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反围剿中共迎战计划竟由外国顾问在上海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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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其错误路线主要表现为冒险主义，反复要求各地红军“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同年9月，由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王明赴共产国际工作，加上此时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够半数，于是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简称“临时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全盘继承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临时中央给各地红军的训令中，他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由于上海临时中央远离各地苏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明的“左”倾一套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对此，博古当然心中不满。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会议。根据博古的授意，会议传达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斥责毛泽东在军事上“保守、退却”，坚持的是“纯粹防御路线”。会后，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从此排斥了毛泽东及其军事路线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
1932年底至1933年3月底，国民党军4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下，运用前三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运动反击”战术，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运用大兵团伏击的作战方法，集中主力歼击敌之一路，在江西宜黄县黄陂、草台岗接连破敌，两仗歼灭国民党军近3个师，俘敌1万多人，从而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也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红一方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1933年1月，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不断获胜的形势下，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进入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战果尤其是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两战皆捷，更坚定了他推行进攻战略的决心。他曾洋洋得意地说，没有毛同志，我们干得不是更好么？临时中央抵达中央苏区后，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就由博古等人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了。
1933年春，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错误地把这种意见说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因而撤消了罗明的职务，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借机打击排斥了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当时，把毛泽东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8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
5月，在博古运筹其“大踏步地打出去”进攻战略的同时，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5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此次“围剿”，蒋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这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33个师又3个旅，由北向南挤压苏区；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堡扼守粤赣边境，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赣南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在“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红军的同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队（飞机200架），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支援作战。
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博古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他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5月8日，博古、项英加委自己为中革军委委员。6月初，博古、项英等赶到江西宁都，召开中共中央局（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而成）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项英、陈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杨尚昆。会议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回瑞金，另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朱德、周恩来分别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之职。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宁都会议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转移到博古和项英手中。这样，“左”倾路线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

华武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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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934年1月，十九路军被蒋军打垮，福州陷落。当天，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最高峰，会议强调：中国已面临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在军事上，博古等仍然强调进攻路线，接受了李德反对堡垒主义的“短促突击”战术，提出“为夺取新的苏区与中心城市而斗争”的口号，使红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会后，朱德虽然继续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但另设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实际上的决策人是后来被称为“洋钦差”的李德。周恩来、王稼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
杨尚昆从瑞金赶到红3军团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正在召开分兵的会议。会后，彭杨率领以3军团为基础组成的东方军向福建的沙县进军。
十九路军“闽变”失败后，中央苏区东翼失去依托，福建苏区首当其冲。为了阻挡东来之敌，东方军受命攻打沙县。1934年1月2日，中革军委下达《对三、七、九军团之动作指示》，决定以红3军团第4、第5、第6师以及红7军团第19师和第34师，重组东方军再次入闽作战；命令要求红3军团应于3日开始离赣入闽，向沙县地域移动，相机协同红7军团占领沙县。
沙县的城墙高而且厚，闽西地方军阀、国民党新编第十二师卢兴邦的两个团，以优势火力凭险固守，傲气十足。
10日，红3军团到达沙县夏茂、富口一带，红3军团司令部发布《向沙县进攻之命令》：第5师由富口出发进至沙县城西北方向待命；第4师由夏茂出发进至沙县东北方向待命；第6师主力集结富口待命；红7军团主力向尤溪县城前进，消灭卢兴邦在沙县和尤溪之守敌。
1月12日，主攻部队第5师在火力掩护下，架云梯强登沙县城墙，强攻3个小时没有攻下来。入晚，敌在城楼上点燃汽灯，虚张声势。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亲自带着杨尚昆和参谋长邓萍，到前沿去仔细观察地形，决定炸开城门。他命令部队，一面潜伏到城墙底下挖坑道，一面配制炸药，装在棺材里抬进坑道，准备引爆。
炸城墙，彭德怀很有经验，他指示：一定要侦察清楚城墙的厚度，把炸药埋到中心点，才能打开缺口，不然只能炸塌半边城墙，功亏一篑。15日，第4师在沙县青州附近同前来增援的敌人接火，毙伤敌200多人，攻取了卢兴邦设在这里的兵工厂，大大加强了火力。
23日，中央苏区北面吃紧，中革军委慌了手脚，命令东方军停攻沙县，又命令在青州打援的第4师在4天之内强行军赶到北线的泰宁，归中央红军指挥。彭德怀认为：沙县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中，唾手可得，放弃原计划，会轻失战机，有损士气。于是报经中革军委同意，继续以第4师和第6师两个团围攻沙县。
25日黎明，沙县西门按预定目标被炸开20米长的缺口，红军在一声震天巨响中攻入城内，同敌人展开巷战。硝烟中，彭德怀和杨尚昆并辔入城，彭“挥着指挥刀，沉着指挥”。红军登上城楼时，敌人正准备开早饭，还没有来得及吃，就死的死，俘的俘。巷战到大天明，守敌大部被歼，城外沙溪南岸碉堡内的敌人也纷纷扯出白旗，卢兴邦之子也在其中。沙县终于被攻克。
红军攻占沙县后，敌机一架飞临沙县城上空，散发传单，命卢兴邦固守县城，“所需弹饷自当空投”。原来，这时敌东路军总司令还蒙在鼓里，不知沙县已被我攻占。于是，彭德怀立刻把俘虏的电台台长找来，要他用卢兴邦的名义向“上司”发报求援，急需弹药钱粮。蒋鼎文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连续空投了大量现钞、弹药和物资。沙县战役，东方军战果惊人。
1934年1月28日，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第二十八期）中准确刊登了相关消息：“东方电：我东方军之部于（一月）二十五日午前七时完全占领沙县城，将困守沙县城之卢兴邦部两团及靖匪千余完全消灭，缴获步枪三千余枝、平射炮数门、迫击炮十数门，机枪数十挺，活捉卢逆儿子及旅团长，俘虏四千余人，并缴获百瓦特无线电一架，医院两个，内藏药品极多。还有一个兵工厂，可造手榴弹、地雷等，规模极大，需一万五千夫子才能运完。我东方军正继续这次的胜利，计划消灭蒋介石入闽主力，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把苏维埃红旗插到全国去！”
攻克沙县，是杨尚昆到东方军后部队打的第一次胜仗，杨很兴奋，彭德怀却深沉地说：个别胜仗不能解决寸土不让的方针和机械执行这一方针所造成全局的被动。
2月上旬，东方军主力奉命从福建调回江西，参加于都三溪圩反击战，沙县交给红7军团防守。从此，“东方军”的番号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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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红军中央军、东方军反“围剿”作战受挫之时，历史给了李德、博古、项英一个打破敌人“围剿”的绝好机会，这就是“闽变”。
东方军入闽后，连续消灭区寿年等部5个团。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感到，如不进攻红军，则必被蒋介石消灭；如果进攻红军，亦必被红军消灭。此时，原十九路军老长官陈铭枢旅欧归国，随即去广州与两广领袖聚首，磋商进一步“****反蒋抗日”计划。初步拟定成立西南国防政府，与南京蒋氏中央对垒，并设想以1933年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作为新政权成立的日子。计划拟出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十分积极，唯广东陈济棠对闽方抱有戒心，致使这个计划流产。
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下，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受中共共同抗日宣言的影响，决定把其原来的“反共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并派代表陈公培（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后脱党）去见彭德怀。1933年9月下旬，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彭德怀在设于延平县王台的东方军司令部与陈进行了谈判，并将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会谈中，彭德怀赞扬了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行动，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同时对蔡、蒋、陈等响应中共的抗日宣言表示欢迎，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从此，红军同十九路军进入休战状态。
后来，毛泽东、朱德多次会见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等人。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还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火青为秘书。
十九路军领导人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开始筹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反蒋反日力量，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
“闽变”爆发后，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围剿”苏区的部队中抽调10万兵力镇压“叛逆者”。这自然就打乱了蒋的军事部署，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于是，彭德怀、滕代远向博古建议：留红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中央红军（红1军团）、东方军（红3军团）及红7、红9军团，向闽浙赣边区挺进，依托邵式平领导的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闽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在此前后，毛泽东也提出：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既可解十九路军之困，又能撤“围剿”中央苏区之敌。
12月11日，为在军事上策应“闽变”，彭德怀指挥东方军主力对由黎川县城出发南犯团村的国民党军迎头痛击，以猛打猛冲的战术，将敌人击溃，随即尾敌追击。团村战斗，开头虽然将敌人击溃，由于东方军孤军无援，终未能吃掉敌人这个师，对福建反蒋势力帮助不大。
当时，临时中央只有“左”的偏见，没有真知灼见和魄力。博古认为，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是冒险主义；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也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变种”、“奴仆”，不可靠的“中间势力”，主张不予支持，让他们同蒋介石自相残杀。被博古奉为“军事权威”的李德既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了解红军游击战争的历史，他始终坚持，“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运动战”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当红军内部还在争来争去时，蒋介石已使用武力讨伐和政治分化的手段，解决了福建事变，又集中力量向中央苏区攻来。我们已丧失战机，全面陷于被动。”这时，李德又不顾实际情况，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准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作为第五次反“围剿”的中心口号。
在争论中，项英专擅地要朱德和周恩来转告彭德怀、滕代远，说中革军委已作决定，应该“停止建议”。12月，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滕代远的红3军团政委兼东方军政委职务，改任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滕代远和彭德怀一起工作过，是红3军团的老政委，曾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和彭德怀是老搭档。彭对把滕代远调走很不高兴，但只好服从。
滕代远走后，中革军委派杨尚昆接任红3军团政委兼东方军政委。这时，蒋介石的东路军从闽中西进，协同北路军向中央苏区袭来，中革军委命令东方军从建宁东出延平、沙县，阻止蒋军西进。为加强东方军火力，在杨尚昆去东方军总部任职时，周恩来让他带上炮兵营。这个炮兵营其实只有两门炮，100多发炮弹，但在那时已经了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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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9月25日，蒋介石瞅准红军“分离作战”、中央苏区东北方向的江西黎川县城兵力空虚之机，调集4个师兵力发起进攻。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手头只有一支70余人的游击队，担任黎川城防守任务，红军主力兵团全都远离在外。面对4个师国民党军的进攻，他命令游击队掩护城内机关居民主动撤退，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9月28日，国民党军一举夺占黎川城，切断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也使东方军和中央军的联系被切断。
第五次“围剿”，从一开始蒋介石就占了主动。就这一点而言，他真得感谢中共党内博古、项英等这些“左”倾教条领袖们。
9月28日，黎川县城失守当天，周恩来连续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建议集中东方军和中央红军，利用敌占黎川后发生的兵力调整，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歼灭之，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李德、博古、项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关于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见，而急于收复黎川城，提出“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在福建同十九路军作战的东方军撤围，日夜兼程北上，一部到黎川西南阻击城内敌人向南推进，主力则进攻黎川西北的南城县硝石镇，企图南北夹击，重夺黎川。10月4日，东方军分为两个纵队撤退，分途回师江西，结束了第一次东征。
10月6日，东方军在向硝石镇前进途中，不期而遇在黎川县东北洵口、飞鸢两地游击侦察之敌3个团，经激战生俘敌第六师十八旅旅长葛钟山。这个意外的“初战”胜利，使博古、项英得意忘形，并引以为据，提出普遍陈兵根据地边缘，实行全线出击，以抵御敌人的进攻。9日，东方军受命攻打敌重兵防守又是白区的硝石。蒋军步步为营，尤讲究构筑工事，东方军连攻不克，大有损伤，不得不退守。与此同时，南城敌人倾巢而出增援硝石，中央红军未能阻止，这增大了东方军的压力。13日晚，在硝石内外5个师敌人的压力下，东方军撤出战斗。
10月20日，刚刚到达中央苏区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走上军事指挥前台，他命令中央红军、东方军集中主力，攻打敌人重兵把守且一直是白区、黎川北面的资溪桥，并危言耸听地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战斗中，东方军部分兵力参与佯攻诱敌，主力部队在洵口等地待机，准备寻歼援敌。结果，红军连攻4天，既未能攻下资溪桥，也未能牵动敌军，主力却暴露在蒋军堡垒周围，日间遭敌机轰炸，晚上风餐露宿，不得不放弃攻打资溪桥的计划。
10月28日，为推行进攻计划，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7军团、红9军团，红7军团以寻淮洲为军团长，肖劲光为政委，下辖第19、第20、第34师；红九军团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下辖第3、第14师。
11月11日，李德又令红7军团深入敌后，进攻敌人的战备要点金溪县西部的浒湾镇。在浒湾东南的八角亭高地附近，由于遭受敌人三面夹击，红7军团身处险境，东方军主力迅速驰援。在八角亭高地东南，东方军和阻击之敌发生激烈对峙。12日，在敌密集火力和飞机助攻下，东方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11月17日，敌军5个师重兵又向配合东方军作战失利、退守云盖山、大雄关阵地的中央军猛攻，“我军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继续向苏区内转移。此后，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便在实际上取消了”。至此，中央军、东方军虽经近两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但是，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在“实际上取消了”，是指其已经名存实无，但直到1934年1月才真正取消这两个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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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这时，东方军已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8月16日，除留福建军区第34师驻守连城外，东方军其余部队奉命执行第二阶段新的战斗任务，即向闽北进军，逼近沙县、将乐、顺昌3县，解放了沙县夏茂、高桥等地。夏茂镇比较繁华，商品也很丰富，东方军在这里筹集到不少物资。26日，攻占闽江上顺昌县洋口、延平县峡阳两个重要商港，获得食盐十几万斤、煤油600余斤，还筹款10万元。8月30日，东方军司令部在洋口下达向延平挺进的命令：以一部兵力围攻将乐、顺昌，主力围攻延平，意在调动沙县、水口两处之敌来援，求歼援敌于运动中。由于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行动谨慎，东方军未能大量歼灭援敌，围攻将乐、顺昌也久攻不下。
在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同时，中央红军在江西吉水、永丰、乐安、宜黄、新淦（今新干）之间打击敌人修筑碉堡部队和破坏敌人交通线，除在乌江地区歼敌3个团外，未能阻止敌人构筑碉堡封锁线的行动。
东方军入闽作战3个月，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本身也受到相当削弱，中央红军在抚河与赣江间活动，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综观全局，主力红军“分离作战”的结果，消弱了我军战斗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斗争准备的宝贵时间，给以后的反“围剿”作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后来，参加东方军入闽作战的黄克诚感慨：经验证明，红1、红3军团分离作战，就打不好仗，就要吃亏。这次东方军入闽作战3个月，基本上没有打过好仗，部队受到很大的损失和消耗。
不过，从积极方面来说，东方军入闽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给敌人第五次“围剿”准备工作以一定程度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士气，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从政治方面看，帮助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掀起了踊跃参军参战的热潮。东方军夺取连城后，即派出福建军区第34师等部，保卫连城县委和县苏维埃政权。第34师等部深入连城各地，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恢复区、乡政权，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同时，开展了分田分地的斗争，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县苏维埃的各项工作。当时，连城全县扩大红军3600名。在东方军的胜利影响下，闽西恢复了（上）杭、新（泉）、连（城）各县苏区，并开拓了宁（化）、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
从经济方面看，入闽部队帮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查田查阶级运动，激发了广大劳苦群众参加生产建设和支授革命战争的积极性。福建军区第34师等部都成立了工作团，深入农村宣传查田查阶级运动的意义，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使广大农民在查田运动中得到实惠，从而提高了生产热情。虽然，查田运动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过火了点，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竞赛中，闽西苏区主动提出推销经济建设公债8万元。此外，他们还慰劳红军布（草）鞋7万多双，筹款4．5万元支援革命战争。仅在连城一带，东方军就筹集了大量物资运回中央苏区，部分地解决了当时红军穿衣、吃盐等困难。
从军事方面看，帮助整顿和加强了闽西地方武装力量，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开展。连城朋口战斗，东方军打垮了19路军主力区寿年师，是随后促使该军联共反蒋抗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福建军区和第34师的帮助下，福建地方武装通过整顿，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不但能保卫连城苏维埃政权，而且还能深入敌后，配合主力兵团作战，牵制了大量敌人，开辟了宁（化）、清（流）、归（化）新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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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东方军入闽后，项英在瑞金乌石垄中革军委作战室里，每天对着地图计算着部队的行程，直接给东方军和福建军区领导发出一道又一道指令。至于这些指令是否切合部队情况和战地地形、民情实际，他可不管这一些。在他的“运筹帷幄”下，短短10余天时间，东方军未打一仗，沿途便留下500多伤病员。周恩来忍无可忍，致电项英恳求：“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在战斗中大忌。”
项英根本不管这些，照样我行我素。但是，周恩来于7月20日，不得不再致电项英，反问道：“我们争论并非企图不同，更非执行‘上海计划’不忠实，你何以喋喋虑此？”确实，项英“虑”的不是周恩来执行“上海计划”不忠实，而是担心自己的威望和军事指挥权。后来，杨尚昆追忆，“博古、项英和以后的李德下命令时，朝令夕改，使前方将领无所适从。周恩来有过不止一次的申述电报，他们也不理睬。周恩来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他的不满情绪，但我们看得出来。”
入闽作战后，东方军积极对国民党军驻闽部队第十九路军展开进攻。7月9日、14日、19日，东方军相继袭占归化（今明溪）、清流二县及宁化县泉上土堡，重创闽西军阀卢兴邦部。其中，泉上土堡战斗战果辉煌：活捉国民党宁化县长黎群薰，毙敌团长程思海以下官兵300余人，俘敌900余人，缴获步枪750支，迫击炮3门，机关枪3挺，手枪60支，大洋1万余元和大批粮食、食盐。7月底，东方军前锋指向连城县。
国民党十九路军区寿年部七十八师占据着连城，总兵力约万余人。区寿年将主力驻防于连城及附近地区，以一团兵力驻防在龙岩至连城、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的朋口镇。
连城县朋口战斗，是东方军最主要的战斗之一。朋口是一个四面高地环围的小圩镇，东北面通连城比较开阔，西北面通长汀和东南面通龙岩都是山地隘道。我军如控制朋口，即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威胁连城及龙岩。据彭德怀回忆，当时上级给东方军规定了由北向南夺取连城及朋口的进攻路线。这样，东方军就处于仰攻地位，十分不利，而且难于接敌，无法完成任务。为此，彭德怀亲自带领侦察排，冒着酷暑深入前沿阵地侦察，寻找攻击点。经过研究，选择朋口作为突破口，采取围城打援的方针，调动连城援敌，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这个作战计划，很快获得批准。
7月29日晨，东方军向朋口守敌发起进攻。30日，在东方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全部阵线被我突破，红军愈战愈勇，不到5个钟头，敌守军被我全歼。8月1日，东方军攻城部队在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举行了纪念“八一”建军节和祝捷大会。
8月3日，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恐区寿年师被全歼，电令区师放弃连城，向永安撤退。当区师主力撤至连城姑田镇时，东方军先头部队奋起直追，一口气奔跑40余里，终于在姑田镇追上敌人。敌人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东方军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3挺、步枪300多支，子弹10万余发。
此役，东方军共消灭区寿年师1个旅3个团，俘敌团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纳各种枪支2000余支，军粮1500担，无线电台3架，筹款万元以上。后来，蔡廷锴回忆：连城的溃败，是19路军“剿共”内战史上受到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是随后该军觉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总结连城朋口战斗时，东方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曾高度评价此役“士气之盛，作战之勇，动作之速，歼敌之多，鼓动之烈”为当时战斗所罕见。
8月4日，连城守敌弃城而逃，我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连城。8月8日，为庆祝东方军在闽西对19路军作战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毛泽东与项英、张国焘联名致电彭德怀、滕代远，发布《中央政府电贺东方军的伟大胜利》。

老近卫军

二
6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进行整编：红1军团下辖第1、第2、第3师；红3军团下辖第4、第5、第6师；红5军团下辖第13师；红7军团（实际到当年10月才正式建立）下辖第19、第20师；福建军区（司令员周子昆、政委曾日三）部队改编为第34师。
整军过后，临时中央推出了一套和毛泽东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临时中央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临时中央主张“兵分两路，两个拳头打人”。6月13日，临时中央正式推出“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方针：主力红军实行“分离作战”，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这一“方针”，其实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史称“上海计划”。“上海计划”认为，红一方面军在整个夏季应在东、西两个方向“分离作战”。博古和项英对这一意见奉若“圣旨”，他们具体提出：以红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以红1、5军团组成中央红军，在赣江、抚河之间作战，负责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最后，集中主力夺取抚州（今临川）、南昌，实现所谓“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显然，“分离作战”是反“罗明路线”在军事上的必然选择。
获悉新军事战略方针后，身在前方的红一方面军军政首长朱德、周恩来震惊不已：国民党军在第四次“围剿”惨败之后，并没有从中央苏区周围撤走什么兵力，相反正在加紧准备发起新的进攻。红军1、3、5军团及地方武装总兵力虽说有近10万人，但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比较起来，仍是弱小之军。在这种情况下，若再将红军一分为二，“分离作战”，岂不更加削弱红军力量？积红军多年作战经验，集中兵力击敌一翼则胜，分散兵力伸开巴掌打人则自损自弱。思虑再三，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博古、项英，表示原则接受夏季作战方针，但强调“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该分开”。
项英和博古哪里能听进朱、周的意见，他们连续致电前方，表示“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批评朱、周消极对待临时中央指示。这顶帽子，朱、周怎敢戴在头上？他们只好复电瑞金表示：“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报告。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
就连这一要求，博古、项英也不答应。
7月1日，一道由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签署的命令从瑞金发出：以红3军团（暂缺第6师）和拟建中的红7军团第19师组成东方军（随着战事的发展，红3军团第6师、红5军团第13师、红7军团第20师、福建军区第34师，以及江西地方武装第21师一部陆续编入东方军序列），彭德怀、滕代远分别兼任司令员、政委。活动在抚河、赣江之间的红1军团（欠第3师）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则组成中央红军（随着战事发展，红1军团第3师、红九军团第14师也加入中央红军序列），林彪、聂荣臻分别兼任司令员、政委。
7月1日当天，东方军主力红3军团第4、第5师共1万多名指战员，在江西乐安县大湖坪举行东征誓师大会，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作了动员报告，提出“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任务。会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东方军冒着酷暑踏上入闽征途。5日，参战部队到达福建宁化以西地区，开始了入闽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