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头是说话的器官,可以用来争辩,可以用来说理,也可以用来鸣不平。耳朵是听话的器官,顺耳的要耳朵去听,逆耳的也要耳朵去听。真理与事实,都是客观的东西,不是由舌头可以改变的。因而,一些人的耳朵与另一些人的舌头也常常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又常常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比如,当某些人用舌头的时候,他可以拉着你的耳朵说:“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啊?!”而当他们用耳朵的时候,假如你不能观颜察色,遭殃的恐怕就是你的舌头了。
这样的实例,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举出很多,最典型的大概就是明代的练子宁,他的舌头,是被朱棣下令割去的,因为他不肯说违心话,不肯说朱棣的“靖难之变”是“效周公辅成王”。朱棣为什么想割去练子宁的舌头?这原因只有一条,他自己心虚。倘若他真的是“效周公辅成王”,也就心地坦然,并不在乎练子宁肯不肯说这句话的。然而,事情偏偏不是这样,历史上的“靖难之变”,说是“清君侧”,结果却是朱元璋的正宗继承人建文帝漏夜出走,隐名匿姓,当了和尚,朱棣就是这样坐上皇位的。他很需要靠刑讯逼供来使“不能忍痛者吐不实”,企图以此改变事情的真相。你居然“能忍痛而不吐不实”,还不如趁早割了你的舌头。朱棣为什么能割去练子宁的舌头?这原因也只有一条,已经坐上了皇位的朱棣,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之权。在不能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的情形之下,便会使出这最残忍最下作的一手:你会逃跑,我就打断你的双腿,你会思考,我就砍了你的脑袋,你要说真话,我就割了你的舌头。那时候,皇帝口含天宪,他的话就是法。
岚县有一位叫李禄松的青年,为了公众利益奔走呼号未果写出反腐败的标语而被非法关押,受刑讯逼供12天后,他的舌头“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块”。此事引起许多传媒的关注,也使我想到练子宁的舌头。尽管时代不同,古今有别,但就其心态而言,打定主意要除去别人舌头的人还很有极其相似之处。岚县公安局的那几位“公安干警”当然明白,李绿松是无罪的,真正有罪的倒是他们自己,而当他们施出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这极其野蛮的一手时,恐怕就有那种土皇帝式的“我的话就是法”的感觉。其实,即使李绿松有罪,而且罪该万死,也不能去割他的舌头,判了死刑,他还有向上申诉的权利,这既是一种法度,也体现了执法者的自信力。因为舌头不肯按照你的意志运作而刑讯逼供,以至去摧残人家的舌头,既是心虚理屈的表现,也是无法无天的铁证。
想靠割舌头来改变事情的真相,当然也无济于事。不要说练子宁在被割掉舌头之后也不肯认可朱棣篡位是“效周公辅成王”,还用舌血在地上写字责问朱棣“成王安在”,就是李绿松吧,尽管已经被那些公安干警折磨得奄奄一息,还不在心里诅咒这些“狗官”、“贪官”?!中国历来不缺悲剧的英雄,但这毕竟是另一码事。我们应当考虑的是怎样减少英雄的悲剧。那些摧残李绿松的公安干警未必知道练子宁的舌头典故,甚至也未必知道朱棣其人,却能如法炮制舌头事件,这就值得人们深思。二十几前,当张志新被割断喉管的惨案昭示天下之时,举国上下大为震惊,并由此引发出人们的许多反思。如今看来,在封建意识源远流长的中国,此类事情并未就此绝迹,只要有这样的主观需要和客观可能,什么都会死灰复燃,不管它曾给人类造成过多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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