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活动】铭记！“九一八”忆英雄活动

亮剑

铭记！“九一八”忆英雄活动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

反诬中国军队所为

悍然袭击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

“九一八”事变爆发

中华大地从此山河破碎

14年艰苦抗战就此开始

今天

当凄厉的警报声

再次在华夏大地上响起

我们要清楚地知道：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9周年

我们要深刻地铭记：

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我们要永远地缅怀：

那些为之逝去的同胞和英勇的先烈

今天，让我们缅怀先烈

致敬——英雄不朽，岁月无疆

今天，让我们以史为鉴

铭记——和平不易，吾辈自强

活动组织：华武军事联合参谋部
活动形式：图文压贴的形式
活动时间：9月18日至25日。
活动要求：忆抗战英雄，有英雄照片、有英雄事迹，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活动奖励：数量多、质量高、注释清楚者，予以奖励。5次（帖）以上奖励20威望20贡献20军功200金钱，8次（帖）以上奖励30威望30贡献30军功300金钱，参与的奖励3威望3贡献3军功30金钱。

亮剑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史实吧：
事变经过：
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２营第３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事件爆发后，蒋介石仍令不抵抗。目居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均不准抵抗。蒋指示张学良：“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在这种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让敌，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

亮剑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又名张贯一，号润生，字骥生，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民国12年），考入河南省开封工业学校，1927年（民国1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豫南特委书记，领导了确山农民-和刘家庙起义。

　　1929年（民国18年），杨靖宇受党委派赴东北开展工人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改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等职。1932年（民国21年）秋，他代表省委去南满巡视，整顿了沈吉铁路沿线各县的地方党组织和各红色游击队、反日会，并以磐石、海龙游击队为基础，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该游击队政治委员。翌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南满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是年冬，他率独立师主力越过辉发河，进入辉南、海龙、清原、兴京等地开展游击战，开辟了以抚松、濛江根据地为中心的长达1000余公里的抗日游击战线。

　　1934年（民国23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202余人抵达桓仁县老秃顶子山的仙人洞村，考察这里情况，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准备。4月，独立师各部相继进入本溪县山区，逐步建立了以桓仁县老秃顶子和本溪县和尚帽子两座大山为中心的本桓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本溪地区进行了4年半之久的武装抗日斗争，实现了杨靖宇建立本桓抗日游击区的计划。

　　1934年（民国23年）8月，杨靖宇来到桓仁，检查与部署建立游击根据地情况。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一军下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李红光，第二师师长曹国安。这以后，本溪地区即成为第一师的活动区域。1935年（民国24年）春，杨靖宇率一军军部骑兵300多人，在袭击兴京东昌台警察署后进入桓仁，帮助一师巩固老秃顶子根据地。队伍活动在海清伙洛、洼子沟、高台子、碑登、铧尖子等地。他率队在海清伙洛村驻扎时，曾邀请姜东魁、于昭清、隋相生等穷苦人到王伯永家开会。他在会上说：“东北被日本侵占了，咱们得起来救国。别看我们现在的队伍人少，慢慢就会扩大。火柴虽小，点着火以后可就无法扑灭。抗日的队伍也是由小到大。我们现在人少，就采取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躲的办法，但胜利终究是我们的。我们是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有铁的纪律，不准打骂百姓，不准动百姓一针一线，就是百姓给我们炖猪肉我们也不能吃。我们的目的是抗日，全东北的人民都应当起来抗日，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国去。”

　　杨靖宇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善于在战斗中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主动出击敌人。他不但为一师制定了详细、具体的战略战术，而且经常到本桓山区，领导一师在战斗中实践这些战术。1936年（民国25年）春，杨靖宇率一军军部等部队由柳河、通化一带来到本溪地区。这时日寇派汉奸邵本良率重兵在后穷追不舍，妄图一举歼灭抗联，并活捉杨靖宇，邵本良原是胡匪头目出身，当过东北军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军成了日伪军的团长，群众对其恨之入骨。邵本良处心积虑地追堵抗联和各抗日武装，杨靖宇早就决心消灭他。4月下旬，一军军部与一师主力部队在宽甸县四平街会合，然后共同沿桓仁与宽甸交界和本溪与凤城交界行进。4月30日来到本溪县东部的赛马集（今属凤城），在梨树甸子大东沟会同地方武装和与一师结盟的“山林队”共800人设下埋伏。上午10时，3架敌机飞临大东沟上空侦察，未见异常，便飞走了。约半小时后邵本良率其全部人马1个司令部、1个加强营、1个炮兵中队，共800余人，从分水岭进入梨树甸子大东沟。时杨靖宇在高处，见敌人已钻进抗联伏击圈，一声令下，一军指战员对敌猛烈开火。大东沟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敌人虽有小炮却无法施展，几成瓮中之鳖，不到半日即被歼500余人。炮兵中队长、日本人菊井少佐被当场击毙，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大佐躺在死尸堆中，身涂血迹装死侥幸逃脱。邵本良脚部负伤，带20余人乘乱逃走。此役当时震动南满，使日伪当局惊恐不安。

　　1936年（民国25年）5月中旬，杨靖宇与一军军部和一师部队来到本溪县汤沟，召开沟通抗联与关内抗日武装的联系。6月下旬，西征部队从本溪县蒲石河（今属凤城）出发，经历千难万险，最远曾深入海城、营口境内。但因敌人急速调动兵力堵截，西征部队-停进，分路返回。在返回途中，一师一部在本溪与辽阳交界的摩天岭与日伪军遭遇，伏歼日军一个中队，取得摩天岭大捷。8月，杨靖宇来本溪听取了一师的西征汇报，认为此次西征虽未能沟通与党中央和关内抗日武装的联系，但扩大了抗联的政治影响，锻炼了干部和战士，打出了一师的军威，于是兴奋地写就了一首《西征胜利歌》。

　　同年11月，杨靖宇率部来到本溪县外三保，部署三师进行第二次西征。因敌人-过密，未能突破辽河，再次撤回山区。杨靖宇亲自部署的这两次西征，虽未收到预期效果，但政治影响很大，给所到之处的人民送去了抗联的信息，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特别是西征中创造的摩天岭大捷，对全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都是极大的鼓舞。

　　1937年（民国26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为固守东北这块侵华基地，对抗联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和“讨伐。”在本溪地区，日寇从1938年（民国27年）2月开始，向抗联一师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再加上抗联一军内部又出现了个别叛徒，使抗联的活动规律、军事密营等被日寇掌握，游击根据地和军事密营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为保存实力，坚持抗日，杨靖宇不得不忍痛离开本溪，于1938年（民国27年）秋转入长白山一带的深山老林。从此，抗联的斗争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1940年（民国29年）1月，杨靖宇与抗联一部在吉林濛江县（今靖宇县）东部大森林里被敌人重重包围。2月18日壮烈牺牲，年仅35岁。

陆好天

赵尚志：“我们的赵司令”

东北抗联主要创始人、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赵尚志，在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与广大战士、群众联系密切，情谊深厚。战场上，他和战士们并肩战斗，驻地里，他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他视战士如兄弟，视群众如父母，关心、爱护战士和群众，与之同甘共苦，因而深受战士和群众的爱戴。人们交口称赞他是“我们的赵司令”。

视战士如兄弟

无论是作战中还是在平时，赵尚志丝毫没有官架子，心里总是想着战士。一位老战士回忆说，如果只有一个鸡蛋，他就叫做成汤，使大家都能喝到。一次，部队住到老乡家，房东老大娘特地给赵尚志做了一碗面条。赵尚志认为，自己吃了，其他弟兄却吃不上，于是劝老大娘，让她留着自己吃。并说，您老没有那么多的面让我们全体弟兄都吃上，我不能自己吃。这碗面条最后还是留给了房东家。

打游击非常辛苦，有时连续作战，战士很疲劳。当部队到老乡家宿营时，赵尚志总是把那些过于疲乏的战士安排到火炕上去睡，而他自己却睡在地上。有时部队发了津贴，他就把自己的那一份拿出来，给大家改善生活。

在游击战中，战马是部队最心爱的“伙伴”。赵尚志从没骑过好马，并且他的马总是自己喂。他若有了好马，谁看中了就连鞍带马送给谁，然后自己再找。经常是这样的情景：战士看中了他的马，就说，“司令，你这匹马真好，送给我吧！”“送给你，就送给你——牵去吧，上战场可得好好打仗啊！”赵尚志这样回答。而战士也不客气，就真的把马牵走了。

一位老游击队员回忆说，赵尚志对弟兄们特别好。1934年秋，康家炉战斗中，我们牺牲了几名同志，司令难过得直哭。队伍返回三股流后，他亲自为牺牲的李春珍等同志开了追悼会。赵司令每次战斗后特别注意干部、战士的情绪，尤其是战斗失利，一些人情绪低落时，他总能想办法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

与此同时，赵尚志也注意采取有效方法教育士兵。他深知身教胜于言教，经常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感染战士们。比如，冬天无论怎样寒冷，他讲话时从来不把手插在兜里、怀里。讲完之后，才把冻得直僵的手插在袖子里暖和暖和。一次开饭，饭菜已经摆好，赵尚志一进屋，就上桌先吃了起来。这时，一位战士提醒他：“司令，你怎么先吃呢？别的弟兄还都没有来，先吃可犯错误呀！”当时有开饭要同时吃，早吃5分钟罚托枪站岗的规定。赵尚志听罢，点头称是，马上放下筷子，拿起枪到外面自动罚站岗，又另罚两小时立正。在赵尚志的言传身教下，战士们都能注意自觉地遵守部队纪律，养成了良好作风。

视群众如父母

赵尚志特别注意群众纪律，总是强调抗联部队是人民的革命队伍，不能乱拿老百姓的东西。

一个战士回忆说，我们向老乡买猪肉，都按当时最高价付钱。司令说，老乡不容易，好容易杀口猪，我们不能白吃。在老百姓家，桌子上无论摆上啥好吃的东西，老百姓怎么让战士吃，司令不点头，谁也不能动。

赵尚志带领部队行军，如果到半夜要住宿，尽管外面下着雨或下着雪，也得等在外面，派人去轻轻地敲门，等老乡开门同意后，大家才能进屋。

一次，赵尚志住的房东家炕席底下炕着瓜子。他在读书时无意识地摸出一个，条件反射似的放到嘴里吃了。这时，刚巧一个战士发现了。他忙说：“司令，你在会上说：所有的战士，不许动老百姓一棵草，可你……”赵尚志马上意识到了，立即让战士拿来一炷香，自觉地罚站，香点着了，赵尚志两腿绷直地站在墙边。过往的战士、百姓看了无不感动，不少人纷纷来劝阻，说赵司令工作忙，意思一下就行了。赵尚志坚决不肯，他说：“我们当干部的就应该严于律己。”赵尚志严于律己的言行为部队树立了不能丝毫侵犯群众利益的榜样。

在赵尚志的影响和带动下，战士们都能注意自觉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行军不踩庄稼，买东西给钱，损坏东西赔偿。

在哈东开展游击战争期间，赵尚志领导根据地群众建立起带有政权性质的农民委员会，保证了农民免受土匪扰乱和敌伪压榨，使得农民免交地主重租、不交一切苛捐杂税，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群众称誉根据地为人民的“红地盘”。

生活朴素、率先垂范

游击队初创时期，赵尚志在驻地经常和战士们一道帮助老乡劈柴、挑水、烧火、做饭、打扫院子、推碾子、拉磨、干杂活，从来不摆司令的架子。同时，他也和战士一样去执行站岗、放哨的任务。

赵尚志生活特别俭朴。他不修边幅，衣着随便，不蓄发、剃光头，吃东西从不挑拣，什么东西都能吃。他从来不搞特殊。他穿的黄军装都发白了，看战士没有新衣服穿，自己就不穿新的。他要穿上一双新鞋，看见有的战士的鞋破了，他就换过来，衣服也是这样。可以说，赵尚志的穿戴破破烂烂，像个伙夫。因此，有时赵尚志带部队住到老乡家，老乡经常把他当成伙夫或普通战士，认为大名鼎鼎的赵司令应该非常“阔气”，没想到原来穿得最破的人——“他就是赵司令”。

1936年11月，赵尚志率领抗联第三军主力部队西征。在这次征程中，部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仅在屋里住过10天。无论战斗或休息，都处于冰天雪地之中。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赵尚志带领战士高歌欢唱《四季游击歌》：“雪地游击，不比夏日间。朔风吹，大雪飞，雪地又冰天。风刺骨，雪打面，手足冻开裂。爱国男儿不怕死，哪怕再艰难。”表现出不畏艰险和牺牲的高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赵尚志后来写道：“战士不得休息，黑省苦寒，衣服都被战士烤火烧得破烂不堪。伤兵不得医治，队员不能补充，供给不能解决，由长期吃马肉而继之以吃马皮，继之吃树上的橡子等。”战士们之所以能够在西征中顽强坚持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赵尚志率先垂范影响和感染的结果。

赵尚志还注重把自身的表率作用转变为干部的模范表率作用以带动整个部队。1937年末，赵尚志发出《关于整饬军队纪律问题给各师负责同志的信》，肯定了自珠河游击队成立以来，抗联第三军干部将精力集中于革命事业，处处发挥模范表率作用，斗争坚决，行为公正，经济上清正廉洁，日常生活俭朴。同时号召全军干部深刻认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及自身的重大使命，对不良现象和错误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并彻底改正。要求全军干部积极进步，代表群众利益，以获得下级和群众的拥护。与此同时，抗联第三军党委会也作出《为纠正腐化现象、实现共产党员在三军中光荣模范的决议》，号召全军发扬艰苦奋斗、联系群众、英勇杀敌的优良作风。所有这些，对抗联第三军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重大作用。

于大雷

新四军高级将领抚养战友烈士后代的动人故事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从新四军这支英雄队伍中走出来的共和国开国将军们，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一同出生入死，结下了情逾兄弟的革命情谊。但是，也有许多高级将领，为了民族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他们未能看到革命胜利曙光的到来，而是过早地牺牲在了血与火的战场。虽然如此，但他们留下的子女却为生前的战友抚养成人，这种牢不可破的战友情和兄弟谊，在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又谱写出了动人的新篇章。

　　在南京市鼓楼区颐和小区这片民国建筑群落中，曾经有百名共和国开国将军先后居住于此，他们当中有、刘伯承元帅和陈毅元帅，有粟裕大将，也有王平、许世友、钟期光等上将，还有更多的像王近山、张震、杜平、向守志、邓仕俊、谢胜坤等中将和少将。在这些开国将帅中，还流传着不少“将军征战共生死，功成抚孤情亦真”的动人佳话。

　　1944年9月11日，传奇名将彭雪枫在新四军西征战役中牺牲的夏邑县八里庄，他的夫人林颖当时正有孕在身，三个月后生一子取名晓枫。后来，失去父爱的彭晓枫在母亲及张震、邓子恢、邱一涵等叔叔阿姨们的抚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最后成为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上将，对于烈士遗孤彭晓枫的成长的故事，很多人可谓耳熟能详。

　　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是中央红军中屈指可数的一员儒将，1906年5月26日生于湖南省邵东县范家山镇梅仁村袁家坮一个手艺人之家，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年，他以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身份被中央派往湘鄂赣特委担任宣传部部长，与时任湘赣省委妇女部长的邱一涵(湖南平江人)结为夫妇。袁、邱夫妇是红军中走完长征到达陕北为数不多的一对夫妇，军中上下都称赞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模范夫妇”。1937年底组建新四军时，袁国平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其夫人邱一涵也被组织上任命为新四军教导总队党总支书记兼政治处组织科科长。“皖南事变”前的1939年5月，袁、邱夫妇生下一子，取名“浣郎”，他就是现在的海军指挥学院博士生导师袁振威将军。当时，由于战事紧张，条件艰苦，为了党的事业和为更好地为新四军工作，袁、邱夫妇忍痛将出生不久的儿子浣郎和小女珍珍送回湖南邵东袁家台的老家让母亲代为抚养。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袁国平在事变中指挥突围中光荣负伤，为了不连累让战友并让战友早点摆脱险境，袁国平将最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结束了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而邱一涵则提前随军部首批北上转移人员到了盐城，此后相继在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第4师抗大4分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兼组织科长。1946年夏，身体一向不好的邱一涵，又因长期积劳成疾，不得不在地下党的掩护下秘密到上海接受治疗。在沪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缓解邱一涵的病情，秘密派遣地下人员将小浣郎接到上海与她团聚。此后，小浣郎便一直跟随母亲生活。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邱一涵先后担任南京特别市党区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人事局局长、华东地区妇联主任、上海市妇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江苏省纪委书记、监委书记、江苏省政府监委主任、华东行政委员监察委员等职，携子浣郎居住于鼓楼区宁海路30号，与江苏省省委书记江渭清一家结为近邻。

1939年7月1日，新四军第一届党代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1、陈毅;2、袁国平;3、项英;4、周子昆;5、邱一涵;6、李坚贞;8、傅秋涛;后排左起：1、谭震林;3、曾山;5、卢胜;7、黄火星。

　　1956年11月2日，邱一涵因旧病复发医治无效在南京去世，年仅49岁，尚未成人的浣郎便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儿。在邱一涵的追悼会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代表省委决定，表示要尽职尽责地抚养袁、邱夫妇的遗孤，并主动承担起抚养小浣郎的责任。邱一涵的追悼会一结束，江渭清就将小浣郎接到了自己家中。此后，小浣郎便与江渭清一家生活在了一起，直到长大成人。与江渭清一样，开国上将钟期光、中将张震等将领，与邱一涵均为湖南省平江县的同乡，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在新四军中共同战斗，出生入死，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一向尊称邱一涵为“大姐”，并让自己的孩子都称邱一涵为“姑妈”。小浣郎住到江渭清家中后，张震将军也时常让夫人马龄松将小浣郎接到家中，改善生活，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对此，袁振威在《须鬓如霜白，长征继向前》一文中即回忆道：“妈妈下葬后没几天，张震叔叔和马龄松阿姨把我接到他们家，把一张叔叔亲自拍摄的马阿姨和小阳兄妹在我母亲墓前的合影照片送给我，并动情地说：‘您妈妈走了，还有江叔叔，还有我们，以后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因为母亲生前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省委监委书记，辞世后省委常委会决定我由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带养。马阿姨则满含热泪指着照片上小阳诸弟妹对我说：‘他们就是您的弟弟妹妹!’我禁不住放声痛哭，马阿姨紧紧将地把我搂在怀里……妈妈去世3周后，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根据妈妈的遗愿，将她与父亲袁国平合墓。而这张照片就成了世上我母亲独立墓碑的唯一留影，也是我们两家、两代人情谊最珍贵的见证。……张叔叔和马阿姨把她(指袁振威的母亲邱一涵)当作自己的大姐，家里的孩子也一直称呼我母亲为‘姑妈’，自然我也就成了小阳兄妹的大哥。”

1953年，邱一涵与儿子袁振威、外孙小南在南京中山陵合影。

　　江渭清、张震等革命前辈抚养袁、邱的孤儿袁振威的事迹实在感人，而张震将军抚养另一位亲密战友罗会廉之子罗承廉，谢胜坤将军抚养亲密战友李厚坤遗子李兴国的事迹也同样让人倍受感动。

曾任中共江苏省第一书记的江渭清

开国中将张震将军

　　罗会廉是从新四军第4师中走出来的革命烈士。1914年，罗会廉出生于贵州省普安县楼下河畔一个殷实之家，少年时代相继在兴义中学和昆华中学读书，1934年考入上海的暨南大学土木工程系，1937年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组织上分配到八路军115师随营学校学习谍报和情报业务，后调入新四军第4师司令部侦察科担任科长(团级)。1944年12月3日，罗会廉在率侦察分队到安徽省涡阳县执行秘密侦察任务时，突遭日伪军的夜袭，不幸壮烈牺牲。罗会廉牺牲时，他与时任新四军第4师侦察科参谋的夫人许璞的爱情结晶尚不满周岁，成了遗子孤儿。此后，张震与夫人马龄松便承担起了抚养罗会廉遗子的责任，并为罗会廉的遗子取名罗承廉，直到罗承廉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方才离开了张家。数十年后，早已长大成人的罗承廉，在《无尽缅怀张震伯伯》一文中写道：“从我记事起，张震伯伯就是我的亲人。……张伯伯一直关心我的安危和成长。……我们是张家的常客。我母亲和马龄松阿姨抗战初期就是新四军4师的战友和好姐妹，她们有讲不完的话。我和小阳、连阳年龄相近，是儿时的伙伴和同学。周末我经常去张家，他们家人多，热闹，大人们谈话，孩子们玩耍或一起去打球、游泳、看电影。……这是一段让我难忘的欢乐时光。几十年来，张震伯伯和马阿姨一直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也时时关照我的母亲。……我母亲病故后，1999年5月张震伯伯再次来到了南京，专程到殡仪馆，在我妈妈的骨灰盒前，马龄松阿姨声泪俱下，张震伯伯的眼睛也湿润了，……后来张震伯伯又亲笔题写‘怀念罗会廉同志’。我把它雕刻在父母陵园的石碑上，让深深的战友情谊永远伴随我逝去的父母。”

罗会廉与夫人许璞的合影

　　江渭清、张震共同抚养浣郎和张震抚养罗承廉的事迹，所知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而张震将军和谢胜坤将军关心和抚养烈士李厚坤遗子李兴国的事迹，同样也很非常感人。

李厚坤烈士

　　李厚坤烈士出生于1911年，他的老家是湖北省石首县高基庙。李厚坤从小就跟从父亲在田里干活，只念了3年私塾。1930年9月，李厚坤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班长、宣传室主任、团管理参谋、红2军第9师第24军医处供给主任等职。长征结束后，他又历任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粮秣科长、八路军随营军校供给处长、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供给科长、胶东军区后勤部长兼供给部长、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后勤部长、第9纵队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山东兵团后勤部副部长和部长、华东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等职。1949年7月，华东野战军后勤部与华东军区后勤部合并，李厚坤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上海解放后，解放大军南进，经中央军委批准，三野十兵团领导机关兼福建军区在福州成立，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李厚坤任十兵团后勤部长，李厚坤的妻子葛玉芳也被组织上任命为十兵团后勤部机关指导员。1949年8月，李厚坤与葛玉芳奉命率警卫排乘车赴闽上任。当车行途中经嵊县、东阳公路的胡村边的公路桥头时，突然遭遇到“剿共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安莪华部和“剿共嵊西南办事处”邢士祥部反动武装的袭击。李厚坤见敌情严重，当即率警卫排奋起反击，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再加上地形不利，数十名战士相继阵亡，李厚坤也壮烈牺牲，时年38岁，他的妻子葛玉芳不幸也同时殉难。

李厚坤、葛玉芳夫妇之子李兴国(后排左一)与谢胜坤、路慧明及其子女的合影。

　　李厚坤、葛玉芳夫妇双双遇难后，他们的儿子李兴国在警卫员的保护下脱离险境，后送至南京，从此也就也成了孤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谢胜坤、路慧明夫妇得知李兴国是战友李厚坤的儿子时，便将李兴国接到自己家中，担当起了抚养烈士遗孤的责任。此后，李兴国在学校放假时就一直住在谢家，与谢家的兄弟姐妹一同生活、学习和玩耍。随着岁月的流逝，李兴国也逐渐长大成人，直到他从学校毕业才离开谢家。参加工作后，李兴国还常在节假日期间回到谢家，看望谢家父母和谢家的兄弟姐妹。

　　李兴国虽然在谢胜坤、路慧明的家中生活，却也得到了张震将军的不少关照。张震与谢胜坤都是从新四军第4师走出来的亲密战友，两家住得很近，来往一直较为频繁，他们两家的前后院连在一起，以方便走动。对此，罗承廉在《无尽缅怀张震伯伯》一文中即写道：“谢伯伯和张震伯伯在南京分别住普陀路(5号)和莫干路(6号)，虽不在一条路，但两家仅一墙之隔，打开一扇小门两家就通了。遇有情况，张伯伯就通过这个小门到谢伯伯家，有时连住几天。当时，越南正在进行抗美战争，有一条胡志明小道是越共南北秘密通道，张震伯伯戏称这是‘马路小道’，马和路是马龄松阿姨和谢伯伯夫人路慧明阿姨的姓。‘文革’中谢伯伯、路阿姨日子也不好过，但危难时刻再显真情。”

　　张震对红军团长张永远的遗子张国赢也予以了慈父般的关爱，使这位烈士遗孤茁壮成长并铭记于心。1945年10月1日，张国赢出生于河南永城，其父张永远，1913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高桥镇，1927年月11月参加黄麻起义并参加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历任队长、排长、教员、连长、营长、团长等职，与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张震是亲密战友。1944年，张震在担任4师参谋长兼11旅旅长时，张永远是该旅第32团团长。张震担任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时，张永远是该纵队第75团团长，在长达十年的战火考验中，两人结下了浓厚的革命情谊。1946年8月9日，张永远在率部攻打泗县东北八里桥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当时未足周岁的张国赢便成了失去父爱的孤儿。新中国成立后，张永远的母亲顾学义调到北京工作，张国赢便寄宿在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每当学校召开家长会时，张国赢总是觉得既孤独又羡慕，有时还独自一个人眼巴巴地望着同学们的家长，他这时多么盼望自己的父亲能够出现在自己的学校啊!直到1962年9月初开学不久的一天，学校照例又召开家长会。正当张国赢照例又羡慕地望着同学们的家长一个个都走进学校时，忽然一个同学跑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您爸爸来开家长会了，老师让我来叫你”。张国赢深知自己的父亲已牺牲十多年了，但他此时仍然带着满腹的渴望与疑惑来到了教室。这时，那个同学指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叔叔对他说：“他是您的爸爸?”张国赢听后，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满脑子都是乱飞的思绪。直到家长会开完了，那位高大的叔叔这才走到他的面前，亲切地对他说：“我叫张震，是您爸爸的战友。您的父亲在战争中光荣牺牲了，以后我就是你的父亲，我的家就是您的家!”张国赢听后，既疑惑又惊喜，既激动又幸福。张震将军还亲切地问了他许多，张国赢后来在《给我家的温暖和慈父般的关爱》一文中还写道：“我有‘父亲’了，又有家了，再也不是孤儿了，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热泪夺眶而出。我什么都不会说了，只是向张叔叔深深地鞠了一躬。”

1944年8月底，在永城小朱庄战斗的前沿阵地研究战情。左起：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旅长滕海清、四师参谋长张震、师长彭雪枫、骑兵团长周纯麟、三十二团团长张永远。

　　此后，张震、马龄松夫妇还多次亲切地对张国赢说：“不要有顾虑，家就是家，有空就回来，不要见外。”后来，张国赢真的就把张震的家当作了自己的家，张震、马龄松夫妇也将张国赢视若己出，待如亲子，张家的兄弟们也都将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看待，使他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个新家的亲切与温暖。对此，张国赢又进一步写道：“我又有了一个家，到了周末和节假日心里也有了盼头。……多少年后家里已四代同堂，就是第四代的孩子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50多年了，在我成长和生活阶段都得到了张叔叔的关心关爱，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家的亲情。”

　　张国赢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炮兵工程学院。他在去学校报到之前，张震将军还特意告诫他，叮嘱他时刻都要牢记自己是革命子弟，是烈士后代，不能辜负党的关怀培养，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严格要求自己，讲政策，守纪律，既要做一个好学生，又要做一个好军人。在张震将军的不断教育和鼓励之下，张国赢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努力前行，认真践行张叔叔对自己的谆谆教诲，逐渐成长为一名。对此，他后来还深有感触地说：“多年来，我和家里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我深爱张叔叔马阿姨，把他们视作我的亲爸爸亲妈妈，我也深爱家中的每位亲人。我们几个烈士子弟每年都参加家里的重大活动，每次去京办事都要回家看看。我们都是张家的孩子，都是张家的人。”

　　张震、江渭清、钟期光、谢胜坤等开国将军和革命前辈，他们关怀烈士和战友及其亲属的高风亮节，他们对战友的情，对战友的爱，泽被并延及烈士的子女，这既是开国将军革命情感的真实表露，也是革命队伍纯真情谊的崇高反映，正如袁振威在《须鬓如霜白，长征继向前》一文中称赞张震将军的这样：“张震叔叔情重如山，无论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中还是在离休退出工作岗位之后，无不浸透着他对家人、对战友和老区人民的深厚情谊。特别是对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更是一时一刻不曾忘记。……他还把对烈士的怀念之情寄托在对他们遗孤的关爱上。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孩子，给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有的甚至成为他们家的一员。除我之外还有彭雪枫烈士的儿子彭小枫，张永远烈士的儿子张国赢，罗会廉烈士的儿子罗承廉等。张震将叔叔在我心中不仅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是一个情重义切的慈父。”

• 
  

于大雷

抗日英雄包森曾指挥战士智擒天皇“表弟”赤本

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包森

　　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智勇双全的主人公李向阳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传奇抗日英雄。李向阳艺术形象的原型之一，就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包森。他曾指挥战士智擒天皇“表弟”赤本。1942年在战斗中中冷枪牺牲。

　　英雄故事

　　活捉天皇“表弟”赤本

　　1939年以来，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为保存实力，包森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在老百姓家里。派到遵化执行特殊任务的宪兵队长赤本，认为八路军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便找来了刚刚俘获的八路军战士王振西，希望他带路找到八路军指挥员包森。

　　王振西假意应承，将赤本带入了包森设计的包围圈。1940年4月26日，王振西带着赤本来到遵化东北的孟子院村附近。包森早已在村口化装埋伏了六七个侦察员，帮老百姓打土坯。当押解着王振西的赤本和翻译走到侦察员跟前的时候，侦察员们突然现身，俘虏了赤本和翻译官。

　　由于日军大队紧跟在后面，侦察员们押着两名俘虏快速转移。据翻译交代，赤本是日本天皇的表弟。因为赤本极不配合，还“叽里呱啦”地乱嚷嚷，眼看日本大队快到跟前，万般无奈的战士们在释放了翻译后，从老乡家里找来斧子，对着赤本的脑袋连砍三下，结果了这名侵略者的性命，并草草掩埋。当敌人来到的时候，几位八路军战士已分散隐蔽了。

　　据遵化党史办公室干部考证，赤本三尼是日本天皇裕仁表弟一说，是当时被活捉的翻译官讲的，后汇报给上级。1946年，叶剑英曾提过此事，但一直未见文字记载。有旅日华人学者查阅日方档案，未见赤本三尼的有关记载。关于赤本三尼是日本天皇裕仁表弟之说有待进一步考证。

　　鬼子出门怕遇“老包”

　　如果说智擒赤本是包森一生最神奇的一笔的话，随后在冀东西部地区开辟盘山根据地，越发显示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超凡的战略战术。

　　1941年7月，冈村宁次出任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接连对冀东进行了三次“扫荡”后，因兵力不足，改调四万五千伪治安军来控制冀东。面对治安军的猖狂行动，包森率领十三团发动了一系列战役，重创来敌，挫败了日寇“以华治华”的政策。

　　1942年2月17日，包森部队与敌人在遵化野瓠山遭遇时，不幸被埋伏在附近的敌狙击手击中，壮烈牺牲，时年31岁。对于包森，叶剑英元帅称其为“中国的夏伯阳”。原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说：“包森在冀东是打天下的。”而冈村宁次则哀叹：“到冀东如入苦海。”

　　敌人惧怕包森到了闻之色变的程度。日军听说包森的军队到了，便会有人摸着脑袋“死了死了的”地嘀咕。伪军们口角也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语。

　　北京足迹

　　逼迫日寇退出平谷县城

　　平谷京东大峡谷入口处的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1998年7月7日正式开馆。该馆以冀东地区抗日斗争为背景，以平谷人民及周边地区抗日斗争史实为线索，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抗日军民反压迫、反侵略、求解放的斗争历程。其中介绍了包森率领十三团在冀东包括平谷地区留下的抗日足迹，如水峪战斗逼迫日军一度退出平谷县城，杨家会战斗重创日军、缴获一门山炮等内容。

　　人物小传

　　包森(1911—1942)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陕西蒲城人。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任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1942年2月17日，在遵化野瓠山指挥战斗时牺牲，时年31岁。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资料

李继先

钝剑出鞘剉顽敌

一九四四年农历五月初，日寇在四连大塘村一带肆意抢劫民财、杀人、侮辱妇女，百姓举家外逃。江中村由韦尚等人领头，组织了韦洪波，韦汝昌、韦炳林等三十多个青年成立抗日自卫队。他们以石柱、土坎为天然工事，自制土炮、自制手榴弹日夜监视日寇。

　　一天早晨，突然发现北边三公里的大平村口有二十多个日本骑兵大摇大摆地向村里走来，自卫队立刻作好迎击准备。当日寇走到离村口八百米的断桥附近时，队长一声令下，十一支步枪同时开火。土炮也不停地轰出去，只见日寇队里三匹马昂起头来，前蹄蹬空，想扭头往回跑，却被子弹击中了。其它的马很快卧倒，目标消失。因断轿封近是低洼地带，周围都是稻禾，日寇卧饼时连村庄都看不到，只好两向天上乱开枪。断桥下面是一条从村中通过的河流。这时由韦洪波、韦汝树、韦炳林等六人带着三支枪摸到断桥上游三百米处隐蔽，韦洪波正准备向断轿附近的日寇射击时，突然从河滩边窜出一个日本骑兵想从河沟里接近村庄。马已跨到洪波跟前，开枪已来不及，洪波顺手把刺刀向马肚下猛捅，马猛地向前奔出一丈多远，连马带人跌在岸边滚到河里，韦炳林往河里一跃，把日寇浸死在水底，缴交了一支枪。值们他们马上分组在两岸隐蔽。不久，又有两个骑兵一前一后在河滩里探路。放日寇到约五十米处时，韦汝树瞄好机枪一扣，只见前面的日寇头一歪栽了筋斗死于马下。后面的日寇滚鞍下马藏了起来。韦洪波他们牢牢地把住河岸，日寇一直不敢露头。在断桥附近，日寇几次想从路面杀上来都被自卫队集中火力压了下去。队长为了扩大防御范围，抽了两支枪由韦炳武、韦汝仁到大路两侧田坎上把守。日寇骑兵离了马寸步难行。开始时不断向村庄上空开枪，后来枪声渐渐少了，日寇不得不缩到断桥附近藏身，以攻为守。相持到下午四点多，日寇增援部队来了，老远就向村里开枪开炮。这时村里男女老幼，都撤往山里了，自卫队才分散撤退。

　　日寇迸村后到处搜索自卫队，掠夺财物。韦崇雨的祖父八十多岁，死活不愿离开村里。日寇进村他就到园里躲藏、有四个日寇闯到他家，两下把大门拱倒。把枪都靠在门边就进属里搜东西。老人见鬼子进屋马上跑到门口把四支枪一抱，迅速回到园子里，晚上把抢交给了自卫队.这园子里种的刺竹长得遮天蔽日，许多群众都把粮食藏在里面。老人常为从山里回村的自卫队煮吃。一天晚上，队员韦洪波、韦汝昌、韦炳林回到村里，刚吃过老人煮的饭，鬼子就又来搜查了。队员们刚从小门出来就听到曰寇乱叫乱嚷的声音，还点着火把走。当日寇慢慢走近跟前，韦炳林，韦洪波“???”地打了几枪，两个日寇上了西天。他们也撤出村子。日寇慌乱了半天才敢冲进屋里。一个鬼子抓住老人的衣领，手拿刺刀正要刺去，有个头目急忙止住，叫来了翻译。翻译对他说：“老人家，自卫队的事我们不找你，不关你的事。我们是想要粮食，你只要交出一担谷子来，皇军就放你自由。”老人始终不哼一声。日寇残忍地把他折磨了一整夜，他终于为全村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李继先

营救冯雪峰背后的故事

　冯雪峰(1903.6.2 —1976.1.31)，原名冯福春，浙江义乌赤岸乡神坛村人。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1925年到北京大学旁听日语，1926年开始翻译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专著。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底到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1941年1月上旬，破坏民族抗日团结统一的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暂回老家，创作长征小说的冯雪峰于1941年2月26日在家中被捕冯雪峰被捕是因他邻村赤岸镇一位名叫朱侃的小青年给他写信所致。当时，这位青年在信中提及“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被查封的事。这封信被国民党驻金华的宪兵连在邮局检查时检查到了。由于信中内容重要，如获至宝的国民党宪兵当即把在金华报馆工作的朱侃抓了去，接着，又按图索骥，火速赶往义乌县神坛村逮捕了冯雪峰。所幸的是朱侃与冯雪峰并不很熟悉，只不过到冯雪峰家中借过几次书，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知道冯“很有学问”。而且，冯雪峰回到家乡后一直用的是原来的名字冯福春，朱侃在信中的称呼也是冯福春。此外，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冯雪峰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皖南事变发生后，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冯雪峰早已转移了一些有“赤化”影响的书刊，当时，冯雪峰也已经作了转移到文化人集中的桂林去的打算。因而，当三个身着便衣的国民党宪兵在冯宅搜查时，什么证据也没有拿到。于是，他们就把冯雪峰押往了金华宪兵连驻地，一关就是三四天，其间只审问了一次。审讯中，冯雪峰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否认与新四军有任何联系。当问及同“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的关系时，冯雪峰回答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时强调说：“我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是研究历史的，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回到家乡养病的。”他还要求：“你们不应当无故抓人，我要求立刻放我出去!”

　　见没有能够从这里打开缺口，狡猾的敌人立即改变了审讯策略，以退为进，抛出了一个圈套：“那好，你说你不是共产党员，那就在报上登一个启事，申明你同共产党和新四军没有关系，就能够证明你真的同共产党和新四军没有关系了，我们就放你走。”而冯雪峰则来了个针锋相对，一口回绝：“我本来就同共产党、新四军没有关系，登这样一个启事干什么?岂不可笑!”

　　审讯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但敌人的怀疑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他们从冯雪峰的从容回答中，断定他是一个不易感化又老练、至少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人。于是，在金华关了四天后，宪兵们又马不停蹄地将冯雪峰解往了设在江西上饶的宪兵第四团。在宪兵四团，他又接受了一次敌人的审问。审问的核心是问他什么时候到新四军的，冯雪峰再次作了否认。这次审问特务们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你是共产党;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也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当天，冯雪峰就被投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专门囚禁政治犯的茅家岭禁闭所。在茅家岭禁闭所关了一个月后，冯雪峰染上了极易致命的回归热病。因为怕他死掉，特务们又命人把陷于奄奄一息的冯雪峰用担架抬到了距茅家岭不远处的周田村—上饶集中营总部所在地的特训班。

　　在特训班里，冯雪峰遇到了故友、最终能够使他逃脱囚牢的营救者郭静唐。与冯雪峰同庚出生于浙江余姚的郭静唐，是冯雪峰1922年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冯雪峰在上海时也曾与他多次会面，并帮助他向鲁迅要《鲁迅自选集》给他出版。被捕前，郭静唐是国民党浙江省参议员，同皖南事变丝毫不搭界。被捕的真实原因是他在家乡余姚长期旗帜鲜明地力主抗日及组织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力量和领导核心的地方抗日武装队伍，并同当地的土豪劣绅及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国民党军阀俞济时频频发生冲突，而被诬告为同新四军有联系，于1940年8月16日遭逮捕。

　　在长达一年九个月的集中营囚牢生活中，冯雪峰之所以没有暴露其真实身份，其原因除了他被捕时使用的“冯福春”原名外，另一个原因是在他还未被解至集中营时，地下党已经为他找到了“保护伞”。这个“保护伞”就是皖南事变前两年就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上海各界人民赴新四军慰问团团长吴大琨和早冯雪峰3个月入狱的郭静唐。吴大琨后来撰文道：

　　“郭静唐同志被囚在上饶集中营期间，对革命斗争所做的第一点贡献，就是他同在上饶集中营外面的上饶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沟通了集中营内外的革命关系，使集中营的同志在斗争中能够不断取得外界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又说：“郭静唐同志被囚在集中营期间最大的贡献，是和我一起把冯雪峰同志掩护下来……”

　　1941年8月12日，临近中午时分，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居住、工作的窑洞里，前来寻求解决与周扬纷争的鲁迅学生萧军，向毛泽东急切提议道：“主席，请营救冯雪峰!”

　　关于营救冯雪峰逃出上饶集中营一事，几乎在所有的文本中，包括一些党史文本，一直认为是毛泽东主动过问、营救而致。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在其《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一文中这样写道：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主动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当他得知冯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时，立即和陈云同志商量决定，一定要想办法将冯雪峰营救出来。他们当时就把这个决定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

　　著名学者包子衍先生在其《雪峰年谱》一书中也这样阐述道：

　　(1942年)1月，毛泽东、陈云等党中央领导人在延安得知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请他们进行营救。

　　鲁迅与冯雪峰两家人合影曾同冯雪峰一起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同是被郭静唐营救出狱的进步刊物《浙江妇女》主编林秋若，在其《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一文中写道：

　　1943年，雪峰同志到了重庆……董必武同志告诉雪峰，当时党中央曾经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雪峰同志，是董老通过关系让胡秋原打电报去保过他。

　　上述三位对同一问题的阐述大致是相似的。笔者根据当事人写的史料和本人采访，还原了毛泽东指示营救冯雪峰的真实情况。

　　韦先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的回忆见证文章写于1986年初，并于“1987年2月13日定稿”，作者系当时在毛泽东处谈话、作客的七人之一。

　　作者在发表此文时所作的附注中说明：

　　1986年5月1日，我最后一次看望萧军(萧军于1987年5月28日被同仁医院诊断为患贲门癌，于1988年6月22日抢救无效逝世于海军总医院)，给他读此文底稿时，萧军提出应该用这个题目(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较适合。韦先生还在同一附注中着重作了如下说明：“我写完此稿，经过萧军、罗烽、舒群、白朗四位作家看过。”也就是说，韦先生此文是经过另外四位历史现场当事人核准的，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韦先生27年前“定稿”的此文有关营救冯雪峰这一提议的描写原文是：

　　最后，有位作家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并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听着立刻站了起来，转身问陈云和凯丰：

　　“有人营救过他没有?”

　　回答是还不知道……首先，是“有位作家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并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尔后才是“毛泽东同志听着立刻站了起来，转身问陈云和凯丰……”

　　其次，冯夏熊和包子衍两位传记作者认定“毛泽东和陈云同志商量……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的时间为1942年或1942年1月，显然与当时事实出入较大。据韦先生在1986年撰写此文及当年向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四位作家核实原稿时，所标明毛泽东指示陈云、凯丰两同志打电报给南方局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具体时间，应是在1941年8月12日中午前后，因为正是这一天毛泽东邀请萧军王德芬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艾青韦夫妇，以及舒群等七名客人前往作客、叙谈的日子，毛泽东1941年8月12日致萧军的信可以说明这一点。

　　毛泽东的信原文如下：

　　萧军(前)、王德芬(后左)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

　　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此致敬礼！

　　毛泽东八月十二日

　　第三，林秋若先生在《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一文中，所云“董必武同志告诉冯雪峰，当时党中央曾经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雪峰同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胡秋原先生虽然早年曾经加入过共青团，但后来因逃避白色恐怖追捕频频转学乃至远赴日本，20世纪30年代因主张抗日参加过倒蒋的福建事变，但在历史上，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冯雪峰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时期的1941年至1942年，胡秋原是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的副总主笔，“党中央”又怎么可能“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冯雪峰”呢?倒是后一句“董老通过关系让胡秋原打电报去保过他”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实际的情况是，如果不是1941年8月12日艾青及夫人韦、萧军及夫人王德芬、舒群、罗烽、白朗应邀到毛泽东处作客并叙谈的话，有关营救冯雪峰的事还将拖延上一段时期，而且动作也不会那么迅速。冯雪峰获“保外就医”得以逃出囚笼是在1942年的11月间，也就是说，是在毛泽东指示陈云、凯丰致电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营救过了15个月之后。

　　韦先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曲》

　　一文中于提及“营救冯雪峰”这一细节时，使用了“有位作家”的说法，那么，最早向毛泽东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及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的“作家”到底是谁?

　　为了核证此事，笔者七次与韦先生核证，最后确证：这个“作家”就是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并且宣称要做“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的大作家萧军。在这里，萧军显然是做了一件当时在延安堪称“第一”的好事!韦先生告诉笔者：“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们同冯雪峰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是不是艾青提出来的呢?”笔者问道。“同样可以肯定不是艾青提出的，”韦先生断然否定道，“如果艾青事先知道冯雪峰被捕的消息，作为妻子的我不可能事先一点口风都没有!”韦先生进一步佐证“萧军当时在延安编《文艺月报》，活动频繁，联系人广，消息比其他人灵”。

　　就毛泽东当日谈话时是否“主动”问及冯雪峰这一话题，韦先生非常肯定地回答道：

　　“没有!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根本没有问起有关冯雪峰的情况。因为毛泽东这次找五位作家谈话的中心话题，是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以及对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周扬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意见。”

　　据韦先生向笔者描述，在五位作家无拘束地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毛泽东倾诉对周扬所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意见时，毛泽东一直在耐心地听着，有时还记上一笔，间或同作家们说上一两句幽默的话，听到好奇处，还“哈哈”地笑上一阵子。最后，就在谈话快要结束时，萧军出乎意料地向毛泽东讲述了冯雪峰于皖南事变后被捕的消息，并以十分恳切而又焦虑的口吻对毛泽东说道：“主席，请营救冯雪峰!”毛泽东一听，当即站了起来，向坐在他身旁一同倾听作家意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问道： “有人营救过没有?” 回答说是不知道。

　　接着，萧军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所了解的冯雪峰在国统区的一些情况，以及对“左联”作出的巨大贡献。萧军还着重向大家讲述了冯雪峰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的大量业绩等。毛泽东听后更加予以重视，他立马指示陈云：

　　“赶快了解一下情况，如还没有营救，一定要尽快营救冯雪峰!”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招待作家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有蒸腊肉、辣椒炒肉丝、鸡蛋等，还有从前方带回来的难得一见的咸鱼(延安不产鱼)。刚吃完饭，凯丰就把拟好的给南方局的营救电报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又递给在场的七位客人一一传阅。电报内容是让南方局尽一切努力设法营救冯雪峰出狱。陈云同志看后也表示赞同，并当即交付电台拍发。

　　冯雪峰逃离囚笼回重庆在重庆，曾家岩50号“八办”，周恩来副主席接毛泽东延安来电后，与董必武商议营救方案，决定：由董必武委托同为国民参政员的湖北籍小老乡胡秋原先生出面营救。

　　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的胡秋原欣然允诺，很快向管辖上饶集中营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拍发了提请释放文友冯雪峰的电报。由于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内的冯雪峰用的是原名冯福春，胡秋原的营救失败了。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东南地区浙赣一带的地下党展开了一年九个月的营救冯雪峰的行动。

　　在党内党外联动下，1942年11月，郭静唐和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国际问题顾问的宦乡联名具保，重病中的冯雪峰于福建建阳获保外就医，得以逃离魔窟。于浙闽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静养半年后，病况略有好转的冯雪峰在友人陪伴下，自浙江丽水搭乘货车，历时五天五夜抵达桂林。稍作休整后，于1943年6月初安抵重庆。

　　冯雪峰来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副主席张大双臂一把拥住了他，周恩来还与夫人邓颖超一起设宴款待，庆贺他的新生和回到党的怀抱。

　　颇有意思的是，当冯雪峰在重庆频频亮相之时，在福建，气急败坏的集中营头子肖芬手执一年前宦乡亲笔签署的“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的保结，找到宦乡说：“冯福春就是共党要人冯雪峰，现在重庆。”宦乡不甘示弱地回敬道：“我不知道他就是冯雪峰，你们自己到重庆去要人就是了!”

陆好天

红色盐阜 铁血丰碑

1944年8月20日晚，一架盟军B-29飞机坠落在建阳县湖垛镇附近，被盐阜独立团

和县总队成功营救。图为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与美军飞行员合影。

1943年，新四军在单家港阻击前来扫荡的敌人。

1943年3月25日，新四军三师八旅在反“扫荡”中发起阜宁陈集战斗，

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图为战士们在缴获品前留影。

1941年，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华中党校为学员们讲授马列主义。

1942年5月25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与张茜的长子在阜宁停翅港出生，取名陈昊苏。

1942年，陈毅、黄克诚、洪学智在阜宁孙何庄检阅新四军第三师部队。

1943年9月，盐阜区抗日阵亡烈士纪念塔落成。

　　盐城是革命老区，抗战爆发后，新四军东进北上部队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在白驹狮子口会师，开辟了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刘少奇和陈毅奉命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盐城成为华中敌后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七十载过去了，那些不寻常的往事，依然定格在人们记忆深处;那些感人至深的抗战故事，一直为人们口口相传。在盐城这方红色热土上，曾回荡着嘹亮的新四军军歌，遍布着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将领的足迹……今天,串场河畔，涛声依旧。穿越历史的烟云,重温那段铁血抗战历程,一张张旧影,串成了这座城市抗战中浴火重生的历史轨迹，那融进盐城文化血脉的铁军精神已成为盐阜人民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史料提供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

亮剑

王光宇 （革命烈士）

　　王光宇（1911~1938.12），原名王兴。满族，吉林德惠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副军长。1938年5月，率第四军主力西征，转成于苇河县境内，同年秋进入珠河一面坡地活动。同年12月，部队陷入日伪军包围受到严重挫折，不久他在五常县九十五顶山同伪军激战时英勇牺牲。

　　王光宇早年就读于县立中学，后转入哈尔滨省立第一中学，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加入当地反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中共吉东省委员会成立，被选为委员、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并任中共第五军党委委员。同年9月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副军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加入当地反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被派赴哈尔滨，入共青团满洲省委训练班受训三个月。此后被派到宁安抗日工农义勇队做政治工作。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一团政治委员，同年底改任该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部队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任第二师师长，率部转战于牡丹江东侧，在依兰、勃利、林口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3月中共吉东省委员会成立，被选为委员、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并任中共第五军党委委员。随后参与组织攻打依兰县城，任第二纵队总指挥，击溃敌增援部队。同年9月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副军长以加强该军领导，他参与领导整顿缩编四军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巩固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同年12月指挥四军与五军八军各一部攻克伪桦川聚宝山警察署，缴枪150余支。他斗争坚定，有勇有谋，是东北抗联的优秀指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