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上，那些“大练兵”让我们刻骨铭心

周伯通

军史上，那些“大练兵”让我们刻骨铭心

红军练兵活动的雏形——体育运动助力战备训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军对各个苏区连续发动“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红军基本上没有时间进行大规模的整训练兵活动，只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靠实战锻炼部队。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应编制武装组织及其战术的课本作为红军士兵的训练材料，并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开展捉迷藏、打足球、音乐、武术等游艺活动。此后，体育运动便成为红军进行战备训练的重要内容。当时，红军部队普遍采取“三操两堂”制，即每天出三次操、上两次理论课。出操的主要内容就是结合练兵，开展射击、刺杀、劈刀、投弹、爬山、跳障碍、过独木桥、爬云梯等军体项目。

在中央苏区，每逢“五一”“八一”、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或纪念日，红军各部队都要举办运动会。即使在长征途中，红军也结合练兵，因陋就简地开展体育运动。1936年5月1日，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炉霍举行“五一”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最具特色的是根据朱德的建议临时增加了许多军事项目，如识图、测距、架桥、搭帐篷、烧牛粪、烧饭等。因为红军当时正准备过草地，这些军事项目都是非常实用的技能。

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后，陕甘苏区和红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红军已不再是清一色的步兵，终于有时间和精力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和练兵了。

八路军新四军军事整训——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变

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战方式也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但其军事技术和战术主要依靠在战争实践中学习提高，“极少训练，尚不巩固”。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为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但受种种条件限制，当时不可能也不宜大量扩军，因此提出“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为将来的大发展与大反攻准备条件。

8月22日，陈毅受毛泽东、刘少奇的委托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要“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由此，全军开展了以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大练兵运动。

大练兵运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季。八路军、新四军在训练内容和方法上由此逐步走向正规，战术技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为实现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开展更大规模对日寇的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全军练兵与新式整军——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之基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形势，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各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号召，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各种战术、技术训练，有效提高了野战和攻坚能力。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反动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被迫中止。12月24日，中央军委再次发出《关于练兵和训练干部的指示》，要求“在每一个战役或战斗结束后，干部战士应本着团结与互助互学的精神，从指挥上、战术上、技术上、各兵种协同上、各部门工作配合上，进行检查和总结”。全军各部队遵照这一指示，采取群众评议和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全面的经验总结。这一方法后来发展为战前在阵地上召开“诸葛亮会”，研究敌情，研究打法，成为人民解放军军事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但由于部队扩编，新成分增加，特别是补入大批从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部队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存在许多不纯的现象。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提高官兵对党的土改政策的认识和战斗积极性，全军部队普遍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新一轮的群众性练兵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作战形式也开始由野战向城市攻坚战转变。

志愿军战地大练兵——“冷枪战”显威巩固阵地斗争

1951年底，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取得了夏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被迫下令，“只能进行维持现防线所必需的小规模进攻，采取攻势防御”。一时间，战场形势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据此，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加强和巩固阵地，同时开展战地大练兵。

9个月的巩固阵地斗争中，志愿军依托有利阵地，遵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原则，创造了许多成功的作战形式。从1952年春季开始，志愿军一线部队组织优秀射手和炮手，以单枪、单炮、单辆坦克依托工事或采取游动方式，对敌军前沿阵地及浅近纵深内的单个或小群目标进行狙击作战，以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掩护部队构筑阵地工事。由于它具有乘敌不备的突然性质，故称之为“冷枪冷炮”活动。

为了有效地“打活靶”，志愿军战士们仔细研究敌人的活动规律，灵活选择射击位置，并事先构筑工事，进行严密伪装，有效发扬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狙击手。仅1952年5月至8月，志愿军的“冷枪冷炮”就毙伤敌1.3万余人，打得敌人整天龟缩在工事里，不敢露头，失去了在前沿阵地上的行动自由。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周伯通

1964年全军大比武——郭兴福教学法风靡军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新时期，军事训练开始转入正规化轨道，成为平时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

从1953年起，全军展开了以提高现代作战能力为主的正规统一训练。1963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训练委员会主任叶剑英观看了南京军区某部副连长郭兴福教学方法表演后，称赞“大开脑筋，大开眼界”。27日，叶剑英向中央军委写出专题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这种教学方法，并以郭兴福的名字命名。中央军委很快转发了这一报告，全军掀起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

1964年1月底，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会议就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并号召全军以优异成绩参加大比武。

6月至8月间，全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比武。大比武分18个区进行，多数为班以下课目。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3000余人、3318个单位参加了比武，评出3070名尖子个人、694个尖子单位。

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

1935年10月初，由中央红军改编的陕甘支队长征到达宁夏隆德县。 翻越六盘山后，红军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军骑兵。聂荣臻曾回忆道：“十月七日，在青石嘴打了一仗。打的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当时，他们在村里休息，我和林彪、左权在山上拿着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把马鞍子卸在地下在那里休息，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他们跟前。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个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起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

按照作战部署，红军3个大队如猛虎扑食般扑下山去，迅速冲进村子里。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突然杀来，战斗用了不到1小时就宣告结束，红军缴获了敌人100余匹军马、10多辆马车的子弹和军衣。

10月19日，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军将士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一直尾追红军而来。根据毛泽东“决不能让敌人进入边区”的指示，彭德怀立即指挥发起吴起镇战役，击溃敌军4个骑兵团，又缴获了200余匹战马。毛泽东紧握着彭德怀的手说：“步兵打骑兵，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啊！”

不久，中央红军利用缴获的战马，组建了第一支骑兵部队，原来的侦察连也改为骑兵侦察连。第一任骑兵侦察连连长便是日后在朝鲜战场上大显神威的“万岁军”——第38军军长梁兴初。

淮海战役中的“解放战士”

新式整军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以淮海战役为例，在战役的第三阶段，从1948年12月16日到1949年1月5日的20天中，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的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被毙伤、瓦解10万多人，其中整排整连投降的就有14000余人，约等于两个师的兵力，平均每天有700余人投诚。

许多国民党军士兵原本就是被“抓壮丁”的劳苦大众，经过“诉苦教育”，他们提高了阶级觉悟，立即掉转枪口参加战斗，连军服也来不及换。为此，粟裕决定赶制10万顶军帽发给“解放战士”，以便识别敌我。据统计，到淮海战役最后阶段，华东野战军部队中的“解放战士”达到总人数的80%。以致有人笑称：在淮海战场上，是“共产党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歌唱英雄狙击手的《冷枪战》

志愿军指战员们在“冷枪冷炮”活动中，自己创作了一首名叫《冷枪战》的歌曲。歌中唱道：“冷枪战冷枪战，冷枪战打得敌胆寒。瞄得准打得稳，又机智又勇敢；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只打得鬼子他不敢乱动弹。你也打来我也打，今天俩明天仨，加起了就是一个歼灭战。大家开展冷枪战，打得鬼子心胆寒；我们是英雄的狙击手，我们是英雄的狙击手，英雄的狙击手守卫着英雄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