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麟将军（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麒麟军

李兆麟，辽宁省灯塔市铧子镇人，原名李超兰。曾用名李烈生、孙正宗、张玉华、张寿篯。乳名小升子。家庭出身富农。生于一九一○年十一月二日（农历十月初一）。一九三二年五月经林郁青同志介绍入团，同年秋转党。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哈尔滨道里水道街9号，时年三十六岁。李兆麟八岁入本村张武亭办的私学馆读书，九岁入大荣官屯初级小学，十四岁毕业于吕方寺公立高级小学；嗣后，又在荣官屯的私学馆念二年书。一九二六年因其父去世，辍学务农，在家自学。一九三○年大荣官屯村长张复俭勒索民财，乡亲们敢怒不敢言。李兆麟得知后，非常气愤，当面提出质问，义正辞严，问得村长无言以对。乡亲们看他主持公道，耿直刚毅，又能文会算，于一九三○年把他选为大荣官屯副村长。李兆麟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又擅长绘画、书法和吹箫，颇受老师和家长的喜爱。辍学后仍经常手不离卷，刻苦自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占东北、而腐败无能的政府却一再推行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的严酷现实，使李兆麟感慨万分，他曾在书箱上刻下了“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八个大字，用以表达其收回祖国河山的雄心壮志；还画了一幅《大禹治水图》寄托自己效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崇高理想。这时，李兆麟已成婚。他的夫人李淑香对他从事革命活动曾给以很大支持。
一九三○年，李兆麟的姨父张一吼（又名张俊武、张国威、张醒亚。是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步兵科毕业生。一九二九年是东北军的连长、营长。驻长城喜峰口时，因部下哗变被革职。一九三○年夏入中国大学文学系，后加入我地下党组织），在中国大学读书回家探亲时，李兆麟常到张一吼家询问国家大事。他们彼此畅谈国事，抒发情怀。李兆麟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张一吼从北京寄来的进步书刊。这对李兆麟开阔知识视野、增长才干有很大帮助。一九三一年五月，张一吼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翟乐全（甘肃人，东北陆军北大营军官训练班毕业生，在东北陆军暂编第一旅王以哲旅长手下当参谋，是我地下党员），因患肺病到辽阳李兆麟家附近的二龙山双龙寺（兴隆寺）庙上养病。由张一吼介绍李兆麟结识了翟乐全。翟向李讲述“五卅惨案”等震惊中外的大事，两人常来常往，感情融洽，志同道合。在翟乐全的帮助下，李兆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决心要走革命的道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山河破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和人民，李兆麟说服了母亲，自己卖一车大豆作路费，毅然告别了家乡父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李兆麟来到北平，化名李烈生。经张一吼介绍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反帝大同盟”，结识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担任常委的我地下党员冯基平（冯乃革）和担任执委的夏尚志等同志。李兆麟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东北辽阳一带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迫切要求党去领导这些松散的抗日武装队伍，表示自己重返家乡抗日的决心，博得冯基平、夏尚志等同志的赞许。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作掩护，李兆麟在北平私立华北大学交了学费，成为这所学校的注册学生。年底“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李兆麟和张俊波到辽西义勇军第四路军耿继周部工作，李兆麟任文书处处长，张俊波任文书处主任。不久，李兆麟回辽阳从事抗日活动。一九三二年初，李兆麟去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汇报工作，请求党组织派人去辽阳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同年二月八日根据中共北平市委和军委的指示，由地下党员冯基平同志带领李兆麟、杨寿天到东北辽阳县铧子乡小堡一带组织建立抗日义勇军。三月林郁青（李春发）奉胡乔木同志的指示也来到这里。接着张一吼、孙志远、夏尚志、王守贤、丁济阳、魏名胜（关有为）、小周、田黎平、孙乙太、侯新等同志相继也云集小堡一带。因为人、地两熟，决定由李兆麟公开出面组织抗日队伍，他骑着家里的白马联络了辽阳、奉天、本溪一带的“长江队”、“燕子队”、“天地荣”、于志超和“平日队”等山林队。在“为了祖国、民族要打鬼子……”的口号下，这些山林队纷纷表示愿意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同年三月，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在三家子陈楚英院内，由李兆麟主持，召开了约有五十多人参加的各队首脑会议，宣告正式成立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下设五个支队，总司令苏景阳，达三干五百多人。定以小堡为中心，驰骋在东至歪头山，南至铧子沟，西至烟台（灯塔），北至陈相屯方圆六十平方里的土地上，与日寇作战。
中共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同志，生前曾以“‘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夺回我河山”的豪言壮语，作为“振兴中华”的座右铭。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李兆麟戎马驰骋在“辽、吉、黑”，率领抗日健儿历尽千险、排除万难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配合我军和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终于“夺回我河山”。他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为中华民族所赞扬，他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成立不久，于三月底攻克铧子沟矿警，活捉前日本关东军工兵司令、八大矿矿长“久留岛”。在韭菜台歼灭投靠日寇的土匪队“洪盛团”三百余人。击溃霸据东至唐家堡子，南至小旋，西至铧子沟，北至柳河子方圆三十里地、危害人民的地富武装“南大会乡团”千余人。在这一节节胜利、军民振奋、反日烈火燃遍辽沈大地的大好形势下，苏景阳受日寇的引诱投敌叛变，李兆麟机警地将其骑兵队带出坚持抗日。
一九三二年七月，义勇军已发展到六、七千人，李兆麟又联络了奉界的林子升和辽阳各地的山林队及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近万人，于八月二十八日深夜攻打奉天，冲入南关和飞机场，敌伪公安队、城内伪军警和便衣队纷起内应，破坏了航空处、兵工厂、电台，烧毁飞机库并烧坏飞机七架。这一创举，轰动了全中国，击痛了日寇司令部。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由于日寇加紧围剿义勇军，从上海等地调集重兵实行“铁壁合围”，加之义勇军内部良莠不齐，以及幸存的最后一支“燕子队”首领沈宝林叛变，李兆麟被迫离开辽阳去奉天特委。
李兆麟和其他同志在辽阳县小堡一带组织义勇军，积极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还建立了许多抗日斗争组织。如先后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农民大同盟”、“穷人会”、“少年先锋队”、“妇女会”等组织，开展“抗租抗息”、“分粮吃大户”、“高粱斗争”、“苞米斗争”、“罢锄”和破坏敌伪铁路、电讯设备等斗争。他还带领叔兄弟等亲属印制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官僚军、土豪劣坤”、“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工人要罢工，农民要罢耕”、“工农群众团结起来，不当亡国奴”等传单标语，组织儿童借各村“庙会”之机到双龙寺、曹官寺、柳河子、三块石、十里河、铧子沟等地散发。影响波及周围八、九十里地的村庄。李兆麟还非常关心儿童、妇女工作，亲自教唱抗日斗争歌曲。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李兆麟化名孙正宗受奉天特委的指示，与孙乙泰（王子明）、侯新（侯维民、侯国栋）到本溪煤矿从事抗日活动。由于工作需要在煤矿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李兆麟任支部书记。不久建立了团支部，发展了杨坚白（杨玉典）、陈向古、徐伦言入团。他们以挖煤、扛木头、推矿车等劳动为掩护，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在三坑、五坑短短的几个月里，李兆麟亲自经历了旧中国矿工的悲惨生活，与矿工工人同甘共苦，开展对日斗争。遇上了工人弟兄头痛脑热，他牺牲自己班后的时间去照顾，有时用自己的钱解决困难工人的生活，把工人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由于李兆麟积极的工作，矿工“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发展到三百多人。
一九三三年二月，根据中共奉天特委的指示，矿“临时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共本溪特支，李兆麟任支部书记。不久，他由于沉重的劳动，紧张的工作，以及恶劣的生活环境，肺病越发严重，被组织调回奉天养病，住在一位同志的家里。组织上还派人把他家迁往奉天皇姑屯，后搬到小南关。从此，这个小南边门外边家坟新居和原住址辽阳小荣官屯，便成为我党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和转送骨干力量的重要联络纽带。同年三月初党组织派他去奉天造兵所。中旬经韩锦华（韩学仁）介绍来到奉天造兵所当工人。以庞志勇家为据点，李兆麟常给韩锦华、叶智民、白金凯、庞志勇、庞志猛、王兆利、王纪宽等人讲抗日救国的光明前途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史实。还常到南关东北大学、东山咀子讲武堂等地活动。又通过张学良部下警务处处长黄显声的关系到靖安军中从事抗日活动。五月初任中共奉天特委军事委员会干事，又担任团奉天特委下属的青年士兵委员会负责人。李兆麟冒险经常深入肇新窑业、造兵所和靖安军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秘密散发抗日传单、标语。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李兆麟通过有爱国感的崔军医，以“看病”为掩护来到了靖安军兵营，正在同伪军几个决心起义的官兵商议起义行动计划时，由于叛徒告密中共奉天特委被破坏，李兆麟家也被查封，母亲和妹妹被捉走，幸亏邻居一位大娘慌忙跑来报信，李兆麟才免遭被捕。之后，李兆麟潜回辽阳二台子姑表弟乔保珍家筹集路费，从十里河上火车路经奉天前去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
李兆麟到哈尔滨化名张玉华。两天后，在道外天泰客栈与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同志接上了关系，被分配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他曾先后到北满的海伦、巴彦等地巡视工作，宣传抗日救国政策，帮助当地建立抗日组织。
一九三三年秋，李兆麟到珠河巡视工作见到了赵尚志同志，并在珠河县三股流正式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同志任队长。不久李兆麟回哈尔滨任干训班负责人兼任教员，经常在省委交通员张宗伟同志家里和马家沟公园上课，把打败日寇建立新中国的宏愿化作春风细雨，浇灌、滋润着训练班里的每一个学员。南满游击队的张瑞麟（张秉文）同志曾在李兆麟办的训练班学习过，由于李兆麟同志的耐心教育，他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满洲省委遭到部分破坏，李耀奎书记不幸被捕。李兆麟遂到珠河赵尚志领导的游击队，化名张寿笺任副队长，一九三四年六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设三个总队，有四百五十多人，分别由赵尚志、李兆麟、韩光率领活动在宾县、珠河县铁道南和铁道北一带，痛击日寇。一九三四年秋，赵尚志、李兆麟率哈东支队三百多人，攻克五常堡，歼灭五百多日伪军，缴获大批枪枝弹药和军需物品。这一仗是哈东支队诞生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它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到一九三五年初，开辟了宾县、珠河、延寿、方正、五常、双城等县新的抗日游击区，巩固了珠河县三股流一带的游击区，打击了由于“黄炮”、“铁军”等山林队叛变出现过的叛逃逆流，使义勇军、山林队更加靠近党所领导的哈东支队。珠河反日武装斗争形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青年义勇军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李兆麟任二团政治部主任，团长是王惠同，活动在珠河铁路南和五常、双城一带，二月在孟家店打死伪军团参谋长，击退日伪军向帽儿山进犯的讨伐队。四月又联合道北义勇军二、三百人进攻老三区，占领敌人重要据点小黄烧锅，又进攻大亮子河，将敌人刚修建的军用农场完全烧光，打得日寇惊恐不安。
一九三五年九月，日伪集中千人以上的讨伐队，疯狂地对我珠河游击区进行扫荡。敌人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游击区被破坏了不少。三军司令部和二、三团主力部队，奉命向汤原一带远征。这时李兆麟已从二团调到一团，与刘海涛团长率一团二百多人到依兰、勃利一带活动。在方正县大罗勒密地区三家子屯与李延禄同志领导的四军会师。九月十六日联合四军攻克南雕翎镇，伪保安队一百多人反正。又趁林口日伪军来援未至、镇内空虚之机，以一天一百二十里的急行军奇袭林口，巩固和扩大了汤原根据地。不久，李兆麟任三军政治部主任。同年十一月调到六军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汤原境内召开了北满抗日部队和军政领导人联席扩大会议，李兆麟被选为扩大会议的执行主席。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作了决议（草案），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抗日联军。根据这一决议，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同志为司令，不久，根据《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为巩固汤原根据地，以李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率队除掉了为日寇效劳的“于四炮”森林警察队，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
当时大部队随六军军长夏云杰去打鹤岗。驻地仅有二、三十人的警戒人员。经戴洪滨同志提议让洼区区委书记李风林同志把游击连和青年义勇军带来，集结了一百五十多人。由李兆麟、戴洪滨率领，从浩良河东面上山出发，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沿着汤旺河走了一天。当走到岔巴气地方，夜幕降临，趁黑夜活捉了木制岗楼里的两个伪警察。从中了解东岸有四十多伪警察都住在大院套里，东院住有几个中队长黄毛、丁山、张保安，仅有一个岗哨。经过教育，这两个伪警察愿意为我军带路，六军四团团长戴洪滨、区委书记李凤林、连长刘世杰、洼区青年义勇军排长王钧等人押着这两个警察分别率部队摸到了北岸的警察大院，巧妙地缴了伪岗哨。李凤林机警地带着三十多人冲到西院封住门窗，于此同时李兆麟、戴洪滨带着二十多人闯入东院，敌黄毛等人见势不好，放下大烟枪（吸鸦片的工具），随手去取挂在墙上的匣枪，当即被李兆麟“砰”的一枪，把烟灯打掉在地，并用枪指着他们说：“不许动！你们的枪要拿出来打日本。”这时窗外抗联战士的枪都从窗户伸了进来，同志们窜上炕取下来敌人的匣枪。几个曾威风一时的森林警察大队的中队长黄毛、丁山、张保安乖乖的当了俘虏。同时间，西院的敌人也被顺利地解决了。李兆麟决定留少部分兵力守住岔巴气，封死山口，切断敌人的联系，余者直向南岔挺进。李兆麟让先头部队换上敌人的服装，乘着几张爬犁（雪橇），押着黄毛、丁山、张保安向南岔进发。途中迎面来了一张爬犁，走近才认出是戴洪滨家乡陈永山的儿子陈贵（是五炮宋喜彬派出来的哨兵），他告诉我军说五炮已带六个人出来巡视，很快就到。李兆麟决定叫黄毛、丁山坐在最前边的一张爬犁上，继续向前赶路。不大功夫，迎面来了一张爬犁，在距二百米的地方停住了。对方高喊：“是什么人？”李兆麟用手枪顶着黄毛的背后，指令他回答说：“是自己人，你是老五吗？”五炮宋喜彬又问：“后边那么多的爬犁是干什么的？”黄毛忙答：“是山下送粮的。”瞬间李兆麟等同志乘坐的马爬犁有如离弦的箭一样奔向五炮。五炮还没有清醒过来就做了俘虏。经过我军教育，宋喜彬同意带路去缴南岔。到南岔我军顺利地缴了南岔营地警察的械。在此地部队稍加休整，于次日三时，用最快的速度直捣距这里有五百里路程的老钱柜。这是在数九寒天里的一段艰苦的进军路程。战士们手脚冻麻了，就跳下爬犁跑一阵；饿了就啃几口冻饼子。由于宋喜彬（后参加我军，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南岔一带被日寇包围，英勇战斗壮烈牺牲）在前面起到了掩护作用，到了老钱柜时，顺利地缴了保护力和柜房森林警察队的械。后续部队到达后，迅即直捣老钱柜后边十几里路的日寇指挥部，清灭了森山大尉等以下七名日寇指导官。我抗联将士两天两夜，行程八百里，彻底拔掉了在伊春沟里猖獗一时的森林警察大队这个钉子，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斗。除于四炮（大队长）外出没有抓到，其余全被生俘，共缴获一百多支枪、三十多万发子弹，一百多磅大烟土和几万斤米面。烧了敌人的大本营，遣散了伐木工人，从此抗联六军威名大震，汤原一带的抗日形势出现了新局面，成为我抗联三、六军的根据地。
为了斗争的需要，从抗联三、六军抽出一部分力量组成留守处，建立了许多密营，设立小型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医院。同时还设立了军政干部学校，赵尚志兼任校长，教育长是李兆麟。在三个地点办了三期学爬山、渡河、射击的训练班。除学习训练军事课目外，还学习马列主义政治课。三、六军师、团以上干部和地方主要领导人，都得到了轮训，为北满抗联各军培养了许多干部。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在汤原帽儿山北坡召开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及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李兆麟被选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同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为加紧对下江地区人民的反动统治，妄图扑灭正在兴起的人民抗日斗争的烈火，集中了大量伪军，抓了数百名民工，在铁力县境内的神树建造了一座大兵营。六军知道后，在一天大雪纷飞的深夜，李兆麟率六军二百多名战士奇袭和破坏了这个兵营，打死日寇指挥官，消灭了这股伪军。
一九三七年，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包括三、四、六、九、十一军，赵尚志仍为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六军政治委员。“七·七”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狂妄地制定了三年内消灭我抗日联军的“肃整计划”，在司令长官山田乙三大将率领下，调集了日寇三十一个步兵师团（相当军）、十个步兵旅（相当师），还有伪军十五个步兵师、十五个骑兵旅等几十万人的兵力，又凭借两个航空军和两个装甲旅团的支援，以及汉奸特务警察来对我抗日联军和根据地人民实行疯狂的围剿及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我抗日联军损失严重，根据地党组织也受到极大的破坏，人民遭到残酷的屠杀。为保存实力，中共北满省委决定三江地区的抗联主力部队到小兴安岭西麓开辟新的根据地。李兆麟积极认真贯彻这一正确的西征决定。七月抗联六军派出了西征先遣部队，六军军长戴洪滨率领二师、三师、四师和军部王钧为首的保安团开始进行西征。李兆麟率六军司令部和一师、五师及地方部队仍在下江地区坚持斗争，迷惑敌人，掩护部队西征。为了安定军心，耐心帮助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和他领导的队伍，坚定地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六军西征先遣部队因与敌人力量相差悬殊，在海伦活动一个月后返回三江平原。一九三八年初，李兆麟带领六军骑兵二师和梧桐金矿哗变出来的队伍，解决了东西梧桐河，东西杜鲁河，东西火烧营和老沟等七处敌人金矿区的重要据点，缴获许多战利品。在行军作战中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替体弱战士背大枪、挎背包，休息时给大家讲故事、上文化政治课和教唱歌。在敌人追围十分紧张、到处都有险情的情况下，一天，李兆麟对警卫员王琨同志严肃认真地说：“小王，我若是牺牲了，你千万要记住，不要让敌人得去我身边的皮包，你要把它送到北满省委去，因为皮包里有许多重要的党内文件。”为保护一九三八年四月在依兰县四块石西北青山里召开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全体同志的安全，李兆麟率一部分队伍把敌人引向自己的方面来，边打边退，最后甩掉了敌人。之后又在率六军教导队向萝北、绥滨地区转移途中，在格金河打退了三四百名追击的敌人。
这期间，日本关东军又集中十万多兵力扫荡三江平原。抗联部队伤亡很大，曾先后有三名军长（赵尚志、戴洪滨、祁致中）过境而被苏军押审；有两名军长（谢文东、李华堂）投敌。北满抗联军以上干部只剩李兆麟一人。在遭受如此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李兆麟独撑危局，担负起各军的指挥责任。他日夜奔波于松花江两岸，巩固了抗日联军的各部队并先后组织了三批部队西征，为保持抗联实力、创造新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江地区抗联主力于一九三八年七至八月间由冯志刚、陈雷、王钧、王明贵、金策等同志分别率领抗联队伍开始陆续西征时，为保证部队顺利西征，李兆麟率六军司令部仍在三江活动。他曾率领抗联战士在富锦境内，为四军留守处、十一军一师师长李景荫领导的三百多名同志解了围。
1939年5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正式成立，李兆麟任总指挥。他领导三路军在广阔的松嫩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攻击敌人薄弱环节并屡屡取胜，增强了人民的抗战信心，牵制了日本关东军大量兵力，有力的配合了全国抗战。
1946年3月12日下午2时，李兆麟的夫人金伯文到铁路医院瞻仰李兆麟遗体。李兆麟受害是七刀八孔。三月九日早上，李兆麟对金伯文同志说，今天跟国民党市长有个约会，请把衣服熨一下。李兆麟抱起振英（卓娅），手拉着振环（阿立克）等着熨衣服。九点多钟穿起熨好了的衣服离开了家。下午四时，敌人来信诡称某要员“有重要事情请李兆麟去水道街九号商谈”。当汽车开到离中苏友好协会不远的地方，汽车突然坏了，李兆麟让警卫员李桂林帮助司机修车，自己步行到了中苏友协，跟秘书于凯同志说他去水道街九号（此处与中苏友协相隔百米左右），说完就独自去了水道街九号。一进门，就被国民党哈尔滨“市长”杨绰庵的女秘书孙格龄把李兆麟穿着的藏有手枪的大衣脱掉，锁在衣柜里，然后领进似会议室的大房间。李兆麟被骗喝下敌人下的氰化钾茶水，当即昏倒在地，一群潜伏的刽子手窜出，趁李兆麟昏迷中将他杀害，周身要害处连刺了几刀。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候，李兆麟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亿万人民的觉醒。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杀害了李兆麟后，还无耻的开动宣传机器编造不少流言蜚语，妄图诋毁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但日出云散，天网恢恢，随着全国的解放，杀害李兆麟的凶手终于相继被捕法办。
李兆麟将军被害，噩耗传来，广大群众悲痛万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义愤填膺，群情激愤。哈尔滨市举行了十几万人盛大的游行示威。中共中央机关报和东北局机关报发表了社论和报道，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共产党员的恐怖政策，并召开了三天三夜追悼大会。金伯文同志带着未满三岁的振环和未满周岁的振英为李兆麟将军守灵。在送葬那天，有十几万人为之送行。冯仲云等领导同志和抗联老战士怀着悲痛的心情，重温李兆麟生前编写的《露营之歌》。把他安葬在哈尔滨道里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园里，命名为兆麟公园，以示纪念。并为他树起一个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刻有“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他的亲密战友冯仲云同志为他撰写了碑文。一九六三年，周总理曾陪同朝鲜贵宾崔庸健委员长向李兆麟之墓献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