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国建国初期,国民党反动派势力依旧十分猖獗。2月5日,一名解放军师级干部在经过龙潭寺的时候,惨遭当地匪徒的杀害。中央得知后大怒,立即出动了近150万余人的兵力解决此事。这名师级干部究竟是何方神圣?他的死揭露了一个什么问题?中央为何不惜出动如此大规模部队解决此事?点个关注马上开讲! 这名师级干部名叫朱向离,出生于陕西省平遥县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父亲朱存正是一名前清秀才,曾参加过中国同盟会。受到父亲和兄弟的影响,朱向离在13岁的时候便有了向往革命的念头。五卅惨案后,年仅14岁的朱向离参加了村里的宣传队,开始下乡演讲,为同胞做贡献。
父亲去世后,朱家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朱向离无奈之下只能辍学打工,但他的母亲明白他一心向学,于是便允许他继续上学了。朱向离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学习成绩相当优秀,还有着很深的爱国情怀,成为了一名进步青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朱向离参加了成成中学的拓荒社,开始研究社会科学,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 1933年4月,朱向离几经波折,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同年五月,朱向离前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政训练班学习,由于身份的原因,阎锡山宪兵对朱向离十分关注,朱向离只得用教师的身份活动,躲过了反动派的抓捕。1936年2月,朱向离不幸入狱,敌军看着面容清瘦的他,开始对他施以审问。不管敌人如何威逼利诱,甚至施以酷刑,朱向离都紧咬牙关,没有说出任何情报,直到西安事变之后,他才被营救出来。
1940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朱向离的生活也变得异常艰难。在百团大战中伤亡惨重的日军开始变本加厉地扫荡。次年,朱向离接到命令,化名为张文成,以商人的身份来往于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收集情报,这是抗战期间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朱向离的敌人不仅是日寇,还有国民党的特务,他处变不惊,终日周旋于各个人物之间,搜集了大量情报。在这段时间,不是没有人怀疑过朱向离的身份,曾有一个日本人注意到他额头上的帽印,装作不经意地问他: “朱经理额头上的这道印子,像我们这样戴军帽的人才会有的唷。”
朱向离明白他的意思,灵机一动,答道: “是呀,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军帽戴,还有草帽戴啊!”
言罢,朱向离又说起自己的老母亲,称自己是为了给家里监工,才晒出了帽子的白印,这才骗过了日本人。
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朱向离凭借自己的才智,为组织的工作作出了极大贡献。1949年12月,成都成功解放后,朱向离担任军事总指挥,开始对当地的部队进行整改工作,但由于当地残存的特务分子的破坏,整改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1950年2月,朱向离从石板滩镇回成都,彼时,他被任命为解放军第178师政治部主任,为了保护他的安全,组织派了8名警卫员随行。就在一行人途经龙潭寺的时候,遭到了数百叛匪的包围。八名警卫员为了保护朱向离,和敌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无奈寡不敌众,最终全部牺牲。而朱向离也没能逃过追兵,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朱向前始终紧咬牙关,除了痛骂匪徒的无耻外,一个情报也没透露。当晚,穷凶极恶的匪徒将他残忍杀害后,便随意埋在了水塘岩壁上,等到部队找过来时,竟发现遗体上有数不清的伤痕,光枪伤就有24处,可见敌人的手段之恶劣。 龙潭寺惨案发生后,西南军区立即向中央发去急电。中央对朱向离的逝世表示悲痛的同时,更对敌人的残忍行径表示愤怒。龙潭寺惨案的始作俑者名为李干才,他与国民党特务勾结,在当地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反共保民军”,在西南地带活动十分猖獗,在害死朱向前后,他对四川省其他地区的解放军工作队展开了攻击,还切断了6条与成都相连的公路。
1950年4月16日,李干才与好友徐银生走在一起,谁知徐银生突然掏出枪,将他击毙了。事实上,徐银生早已被策反,打算戴罪立功,最终,他成功被从宽处理,判处了无期徒刑。有了他这个例子,当地许多匪徒都开始自首,想要谋一条生路。朱向前的死,不只是李干才或者几个匪徒的问题,而是整个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叛匪猖獗的问题。 龙潭寺惨案,是四川乃至全国发生大规模暴乱的开始,也让中央意识到了西南匪患的问题。1950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中央下达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全国范围的剿匪行动就此展开。
西南军区从政治攻势、军事打击和发动群众单个方面对当地匪徒展开了反复清剿。直至1950年6月初,在全体军民的努力下,全国的武装匪徒大部分已经被剿灭,共计98万余人。到了1953年年底,西南地区的剿匪行动正式结束,共计剿匪116万余人,其他地区也取得了剿匪行动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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