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后，晚清政府仿效西法，编练新军，开启了陆军军事训练近代化的大门。新军在编练过程中，把传统的练兵思想和西方先进的操法理论相融合，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军事训练体系。这一体系对军事训练的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近代军事训练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训练组织领导体系的革新新军训练组织领导体系，是由清廷和地方各级军事训练机构组成的系统，它体现了机构级层、机构设置、隶属关系、职权划分等相互关系。随着新军军事训练的发展，组织领导体系也逐步完善起来。湘、淮、防、练军没有形成完整的训练组织领导体系，朝廷赋予各省督抚以充分的自主权，督抚既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也是训练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而朝廷相关部门仅对其颁布一些指导性意见，具体训练事宜并不加干预。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发出“选派洋将，用西法认真训练，成一大枝劲旅……实为救时之策”①《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四，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1932年，第6页。的上谕，开始编练新军。1894年，清廷在京师设立了主持全国军政和领导新军训练的最高机构督办军务处，由王公大臣负责，并由胡燏棻在马厂试办新式军队，名为“定武军”。1895年，袁世凯奉命赴小站接练新军，将 “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新建陆军又设督练处，下设稽查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练营务处。其中，督练营务处专管军事训练。其后在全国各省都设置了营务处。1898年，清廷认为：“现在军务各有专司，督办军务处著即行裁撤”。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第392页。1901年9月，清廷下达全国编练新军的谕令，在编练新军中，“因各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③袁世凯：《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51页。，各省督抚训练各自为政的局面日趋严重。因此，1903年清廷在中央设立练兵处，“于京师设立总汇之处，期收划一整齐之效”④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108页。。练兵处设总理大臣、会办大臣、襄办大臣，负责制订全国新军教育训练条令、条例、章程、训练计划、训练考核计划，并监督实施，下设军政司、军令司、军学司。军政司主要负责考查官兵，筹备军需；军令司负责运筹机宜，策划防守，管理军事训练号令以及用兵机密事务；军学司负责拟订各队的操法，检查教练方法是否统一及教练进度情况，对步、炮、马队战术及工兵、辎重队的用法进行考核。军学司又分四科，其中，训练科分管各兵种训练，负责拟订各队操法，掌握训练进度、考核等事项。因此，练兵处是集全国军政、军令于一体的权力机构，同时又是中央管理新军教育训练的最高机构。地方各省的训练领导机构由原来营务处改为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其中，教练处负责教育训练，另设督办一人，由各省的总督、巡抚或将军兼任，统辖全省新军训练。
1906年，清朝改革官制，以兵部为主，合并练兵处和太仆寺，命名为陆军部。陆军部设二厅、十司、一处，其中，军学司负责陆军学堂教育和各队伍操法等事宜。1907年，军谘处从陆军部分离出来，负责全国筹防用兵事务。1909年7月，将军谘处改为军谘府，参照日本的参谋本部而设，是皇帝统率军队的总参谋部，同时也成为规划新军编练的中央机构。1910年，陆军部内部调整，新军的教育训练主要由陆军部暂设的军学处负责。军学处分六科，其中，教育科负责分管各兵种军事教育、训练、校阅考核等。
新军训练组织领导体系的变化，与德、日两国相近。中央训练机构、地方训练机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层次清晰、职责分明的军事训练组织领导体系。这一体系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层次性，从中央、地方到兵种内部的机构设置，具备了分级管理、逐级负责的职能，对新军的训练可以实施分层指导与管理。二是统一性，从形式上改变了勇营各自为政的训练局面，确保权力集中于中央，能有效地对训练进行决策、计划、督导和保障。这一训练组织领导体系对发挥训练功能、增强训练的生机和活力，促进训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编制结构基本实现近代化训练内容历来是军事训练最生动、最活跃的要素，在军事训练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新军在学习西法进行改革中，摒弃了以往军队练口号、练步伐走形式的做法，根据部队体制编制和武器装备，着眼实战需要设置训练内容，基本形成了与战争相适应的训练内容体系。新军承袭中国传统兵学，将训与练分开，“训”以正心术，“练”以精技艺。训的内容主要有封建思想和道德传统等精神教育；练的内容主要有精神教育、技能训练和战法训练。
早期新军的编制主要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最为典型。新建陆军仿德编制，结合实际加以变通，实行多兵种混合编成，简练1.2万人为一军。一军分左右两翼，左翼辖步兵2营，右翼辖步兵3营，另外设炮队1营、马队2营、工程队半营等。翼设统领1人，步、炮、马队各设分统1人，负责各营训练。营设统带，管辖1营。营下设队，队下设哨，哨下设棚。[注] 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营制饷章附》，《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第16—17页。营、队、哨、棚四级编制与现代军队的营、连、排、班建制基本相同。武器配备主要有曼利夏步枪、马枪、6连发左轮手枪、克虏伯75毫米过山轻炮、格鲁森57毫米过山快炮和陆路快炮。自强军也仿德制，编有步队8营，马队3营，炮队2营，武器全部仿照欧洲陆军装备，主要有新式枪械188式步枪、马枪，新式陆路炮诺腾飞75毫米快炮和克虏伯80毫米快炮。早期新军编制名称大多沿袭勇营，营以上设统领，解决了勇营以上无统辖制度的问题；新军营官为统带，勇营营官为管带，营的级别较勇营高；新军步、炮、马、工程各队单独编伍，不相混杂，由勇营所辖的单一兵种，编成了专业设置合理、分工细致的多兵种。早期新军的营制主要采用仿效西方营制和用西方营制来改良勇营两种方式，在全国编练常备军时，这两种方式都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总的来说，新军确立的近代营制与中国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改变了勇营的单一营制，形成了诸兵种的合成部队。编制具有层级分明、上下沟通、直接指挥的特点，有利于诸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基本能适应火器时代作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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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在训练改革中广泛吸收西方先进的训练方法，针对不同的训练内容采取相应的训练组织形式、教练方法和训练手段，以提高训练效果和质量。
庚子之役后，全国开始大规模地编练新军，清军的营制基本以北洋军为蓝本进行编练。北洋常备军按军、镇、协、标、营、队、排、棚编制。军统2镇，每镇辖步兵2协，每协2标，每标3营，每营4队；辖骑兵、炮兵各1标，每标均3营，每营骑4队、炮3队；辖工程兵1营，分4队；辖辎重兵1营，分4队。步、炮、工每队皆3排，每排3棚；骑兵每队2排，每排2棚；辎重兵每队2排，每排3棚。各兵种每棚均编14人[注] 袁世凯：《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96页。平时每镇在编人数为13261人，战时酌情增加员额数。。主要武器有：新军装备的轻武器有后装单发和连发毛瑟枪，汉阳式步枪，曼利夏步枪、马枪， 65式步、马枪，马克沁机枪，6响左轮手枪以及温彻斯特、哈齐开斯步枪等。新军的火炮主要有格鲁森陆路快炮、克虏伯过山轻炮、格鲁森过山快炮等。北洋常备军的营制基本参照德国军制，但又有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步队的镇、协、标、营、队、排、棚相当于当时的师、旅、团、营、连、排、班，而镇、协、标的名称采用绿营旧制；北洋常备军的军统辖下设的镇，以镇辖各兵种分队，而德制军下辖炮兵、工兵、辎重兵等，是平时野战军常设的最大建制单位。北洋常备军的这种编制能够快速形成独立作战能力，还便于编练成军、扩充和统一指挥。
三、训练制度法典化和组训队伍的专业化三是战术训练向合同战术发展。战术训练是军事训练的核心要素，是一种战争预实践训练形式。新军的战术摒弃了勇营“稳扎硬打”的原则，主张训练“讲战阵之术”，提倡发扬火力、隐蔽自己，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逐步向现代合同战术迈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以步兵为主的诸兵种协同。早期新军的战术是传统的操法阵式与新式战术并存，在传统战术中特别重视用来防御骑兵冲击的方城阵。同时，注重步、骑、炮兵的战术协同。1902年以后，新军摆脱传统操法阵式，战术训练主要采用日军战术条令，协同范围由原来的步、骑、炮扩大到步、骑、炮、工，辎重队的作用也受到重视。如攻击时，先派马队侦察，然后以小部分步、炮兵进行火力侦察，再用炮兵火力压制敌方并摧毁其工事，用工程队破障，保障步兵冲锋成功。从兵种之间的协同程度来看，已经具备了现代合同战术的一些特征。二是攻防手段和形式发生新变化。关于进攻，早期主要采用线式战术，后来又发展为散兵战术。比如，攻击时，通常编为主攻、助攻和支援队，并成两线配置，以集中短促有力的炮火和步兵两翼攻击、骑兵侧后迂回，来消灭对方[注] 《中国大百科全书·战术分册》，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2页。。对进攻样式已明确区分为对仓促占领阵地之敌进攻和对占领野战阵地之敌进攻两种样式，并认为“两种进攻都可采取正面进攻、侧击、包围、迂回和突破”[注]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兵法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第418页。。通过对日俄战争经验的总结，在《新定步兵操法》中，强调对占领阵地之敌进攻，一是以野战重炮行破坏射击，二是构筑攻击阵地，进行迫近作业。尽管当时新军还不具备条件，但这一战术思想还是比较超前的。关于防御，新军接受了西方克劳塞维茨的防御思想，认为专守防御居于被动，攻势防御可乘隙出击，转为主动。与湘军“以静制动”“以主待客”的作战指导思想相比，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提出逆袭，“在防御前沿被敌突破，继续在阵地内歼灭突入之敌的思想，对增强防御的稳定性，具有重大作用。”[注] 《中国军事史·兵法卷》，第419页。这就是“防”要“攻防相辅”，“攻”要包围敌人的精神。这些战术的变化代表新军当时最高的战术理论水平。
20世纪初，全国新军逐渐改习日本陆军操法。1905年6月，北洋督练处编定操典，并为其他各省新军广泛采用。1906年，练兵处颁发《奏定改编各兵种之暂行操法》，统一规定了全国新式陆军的操章。1910年，陆军部颁布了《新定步兵操法》，使全国新军的操练更加规范。这些章程法规涉及训练内容、方法和考核等方面，体现了训练制度的系统性、权威性和强制性，它既具备军事法的性质，又遵循军事训练规律。同时，按照这些章程条规监督官弁并按章操练，有力地提高了技术和战术水平。
然而，在训练制度法典化的同时，必须培养与之相适应的专业化组训队伍。新的营制、操法必须要用新的将领和教官才能将新军训练好、建设好。清廷编练新军的组训人才，一是招聘外国教官，二是选拔武备学堂和留学归国的学生来担任。在新军初建时期，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伯罗恩为德操教习，祁开芬为炮队教习，曼德为马队教习，并设德方学堂请德员慕兴礼、魏贝尔以教语言。自强军聘请德国少校来春石泰为首的35名德国军佐担任训练军官，还让其担任自强军营、协、哨的指挥官。1902年后，清政府以日本陆军为样板编练新军。1903年至1911年间，在编练新军的中央机构，清廷安排大量的留日士官生担任重要岗位职务，规划新军训练和部队建设；在地方军事机构，大量的留日士官生分别担任督练公所总办、帮办、提调、军事参议官等职务；在部队中，留日士官生取代日籍教练，担任军事训练的骨干，使新军编练逐渐走向正规化。训练制度法典化和组训队伍的专业化，对推进新军的近代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训练内容实用化和实战化清廷认为，甲午战争中清军之所以屡屡败北，“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注]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898年，第1页。。他们指出了以前练、防军等保持湘、淮军旧制，学习西方操法而导致战争失败的错误做法。新军既按西法操练，就必须参用西方军制，不能拿着先进的操法套中国旧军制。为此，清政府仿照西方军队模式，制定了新军的编制结构。
二是技能训练内容具有合理性。新军训练通常包括基础训练、兵种训练和综合训练。新军规定，凡新兵入伍编队，须经过3个月的“单操”即基础训练，要求识别当时普遍装备使用的枪炮弹药，学会步枪各种射击动作。然后再并入大队合操。“新补兵丁，未谙操法，须于正课操练外，由该管官随时加操，以期达成一律”[注] 李庆华：《清末天津小站练兵》(下册)，天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津南区委员会编，2004年，第396页。。其次再分步、炮、骑、工进行兵种专业训练，以步法、手法、阵法、操法为要务，学会行军和各种作战队形的变换，“步队以起伏为主，炮队以攻坚挫锐为期，马队以出奇驰骤为能，工程队以尽地利备军资为事”[注]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三)卷二百二十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完成这些技能训练之后，通过各兵种配合的两军对垒野战演习进行合成训练。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前就指出，每年春秋必须演习，行军于数百里外，或约会他军“作对垒遇敌之状”，使将卒习知战法，历练劳苦。遇有征调，立即拔队，以免“迁延遗误”。这一练兵要则，不但贯彻于北洋新军的训练中，而且推行于全国。这样的设置和安排遵循了训练的基本规律，把训练与实战结合起来，实现练为战的目的，有效地提高了军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实战能力。
一是加强精神教育的针对性。对将领、哨弁和士兵设置不同层次的教育内容，将领以《训将要言》作为教育的基本依据，要求为将者“首在植品节而矢忠诚，任国家之事权当思所以称职，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继而要求他们善于治兵；对哨弁，以《训哨弁要言》为依据，对士兵要像父兄对子弟那样，与士卒和谐相处，多加体恤；对士兵，以《训兵要言》为指导，强调对士兵进行“励忠义”“敬官长”“守营规”“勤操练”“奋果敢”“卫良民”“怀国耻”“惜军械”“崇笃实”“知羞恶”等内容的精神教育。这些教育内容对激励官兵斗志、激发练兵热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甲午战争的失败反映了清军训练制度的落后，袁世凯认为“惟有士卒之本质，求训练之良方，以期免于失教而已”。他吸收了古代兵学的精华，仿效戚继光的《练兵实纪》，并依照德国陆军操典制定了大量的训练章程。在《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的卷一《章制》中规定了《操场暂行规则》《出操规条》《操法》等10多种应该遵守的制度，在卷五至卷八中设置了《操法》的具体内容，同时还将《德国陆军操典入门》印发各营，责成营官以时诵习，务期逐渐通晓。在训练章制中最有影响的是由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人编纂，1899年成书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比自强军使用的《自强军西法类编》更为周详和进步，是带有官方性质的条令条例，成为指导当时新军军事训练的主要章制。其中，《练兵要则》是新军建设的基本法规依据；《简明军律》借鉴德国军队治军特点，并结合实际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军纪，以保证训练出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军队；《训练操法》则采用德国陆军操法训练部队。
五、训练方法的多样化
一是先官后兵，按级施教。新军操练章程规定:各镇管带(营长)、队(连)、排等官的任用，均须选拔优秀人才。操练时，官弁要亲自任教，按照泰西新式操法，先教官长，依次转教兵勇，以达到统一之目的。军官、哨长还要在随营学堂、讲武堂等训练机构进行在职培训。士兵则由军官和教习组织督练。
二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新军规定，“致应习操法，分门教授、由浅及深、循序渐进，均以实用易学为主”[注] 李庆华：《清末天津小站练兵》下册，第399页。。开始主要练习步伐身手各法，其次练习布阵变化的各种方法，最后练习行军驻扎攻守调度之道，步、炮、马、工都是如此。
三是先分后合，由简入繁。总体按照先进行队列、体操、打靶等基础训练，后进行各兵种阵法、操法、战法和合成训练，最后进行野外演习的顺序进行。新军将练的方法划分为训课、操练、演习等。训课，通常由将弁负责组织，一般采取讲习、说教、研讨等方法实施，注重在训练过程中开展军事讨论，“如有所见，皆可具单呈请核定，发交讲堂宣讲”[注] 袁世凯：《详求演队利弊》，《新陆军兵略录存》卷四，第4页。。操练，通常由各专业部(分)队的统(管)带、帮统、领官、哨官分别组织，一般采取说教示范、反复操练、督练检验等方法实施。演习，仿照德国陆军操典，每隔8天组织全军会操一次，合练各种队法、阵法和诸兵种合同作战方法，还经常把部队拉到野外，进行行军、驻扎和实战性演练。
四是因事而教、因人而练。新军根据不同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条件灵活施训，有效保证了训练活动的开展。比较常见的训练手段有：利用图表进行训练。旧军训练“于枪法全未讲求，……营官不知表准，哨官不知密达，兵士不知抛物线……”。针对此种情况，新军将不同装备的结构、操作及射击学理等绘制成图册，下发各哨、队，以便于将弁和兵丁掌握新式装备的结构原理和操作使用。利用实装进行训练。新军利用新式枪炮进行兵器操作、瞄准射击训练、兵种专业协同训练和战术演练。例如，利用直角镜、测向罗盘、经纬仪、测绘镜等装备进行专业训练；利用树木、铁丝、沙袋、铁砂袋等就便器材进行工程保障训练和体能训练；利用沙盘进行模拟训练。北洋第4镇，还在营一级士官中设置沙盘兵棋，作为实地研究战术的训练方式；在江南各镇中，利用简易沙盘对士兵进行辨识地图训练。
清末新军的军事训练，吸收了西方的理念，按照西方军队的管理、组织和训练模式，建立了一套军事训练体系，特别是军制的统一、训练法规和训练领导机构的完善，训练内容的标准化和体系化，加快了军事训练的正规化进程，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过渡，开启了军事训练近代化的进程。然而，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经济发展水平受限，旧观念的惰性因素，导致军事训练的近代化程度非常有限。一方面，清政府颁布编练陆军36镇的计划没有完成，至武昌起义时，全国新军共编练成14镇、18个混成协，又4标及两协的禁卫军。[注] 徐泰来：《中国近代史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9页。在已编练成军的新军中，装备各异，训练水平参差不齐。新军军事训练近代化的同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科技成果已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军事训练已达到现代化水平，新军的军事训练水平又被抛在后面。另一方面，新军军事训练的近代化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拯救摇摇欲坠的晚清统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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