部紧急通报了“铁通计划”的关键要点。可是，项与年非常清楚，仅有要点是不足够的，红军不能做出准确部署，结果还是会有损失。

莫雄提供的会议内容十分的详细，其中包括了敌人部队部署位置、武器配置、攻击日期、进攻路线、联络信号和口令等，这些绝密的情报写的清清楚楚，足足有一本之多。

项与年与同志们商量之后，决定将详细方案带到红军总部，为了保密，也为了保护自己，项与年用了一整晚的时间，用“隐形药水”将文件的内容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记在了字典上。

后来，项与年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名“教师”就出发了。他为了避免与敌人接触，经常白天休息，晚上才赶路，而且专门寻找偏僻无人的小路。没过几天，风餐露宿之下，项与年很快就变得十分消瘦，而且走路也十分困难。

越靠近目的地，敌人的封锁就越严重，走偏僻的山路也行不通了，敌人在山上设置了很多铁丝网、暗堡。可以说一旦被敌人发现，就算是插翅也难逃了。

这可如何突破敌人的封锁呢？

项与年心一横，决定打扮成一个“乞丐”，可乞丐得有乞丐的样子，于是他拿起石头对着自己的嘴猛砸了几下，刹那间鲜血横流，他敲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

没一会儿，项与年的嘴部已经肿得不像样子，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活脱一个“乞丐”的模样。

他把最重要的4本字典藏在了乞讨来的“发馊”的食物中，一路上敌人见了他的模样，都是让他远远的滚到一边，这也是项与年需要的。

终于，又经过6天的艰难跋涉，他终于到了红军的驻地，在红军层层的汇报之下，他终于见到了周恩来。

此时的项与年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他瘫坐在地上，哆嗦着拿出了4本字典，周恩来立即接过来让人赶紧拿去翻译……项与年带来的这份敌人完整版“铁桶计划”，给了红军充足的决策依据。

三天后，也就是1934年10月10日，红军决定开始战略大转移，也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而此时蒋介石所谓的“铁桶计划”还没来得及部署完毕。

项与年、莫雄等地下工作者，他们都是可敬的英雄，为红军胜利转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后来，项与年加入长征先遣侦查队，途中奉命离开了队伍，赶赴上海领受下一项绝密任务。

“项与年”变成了“梁明德”

蒋介石对红军的突然转移十分恼火，紧急部署部队进行围追堵截，为了粉碎蒋介石新的阴谋，红军决定派项与年回到上海继续工作。

这次，他的任务是率领爆破组到江西南浔铁路沿线执行破坏任务。用来牵制敌人的后勤补给线，间接支援红军的转移。

可是，项与年刚到南京就发生了意外，他被国民党秘密逮捕了！

项与年带领两名爆破组成员先赶到了南京，可是项与年等人都被国民党的密探抓了起来。项与年被抓以后十分冷静，只承认自己是被骗过来的同路人，一点点的“编瞎话”骗取国民党特务的信任。

项与年巧妙的伪装和言语，让看守他的人放松警惕。一天夜里，他逃出了看守所，还顺利找到了组织。伪装成商人返回了上海，为此组织还授予他“反特斗争胜利奖”。

可是，经过这样一件事，项与年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不适宜继续在上海工作。组织安排他到八路军办事处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这样，项与年和他的传奇故事就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伴随着一个新的名字“梁明德”的出现，他已经改头换面。

1940年春，梁明德从延安党校毕业，调到陕西关中分区工作，随后又跟随部队到了东北，在为革命工作的这些年，他一直没能了解家人的消息。他的妻子王村玉被捕人狱后流落他乡，女儿随妻入狱，早已离世。儿子项德崇是唯一的幸存者。

“虎父无犬子”，项德崇的身上也流着革命的热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改名项南投身革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项南到达新四军驻地，成为一名革命干部。

直到1953年，他们父子两个才在颐和园相认，但又很快回归到了工作当中！

祖国不会忘记功臣

1956年国庆节，距离莫雄、项与年提供“铁桶计划”，红军突围长征，已有整整22个年头。国家并没有忘记那些为红军紧急突围，提供过绝密情报的有功之臣。

1956年，莫雄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项与年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他马上打电话给广东的负责人，问道：“你们报纸上的这个莫雄是不是以前粤军的莫雄？”

项与年很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欣喜若狂，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了老上级李克农的电话：“老首长，当年给我们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呢！”

李克农心中大喜，当下就吩咐项与年立即到广州把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项与年赶往广州，并且带着莫雄到广东省相关部门，当面证实莫雄当年那段光荣历史！

叶剑英元帅亲自设宴招待了莫雄、项与年两位无名英雄！就连毛主席也称赞他们当年的功绩巨大。

我们现在能有这样幸福安宁的生活，是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用性命换来的，面对敌人的层层封锁，项与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用石头砸掉门牙，穿越封锁线，把情报及时送到了红军手中。

正是有了他的情报，红军才有了时间去应对敌人的“围剿”，才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损失。

项与年为了革命工作，忘我的奋斗了几十年，他不仅早已不畏惧生死，而且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与妻子失散，女儿也病死，可以说是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项与年的传奇经历，后来被孙女项小米创作为小说和剧本，并拍摄成了电影《英雄无语》。

让我们向那些无名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