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是解放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而这一年,是毛泽东和他的人民军队最困难的一年。蒋介石凭借着美国的支援以及手下的430万大军,对我解放区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百姓生灵涂炭、人民政权面临灭顶之危。然而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人民军队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由于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决定改变战术,遂对山东解放区和中央所在地——延安发动所谓重点进攻。一时间,红都延安岌岌可危。由于敌众我寡,毛泽东决定放弃延安。而在撤离之前,毛泽东在他的案头留了张纸条。而这张纸条,却是留给胡宗南看的。
一、25万VS2万自蒋介石1946年6月,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以来,国军在短短8个月内,就损失了66个旅、71万人的部队,少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死、伤、被俘也达到100多人之多。很显然,战斗并没有达到蒋介石三个月内消灭“奸匪”的目标。
蒋介石在大骂“娘希匹”之余,还伤心地哀叹道:
“我们的团长、旅长、师长等高级将领被俘之多,为数惊人。实在是敌人的长处,而是我们的短处。如不急图补救,以后敌军便专门设法俘虏我们的高级军官,这对我们将来的军事形势影响何堪设想啊!”
1947年2月,为摆脱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蒋介石和他的幕僚遂制定了进攻延安的计划。
从地理态势上来说,陕甘宁边区实际并不重要,这里地瘠民贫、山川纵横、能养活的士兵数量十分有限,其战略地位远不如华东、东北、华北解放区。然而即便如此,蒋介石却依然将25万精锐部队投入陕北的黄土荒原之中。原因无他,因为蒋介石也想学习人民军队的战术,那就是斩首。
蒋介石曾说:
“凡是共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摧毁匪方党、政、军指挥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
很显然,蒋介石的目标并非只是占领延安,而是为了捕获毛泽东、任弼时、贺龙等一干中央领导。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命令他的嫡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全权指挥延安战事。
胡宗南虽然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在蒋介石心目中,他的地位非同凡响,曾占据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好几个“第一”。首先,作为蒋介石同乡的他,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还是黄埔学生中第一军长、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战区司令官以及第一个也是唯一个离开大陆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将领。
胡宗南的“第一”虽多,但是他的指挥水平却距离“第一”甚远。例如“小诸葛”白崇禧就曾说:“胡宗南的水平,只配指挥一个团。”彭德怀也曾轻蔑地评价他:“此人志大才疏”。
既然胡宗南的水平如此“平平无奇”,为何蒋介石依然要将攻打延安的大任交给他呢?这是因为在蒋介石的心中,胡宗南是最“革命”的。说白了,就是够忠诚。国民党派系众多,上下不和,因此在蒋介石看来,才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忠诚,就是执行力。胡宗南虽然能力不佳,但是忠诚却是一等一的。
在解放战争前夕,胡宗南已经能够统领25万精锐部队。这支部队,是作为战略总预备队存在的。只要驻扎于关中,北可威胁华北,东可进入中原和华东,向南又可支援华中。而这一次,蒋介石将这支预备队投入延安战场,决定一举“犁庭扫穴”,摧毁我党的中枢。为此,蒋介石和他的幕僚还制定了攻打延安的详细计划。
根据计划,胡宗南将以25万对阵陕北根据地的2万人民军队,其对比可谓悬殊至极。然而蒋介石、胡宗南千算万算也没想到,他们所制定的“周密计划”,早就摆在毛泽东的案头了。
二、熊向晖
熊向晖,是我党的王牌特工。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却是胡宗南身边的“大红人”。毛泽东曾说:“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1949年11月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设宴,他指着熊向晖对国军高级将领张治中说:“认识吗?”
张治中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吗?”周恩来笑着说:“他是归队,不是起义。早在1936年,我就将他派到胡宗南身边去了。”
早在抗战期间,熊向晖就多次向中央提供情报,粉碎了胡宗南突袭延安的计划。而到了解放战争期间,熊向晖更是成为了人民军队的底牌。
1947年,熊向晖在蒋经国的亲自主持下,进入了婚姻的殿堂。就在他即将携新婚妻子赴美留学之时,却被胡宗南的一个电话叫了过来。胡宗南表示,他希望熊向晖能延期赴美,再辅佐他三个月。
到了胡宗南的司令部,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公文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画一个草图给他。离开前,胡宗南还千叮咛万嘱咐,要熊向晖一定锁好房门,不准任何进入。
熊向晖拿着公文包,赶紧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打开其中文件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这不是攻打延安的战略计划吗?
攻打延安的计划,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主持制定的,其要诀在于稳扎稳打。因为国民党的特务也传来消息,陕北人民军队不过2万之众,加上地方部队也不会超过6万。而国民党仅一线兵力,就达到8万4千人之多。因此刘斐认为,国军应在空军的支持下,以“优势兵力”和“立体攻势”层层推进,像一个石碾一样,平推陕甘宁边区。
这一方案,集政略、战略和战术于一体,不可不说是个大手笔,看来蒋介石幕下并非没有能人。然而蒋介石没有想到,刘斐3月1日制定的计划,熊向晖3月2日便已得到。
熊向晖记忆力惊人,他将文件内容默记于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乘机到达西安。当晚,熊向晖便将情报送到了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手中。很快,这份绝密情报迅速发到了延安,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而当时为了保密,甚至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都对计划一无所知。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熊向晖不断收集胡宗南的机密情报,他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字样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的面前。
而熊向晖的存在,也为陕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因为敌人在我们面前,完全都是透明的。与此同时,熊向晖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得意忘形的丑态。
三、毛泽东窑洞里的一张纸条
对于这次延安之战,胡宗南是志在必得的。蒋介石曾说:“剿共”必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而在实际战斗中,胡宗南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胡宗南认为,欲击败共产党,就必须比他们更“革命”。因此,胡宗南责成熊向晖起草“施政纲领”,其要点包括“政治民主化,穷人当家做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不吃民粮,不住民房”……等等。
关于文件名称,胡宗南还特别规定,不准用“光复”“收复”,因为这样看起来不“革命”,因此要用“解放”。最终,这份纲领被命名为“国军解放延安及陕北地区的施政纲领。”
做完这些工作后,胡宗南觉得高枕无忧,可以垂拱而胜了。因此他命熊向晖给自己准备一台随时收听延安广播的收音机,同时还要带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岳飞传》等传统小说。胡宗南看来,只有边打仗,边手不释卷,那才彰显大将风度。
一切准备就绪后,胡宗南于3月14日指挥15个旅,共14万部队进犯延安。到了3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已经悄然离开延安,给胡宗南留下一座空城。3月19日下午五点,红都延安终于陷落。
胡宗南闪击延安后,国民党大肆吹嘘这场“胜利”。3月20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消息:“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多人”。
蒋介石则欣慰地说:
“奸匪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赤都者,而竟于谋叛二十周年前夕,为我胡宗南克复……”
至于胡宗南呢?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他在《西安日报》上吹牛说:
“延安战役甚为猛烈,用猛冲猛打,两翼包围的神妙战术,击败延安外围的敌人两个旅,打死3000人,俘虏一万余人。敌人在猛烈攻击下,极为慌乱地向延安以北溃退,他的军队乘胜追击,占领了延安全城。”
在胡宗南看来,攻占延安简直比苏军攻克柏林还要光荣。
“延安大捷”的消息传来后,中外记者跃跃欲试,想来延安参观国军的“辉煌战果”。胡宗南害怕露馅,这一万多俘虏上哪找呢?
为此,胡宗南急中生智,他仓促抓来500多个村民,又从自己队伍中挑出1500多人,将他们充作人民军队俘虏。其后,他又设置了一个战绩陈列室,将自己一个团的装备运过来,说成是此战的缴获品。此外,他还造了很多假坟和假碑,装成是“毙敌”的证据。
时候,胡宗南踏上了延安这片黄土地,将前线指挥所设置在了延安原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窑洞里。第二天,胡宗南便让熊向晖找了个向导,他要视察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住处。
熊向晖在回忆录中记载,胡宗南首先去了毛泽东在枣园的窑洞。进入窑洞后,胡宗南在毛泽东的案头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
“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看完这张纸,胡宗南突然哈哈大笑。对此,熟悉胡宗南秉性的熊向晖解释道:
“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毛泽东已经料到胡宗南会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自家窑洞,因此给他留了言。那么这条留言到底是助长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还是戳中了胡宗南的软肋呢?在笔者看来,或许两者都有。
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留下这张纸条,绝非出于“败者”的“阿Q精神”,而是做出了精心的筹谋。后来他更是以自己的机智和勇气,让这条留言成了真,真的让胡宗南陷入骑虎之势。
四、弥天大勇的奇谋
对于毛泽东来说,离开延安,确实是不舍的。中央在延安地区驻足10多年,并将之建设成全国人民向往的民主圣地。现在要发起延安,毛泽东这样做是不得已的。
然而,延安的陷落却并没有让毛泽东气馁,反而让他越战越强,进而想出了一个扭转解放战争局势、反客为主的奇招。
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曾给干部和战士们做了思想工作。他睿智地指出:
“蒋介石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不得人心。还有,延安已经成了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包袱。他要背,就让他背上吧。话还得说回来,他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这句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蒋介石、胡宗南之所以要攻打延安,其战略目的在于摧毁人民政权的指挥中枢。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胡宗南即使占领了延安,实际也毫无意义。毛泽东之所以撤离延安,就是为了粉碎蒋介石和胡宗南的阴谋,让他们的战略目的无法实现。
他们虽然占领了延安,但是中央并没有被摧毁,依然可以指挥全国作战。毛泽东曾说:
“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息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西北野战军也毫无损失。因此,胡宗南占领延安,犹如背上了一个包袱。按照原本计划,胡宗南成功占领延安,本该将主力部队派往关中以外,支援其他战区的战斗。但如果毛泽东和中央依然在陕北,胡宗南主力便将被死死拖住。
因此,毛泽东做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勇敢决定。毛泽东拒绝了其他同志要求其撤往华北甚至哈尔滨的建议,而是毅然决定留在陕北。他曾说:
“我不能走,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便会将胡宗南投往其他战场,给其他战场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打胜仗。”
最终,毛泽东力排众议,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以及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而这一决议,对战争全局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之后,毛泽东带领警卫部队,在陕北的山沟里和胡宗南匪帮的部队打起了游击。从1947年3月18日离开延安到1948 年 3 月 23 日东渡黄河,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不断闪转腾挪,历时 1 年零 5 天,行程 1000多公里,途经 12 个县,驻留过 38 个村庄。正因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了如此多的地方,我们才把这次战略转移称之为“转战陕北”。
转战陕北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据毛泽东身边人回忆,转战陕北甚至比长征还要苦。但即便如此,毛泽东所带领的800多人的小队伍,硬是将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拖在陕北,配合着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将胡宗南的部队拖累拖瘦,进而分而歼之。
这就如毛泽东所说:
“他(胡宗南)到了延安,就要把拳头盛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
就这样,彭德怀连续打出了好几个漂亮的伏击战,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地多次击溃胡宗南部队,打得敌人闻风丧胆。于是,胡宗南只好放弃“急进猛打”的战术,而是将部队龟缩在一起。
到了1947年12月,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失地都被解放军所收复,延安和洛川的守敌陷入了孤立。胡宗南庞大的兵力,开始捉襟见肘。而也正如毛泽东所言,胡宗南势在骑虎了。一个延安,拖住了国民党的预备力量,真是太值了。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的同时,他的目光绝不仅仅只关注黄土高原,同时也关注着全国的占据。听到解放军在各大战场节节胜利的消息,毛泽东知道,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毛泽东做出决定,立即将战场由内线转向外线。此时国民党军,将主力集中在陕北和山东,就像一个壮汉分开了两个拳头。虽然看起来可怕,但也留下了致命的破绽,那就是作为胸膛的中原。
毛泽东下定决心,将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派往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主轴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央突破”的大战略。
1947年6月,刘邓大军成功挺近大别山,威胁武汉和南京,打得蒋介石只好收缩阵线,保护自己的老巢。就这样,三路大军近40万人马实施战略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经过4个月作战,歼敌近20万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吸引和调动南线敌军160个旅中的90个旅于自己周围。
在我军机动驰骋的同时,国民党军却处处挨打,只能龟缩死守。作为预备兵团的胡宗南,被毛泽东和西北野战军死死拖在陕北,迟迟无法支援中原战局。国共内战的胜负,从此便见了分晓。
延安,彻底成了鸡肋。毛泽东说曾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国的解放”,竟确确实实地实现了。1948年3月,毛泽东东渡黄河,告别了他生活和战斗了13年的陕北人民。因为他要去新的地方,去指挥新的战斗。仅仅1个月后,心力交瘁的胡宗南灰溜溜地撤出了延安,曾经艰苦卓绝的西北战场,从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主动撤离延安和转战陕北的伟大决策,打开了全国解放的局面。毛泽东在如此艰苦、危险的环境下,依然能站得高、看得远、稳得住,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勇者。试问哪一个领导人,会将自己作为诱饵,死死地拖住敌人的主力呢?
黎明前的黑暗漆黑如墨,但是毛泽东却以他的智谋,让一轮红日从高山之巅冉冉升起,让饱受黑暗欺凌的人民拥抱那光芒万丈的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