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战火焚尽的爱：一位德国装甲兵军官的爱情故事

死神

汉斯-乌尔里希·冯·卢克-维滕男爵Hans - ulrich Freiherr von Luck und Witten(1911年7月15日- 1997年8月1日)，通常简称为汉斯-冯-卢克，二战期间在德国装甲部队服役，最终军衔为上校。

作为从战争开始打满全场的老兵，他曾先后第7装甲师和第21装甲师服役，在波兰、法国、北非、意大利、俄罗斯和德国本土参加战斗。

他担任过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的助手，和古德里安等第三帝国著名人物也有过交集。战后他著有回忆录性质的《装甲指挥官（Panzer Commander）》一书，本篇文章就节选自书中内容。

1943年3月下旬，在英美联军的联合打击下，曾经战无不胜的德意志非洲军团已经陷入绝境。我从新任指挥官阿尼姆那里接收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回到柏林亲自面见元首，希望我这名来自前线的少校能够说服他让在北非的德国军队撤离（此前这位柏林的独裁者断然拒绝了隆美尔元帅的相同请求）。

这次行动未能成功，我甚至还没见到希特勒本人就被他的参谋约德尔大将给拦住了。尽管我强烈希望能够再次回到北非战场，但此时和北非的一切交通已经中断。

不久之后，和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一样，德意志非洲军团也迎来了全军覆没的结局。这场战争正朝着不利于第三帝国的方向进行。

我本人则得到了六个月的“军官预备役”假期，然后将去巴黎担任装甲侦察部队学校的教官。

就这样，我来到了柏林，当时是5月底。暖和的春意给动荡的柏林城带来了一丝丝生机。虽然这座城市持续遭受盟军的空中轰炸，但逆来顺受的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住在一座楼房的顶楼。由于灯火管制的缘故，每天晚上都得把灯关了，黑灯瞎火的。我有一只宝贝的行李箱，里面装有我最重要的文件以及我在突尼斯的补给站收集的咖啡和香烟-在物资管控的时期这些都是珍贵的物资。

几乎每天盟军的轰炸机都会来例行公事般的轰炸，每当警报声一响起，我就赶紧提着行李箱去防空洞。

柏林是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房屋建筑特别密集，空袭时人们不能呆在外面。那样很容易被建筑碎片或炸弹碎片击中。因此，每个人都必须遵守防空警报员的指示，有序地进入防空洞。

现在盟军飞机现在投下了越来越多的燃烧弹，这些燃烧弹落地后会立即引发大面积的火灾。更可怕的是，如果恰好这时有风，就会出现可以瞬间吞噬一切的火焰风暴。

自然，我所居住的顶楼特别脆弱，但作为在东线和北非战场身经百战的老兵，我坦然面对这个风险。

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柏林也处于战时的物资管控，买食物不仅要有钱，还得有券才行。自然我也不能例外。

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少数人能吃饱饭。部队补充部门的食物比较好，量也足够。毕竟，这些人以后得在前线服役，身体素质不能太差。

我开着我的奔驰车，在库尔弗斯滕达姆和军营之间来回穿梭。我的许多朋友已经不见了。一些人逃到了国外，另一些人，特别是我的犹太朋友和文人朋友，则永远消失了。那些没能及时逃到国外的人很可能被送进了集中营。

我们这些前线士兵，还有我问过的一些朋友，都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在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是最有名的一座）。另外，我们还知道 "保护性监禁 "这个词。但我们对铁丝网后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就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生活还是照样进行。6月初，我受邀请参加由一位普鲁士公主举办的聚会，我在战前通过我的朋友冯·帕彭认识了她。

可能是由于我曾在非洲服役的 "异国情调"，但无疑更多的是由于我赠送的咖啡，我成为了聚会上受宠的客人。

在那里我遇到了达格玛，她是欧洲最大的树木苗圃经营商的女儿。她正在庆祝她的21岁生日。

在聚会上，我们第一眼就看中了对方。第二天，我邀请她吃了一顿饭。

在饭店里，她一开始就告诉我她的情况，"得让你知道正在和你交往的是什么人"，她是

"八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按照第三帝国的规定，她和普通德国人一样享有 "雅利安人的权利"，但也会受到一些极端分子的歧视。

她的母亲是一名优雅的女性，是一名四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在当时的德国，对待"犹太人问题"正是这样官僚而程序化地进行着，回想起来实在是让人毛骨悚然。

不久之后我见到了达格玛的父母，他们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见多识广，和达格玛一样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

我们尽可能地经常见面。达格玛慢慢失去了对所有军事事物的厌恶，她将军事和纳粹党的职能部门一起视为第三帝国权力的精髓。

我想到了和她订婚，但为了双方的利益，我决定在战争结束之前不形成紧密的联系。

然而，我确实承诺在我担任军事教官的时候把她带到巴黎。

我想让她远离柏林的压抑气氛和盟军空袭的危险，并让她不再由于她的 "八分之一犹太人"身份而遭到辱骂。6月底，我请了几天假去汉堡看望朋友，并去弗伦斯堡看望我的母亲和妹妹。

我再次回到柏林后，又过了几周时间。在部队补充部门，我向刚被征召的年轻士兵讲述了我在不同战场的经历。

达格玛的母亲没有雅利安人的身份证，但作为一个知名人士的妻子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容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于是她借着去瑞士的朋友那里旅行的机会来逃离纳粹的统治。

与达格玛和几个朋友一起，我庆祝了我的三十二岁生日，为此，冯-博塞拉格男爵从我的收藏中给我送来几瓶香槟和白兰地。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庆祝生日吗？或者说，至少是最后一次在家里过生日。

到了1943年8月。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与达格玛的分离比我预想的还要伤感，双方都面临着前途莫测的未来。"无论如何，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把你带到巴黎"。拿着行动命令，开着我的奔驰车，我离开了柏林。

我把个人物品从吕德克的顶楼移交给了达格玛，她把它们存放在柏林郊外的苗圃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两周后，这座顶楼被一枚燃烧弹炸毁。

与此同时，我正试图把达格玛带到巴黎来。总部有人告诉我，如果她有一份在一家为德国占领者服务的法国公司的工作证明，事情就很好办了。

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我发现一家正在将卡车改装成烧木头作为动力（当时燃料早已所剩不多）的公司。他们很高兴有达格玛作为翻译。

通过军事指挥部，我为达格玛办理了居住和工作许可，并满怀喜悦地写信告诉她。但我得到的回信中却传来了坏消息：盖世太保抓走了她的父亲。原因可能是他对希特勒发表了轻蔑的言论。

闻此消息我十分震惊。她父亲是一名骄傲而保守的人，他不应该也无法承受盖世太保的折磨。我必须设法把他弄出来。我得到了上级的许可，我在军事课程之间可以在柏林休假四天。

一个星期后，机会来了。带着必要的行动命令和学校的一名司机，我马不停蹄地从巴黎开过1000多公里路程来到柏林。我准备了一份有城市指挥官签字的说明，有权要求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所有服务站为我这个前线军官提供帮助。

来不及倾述与达格玛的重逢的喜悦，我必须先解决这件更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她深爱着她的父亲，同时作为"八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她当然不是第三帝国的支持者。但她坦然而镇定地承受了她的命运。虽然她对我的"任务 "不抱什么希望，但她还是很感激，因为至少有人为此在努力做点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们开着我的奔驰车前往萨克森豪森。我的军服（我仍然穿着热带服装），我在战场上获得的勋章，以及带有指挥官签字的纸条显然给集中营的看守带来了深刻印象。

集中营的长官亲自来到警卫室接见。但他不允许达格玛进入营地。于是我拿着大包裹的食品，被警卫带到了探视室。在路上，指挥官向我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在后方也在为胜利做出巨大贡献"。这听起来真是一个黑色幽默。尽管我十分反感，但我没有发表不同意见，毕竟我的目的把达格玛的父亲救出来。

右三为冯·卢克

然后达格玛的父亲被带了进来，短短几周内他已经被集中营的恶劣环境折磨得不成人样，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天知道这几个星期这个健康、正直的人遭遇了什么。

"你好吗？"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余的问题。"达格玛在警卫室里。看守不让她进来，但她说她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可以和达格玛的父亲谈些什么？一个党卫队员坐在角落里，他可以听到我们谈话每一个字，而且这应该正是他的目的。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有食物、咖啡和香烟，这是你女儿为你准备的。我明天和卡尔特布伦纳有约。"(卡尔滕布伦纳是盖世太保的头头，某种意义上，他是仅次于希姆莱的第二号人物，是所有党卫队单位和组织的头头）。

"我带了一封推荐信，将催促他们将你立即释放。"我从他的反应中可以看出，他没有抱太大希望。

"感谢你专门从巴黎来到这里。请代我向我女儿问好。我祝愿你们俩一切顺利。祝愿你们幸福安康。"说完他站了起来，因为警卫已经表示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最后握了握手。

"振作起来，我会带你离开这里。"随着最后一次挥手，这个曾经挺拔的德国人迈着疲惫的步伐离开了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党卫队总部，并立即被卡尔滕布伦纳接见。按照级别，他一定是个将军。

卡尔滕布伦纳

"我很高兴能够从前线迎接一位功勋卓著的军官。就像你们在前线一样，我们在后方也在为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付出超人的努力。"

又是一套通常的毫无意义的说教，我几乎无法再忍受。但是，现在是我有求于人，所以我三心二意地听他喋喋不休地把这些废话说完。然后我才说出了我的请求。

"我只请到了四天的假期。我连夜开车去了柏林，昨天又去萨克森豪森探望了我的准岳父。他的情况很糟糕。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逮捕。

相信我，武装党卫军上将（或者不管他的党卫军军衔是什么），我的岳父是一个好人，在柏林是一个知名人士。我认为不可能是他犯了什么罪，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卡尔滕布伦纳表示同情，并派人去找他的副官。

"把先生的文件拿给我"。过了一会儿，那人回来了。"所有关于萨克森豪森囚犯的档案都已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我将不得不先向那里提出档案转移请求。"

"我很抱歉，我必须等待文件，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请相信，我将确保你的岳父被释放。这是我能为这样一位勇敢的前线军官做的最起码的事。"我给了他我的军职编号和单位，握手后就离开了。我成功了吗，他是认真的吗？说实话我毫无头绪。

人们能相信卡尔滕布伦纳和整个盖世太保组织吗？

难道文件的 "转移 "只是一个敷衍我的把戏？

达格玛对此表示高度怀疑。

"我不相信这些人。他们是无耻的党棍，没有一点人性。

谢谢你的到来。我很高兴我能和你一起去巴黎。

至少这将给我带来一丝安慰。事已至此，我在这里也无法为我父亲做什么。"四天假期即将过去，我不得不立刻动身回到巴黎。达格玛则会在安排好家里的事情后随即过来和我汇合。

在和平年代，巴黎是实现梦想的地方；但现在这里也密布着战争的阴云。因为公共交通经常中断，我给达格玛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她在城市中通勤要方便些。

我们在Rue Bixio的顶层公寓里享受着我们的二人世界。我在巴黎的朋友经常来看我们，我们也经常住在卡瓦里尔酒店。

我们在那里与马克斯-施梅林和维维安-罗曼斯度过了一个晚上，维维安-罗曼斯是当时的著名女演员，是我在法国朋友的朋友。我和达格玛一起买了香水、丝袜和其他商品，寄给母亲，这样她就有东西可以和邻居交换了。

我们在巴黎的时间度过了1943年的冬天。达格玛和我决定订婚。我们在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6me）的一家知名珠宝商处购买了戒指，并与朋友们一起庆祝了订婚。

但这一切喜悦都被达格玛父亲的不幸命运所掩盖了。达格玛没有得到她父亲的消息。发往萨克森豪申的所有询问都没有得到答复。

她不再抱有太大的希望能够看到父亲活着走出集中营。和她母亲的联系也中断了。她母亲只是告诉她，她要离开瑞士去美国。

我也没有从卡尔滕布伦纳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

后来，当我通过元首大本营的一个朋友询问如果要与一个八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女孩结婚是否存在某种阻碍时，我也同样感到非常失望。

得到答复是，如果冯·卢克少校是一名预备役军官，与拥有雅利安人的权利的八分之一犹太人结婚不存在任何问题。然而，作为一名现役军官，这样做却是不行的。

这显示了对“种族法则”的一种奇特的逻辑和解释。从种族的角度来看，预备役军官就比现役军官要次要一点吗？

1944年三月初，我被派往德国参加一个短期的团级指挥官课程。在那里，我得到通知，我将被派往装甲教导师担任团长，该师由经验丰富的拜尔莱茵将军指挥，他同样曾经在非洲军团服役。

装甲教导师师徽

弗利茨·拜尔莱茵

四月初我回到巴黎，在这里的生活得告一段落了。达格玛则要在巴黎呆尽可能长的时间，我已经让城市指挥官必要时为她提供帮助她。我在巴黎的朋友也会照顾她的。

“如果情况危急，我会为你安排去其他地方的交通工具。如果我不在场，你就去找城市指挥官，这样你就可以乘坐补给卡车前往德国。”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再见面。

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去装甲教导师，而是去了同样在北非战斗过后又重建的第21装甲师，担任第125装甲掷弹兵团的团长。在师部的会议上，我会见了其他作战师的师长。他们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功勋卓著。

1944年5月，我又去了一次巴黎。这次是因为我的师长费奇廷格想让我参观“贝克尔特种部队”，熟悉他用缴获法国坦克改装的突击炮和火箭发射器，并与贝克尔谈谈与我们的装甲掷弹兵在战斗中密切配合的问题。

埃德加·费奇廷格

我告诉达格玛我要来，她有一个令人高兴的惊喜：赫伯特·冯·卡拉扬正在法国爱乐乐团指挥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由于达格马尔是卡拉扬妻子的密友，她能够立即获得音乐会门票。

赫伯特·冯·卡拉扬

音乐会持续了几个小时，美妙的音乐让我忘暂时记了战争和对未来的思考。

1944年6月6日，预料中的盟军登陆终于来了。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尽管我们英勇奋战，但仍然被占据物质优势的盟军部队缓慢但无法逆转地逼退。

7月14日下午，我被传唤到SS第一装甲军（第21装甲师当时归属于它）的指挥官，武装党卫军二级上将泽普·迪特里希的总部。泽普·迪特里希正是帮我询问和达格玛的婚姻问题的人，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他从元首总部得到了奇怪的回答，他也觉得这完全不可理喻，因此他答应我直接向元首本人提出请求。不幸的是，由于后来前线战况激烈，这一意图始终未能实现。

迪特里希

泽普·迪特里希在军指挥部迎接我，我的师长费奇廷格也在那里。

“卢克，”迪特里希说，“在盟军登陆后的六个星期里，你出色地领导了你的战斗群，初步阻止了英军在我们受到威胁的东侧的突破。你的指挥官举荐你获得骑士十字勋章。

我还知道明天是你的生日，你的未婚妻在巴黎工作。为了让你休息几天，我决定让你而不是我的某一个参谋去巴黎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

“你今晚出发，18日一早回来。祝你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将军，”我大声说到，“我不能接受这件事，尽管它对我本人而言确实很诱人。但在前线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不能扔下我的部队。我估计英国人会在我的防区尝试下一次突破，如果我不在，他们可能会达到目的的。谢谢你的提议，但请让我留在这里。“

“卢克，”泽普·迪特里希回答说，“根据我们的可靠情报，在接下来的十到十四天里，盟军几乎不可能再次发起进攻。在他们代价高昂的“总计”行动之后，英国人首先必须进行重组并获取充足的补给，所以你现在离开应该没有问题。“

在费奇廷格的暗示下，我终于答应了。毕竟，没有什么比能再次见到达格玛的更让人心动了。

然后我回到我的指挥部，去第125装甲掷弹兵团I营，告诉营长在我不在期间接管整个战斗群的指挥权。

我取回了我的奔驰车，上面满载着诺曼底的宝贵物资。1944年7月18/19日晚上，我通过陆军电话系统进入了巴黎当地的民用网络，并告诉达格玛和她寄宿的房东我即将到来。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指挥部。由于天空中到处都是盟军的飞机，出于安全考虑，我带了一名司机随行。然后，我在巴黎度过了三天！

当我完成了迪特里希给我安排的“任务”，并短暂地访问了我军的“巴黎特别指挥部”后，接下来就是我的个人时间啦。我可以自由地和达格玛和我的朋友们一同聚会了。

达格玛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爱，尽管愚蠢的规定和种族法律阻止我们结婚。我们彼此承诺等到战争结束后再结婚。

我带来的食物总共有50公斤左右，引起了周围人的极大兴趣，尤其是两公斤咖啡最为抢手，因为这些东西在物质供应逐渐短缺的巴黎已经买不到了。

尽管重逢的喜悦几乎让我们忘记了其他任何事情，但我还是在担忧着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我每天都给师部打电话。“这里一切都很安静，很正常，情况没有明显的变化，”我每次都得到这样的回答。

我又和达格玛和我的朋友们讨论了一下，如果巴黎受到战火的威胁，该怎么办。达格玛想呆到最后一刻，以便离我近一点。但处于对她安全的考虑，我还是做了相应的安排。

7月17日晚上，我们又坐在一起，喝着香槟，享受最后的宁静。7月18日，我趁天还黑着的时候出发，以便在黎明前，在英国人的喷火和飓风战斗机到来之前到达我的指挥所。就这样，我和达格玛第二次分别了。

7月底，拥有兵力优势的盟军终于突破德军防线，诺曼底地区的德军部队濒临崩溃，数十万部队在法莱斯被包围。卢克和他的第21装甲师且战且退，勉强逃脱了被围歼的命运，最终于9月9日到达了施特拉斯堡，在这里进行重组和休整。

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达格玛打了个电话，电话那边传来她的声音：“感谢上帝，你还活着。我一直睡不着。我试图通过人事部的朋友得到消息。但没人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说“情况太混乱了”。你还好吗？

“就目前而言，我很好。我只是太累了。我也天天为你担心，不知道你是否安全地离开了巴黎。怎么样？“

“按照计划，在盟军进入巴黎的前两天，一辆卡车从巴黎总部出现，把我和我的自行车送到柏林。

正当我要告诉达格玛关于我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时，电话断线了。至少我们知道对方还活着。

1945年1月，盟军和苏军都已经踏上德国本土，曾经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即将在东西两个方向的夹击下化为灰烬。在这种情况下，卢克和他的第21装甲师被调往东线，在那里他们将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继续进行顽强但徒劳战斗。

1月30日，在和即将离任的师长费奇廷格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后，我若有所思地回到我的车里。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绝对不能把我的奔驰车留给俄国人，也不能给英国人或美国人。

我有一个主意：必须把汽车送到达格玛那里，她在柏林以西的瑙恩，在托儿所的一个分支机构工作。我立刻与运输官员取得了联系。

当我把对我的梅赛德斯奔驰敞篷车的计划告诉他时，他非常愿意帮忙。“我让火车在柏林西南的一个坡道上停一会儿，”

他建议道。“在那里你可以很容易地卸车。由于空袭的危险和交通堵塞，我们可能需要一整夜的时间来绕过柏林南部。你可以在柏林东南的佐森军用车站再次登上火车，上校。”既然在运输期间这名官员会和我一起在列车上，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然后我去了最近的电话，给达格玛打了电话。

“很高兴再次听到你。你好吗？“我问了。“你在瑙恩还算安全吗？”

“你在哪里？你没事吧？“她反问我。“我在这里很安全，不会受到空袭。每天晚上，我都能看到探照灯的长长的光柱，听到轰炸机的轰鸣声和爆炸声。

你知道，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逐渐习惯了这场“大后方的战争”但是有无休止的谣言说俄国人很快就会向柏林挺进。你知道什么确切消息吗？“

“谣言听起来是真的。无论如何，我们正和其他装甲师一起被调往东线。但是具体位置我不可以也不能告诉你。“

“现在认真听好了，”我接着说。“2月4日或5日，我会开着梅赛德斯到你那儿去。然后你开车送我回到我们的火车上，再把它开回家。还有另外一件事，在那两天请呆在家里，这样就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好吗？“

“是的，当然。如果能再见到你就太好了，哪怕只是短暂的。我在这里等你。”事情就这样被顺利地安排了。于是我和我的副官坐下来，一起为达格玛起草了一份"行动命令"。

第21装甲师战斗群致所有军事、民事和党政官员:授权达格玛·S女士以最快的方式将国防军的奔驰汽车运送到弗伦斯堡，并在那里交给驻军指挥官，驻军指挥官应在第21装甲师特别战斗群到达之前保管该汽车。

请所有官员不加阻拦地让车辆通过，并给予达格玛·S女士一切必要的协助。

卢克战斗群，签名，战斗群指挥官冯·卢克上校。(有各种印章和签名)

正如达格玛后来告诉我的那样，"行动命令 "果然特别有用。"特别战斗群"，加上各种盖章，以及一位上校和前线士兵的签名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没有一个补给站的官员对一名坐在奔驰车方向盘前的23岁的女人起疑心。

由于她在柏林指挥部的良好关系，达格玛得以在柏林战役之前及时离开瑙恩，并在几天后平安无事地到达我在弗伦斯堡的母亲身边。"

我常常一个人偷笑，"达格玛说，"他们都对我郑重其事。作为希特勒任命的政府首脑，邓尼茨海军上将，在4月底把他的总部搬到了弗伦斯堡，这在每个人看来都很重视我这项关于卢克战斗群的'任务'"

然而不幸的是，战争结束后，这辆"忠实的梅赛德斯奔驰"与我从法国带来的1000瓶酒，以及从巴卡拉带回来的雕花玻璃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英国占领军发现了这辆车并将其作为战利品没收。我非常希望这辆有价值的车辆今天正在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某个地方作为 "老前辈 "享受它的退休生活。

1945年2月3日至5日期间，第21装甲师开始向东线转移，满载士兵、坦克和突击炮的军用列车开过莱茵河上最后几座未被损坏的铁路桥。

虽然不得不由于空袭或是路口被破坏的缘故经常停车，但我们还是对交通管理局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还能够如此出色地组织工作而感到惊叹。

我们离柏林越近，中途停下来等待的时间就越长。就我们接触到的居民而言，他们往往有一种无望的情绪。

有时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言论："你们的继续战斗没有任何意义。"或者 "你延长战争的每一天都会让你的牺牲更大。"

一些在车站迎接我们的纳粹党员表现出 "对最后胜利的坚定意志"，但每当敌军逼近时，他们便一哄而散，逃往更安全的地方。

按照计划，火车在柏林西南方向停靠。我卸下了奔驰车，开车前往瑙恩的托儿所。

达格玛在外面找我。

"我的上帝，我不敢相信我又见到你了。现在你要做什么？"她向我问好。

"我们没有时间了，达格玛，从我有限的存货中拿出一杯像样的咖啡，然后我们必须离开，再次赶上火车。"在我们开车绕过柏林南部时，我向她解释了我的计划。

"这是一份行动命令，一旦情况变得危急，你就立即离开瑙恩。我在指挥部安排有你的联系人。他们会在那里告诉你是否以及何时离开柏林是明智的。

你的后备箱里有足够的燃料储备，可以到达弗伦斯堡。开车到我母亲那里，在那里等着战争结束。试着把车藏在某个地方。如果我平安回来，至少我们还有一辆车作为交通工具，在战争结束后的头几周内可以代步。”

"你有来自萨克森豪森的关于你父亲的消息吗？"

“不，当然没有。我没有抱有任何希望。打电话没有任何作用。要么打不通，要么得到的回复是'没有相关消息'。我父亲很可能已经死在集中营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现在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不久后，我们抵达了佐森。火车还没有进站，所以我们还有一点相处的时间。一小时后，我回到了我的包厢。

随着最后一次挥手，达格玛离开了。

1945年2月9日，我的第21装甲师在屈斯特林要塞前线作战。对面苏军在人力和物资上都远远超过我们。面对潮水一样扑来的红色铁流，我们仍然保持着通往要塞补给线的畅通，但我怀疑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了。

为了获得一些保护，免受敌人的炮火和空袭，我在一个农舍的地窖里设立了我的指挥所。

当我们看到地窖里堆放着数百瓶法国香水、白兰地和香槟酒，还有几十只丝袜、料包和优雅的鞋子，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整个德国常见的以货易货的结果，通过这种交易，各城镇的居民为自己获取黄油、肉类和牛奶，以增加他们微薄的口粮。

在外面，不时可以听到我军大炮的炮声和零星的枪声，我希望这不是风暴前的宁静。傍晚时分，突然，地窖的门打开了，门口出现了达格玛的身影。

我以为我眼花了，任何言语都无法形容我当时的震惊。

“什么！你疯了吗？你到底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怎么找到我的？"我的副官和一些勤务人员难以置信地站在旁边。”

“你知道我在柏林指挥部有联系人。他们告诉我，你们的指挥所在这里。”

她继续说："首先我坐上火车，今天一大早，直接穿过柏林。"然后我骑上自行车，在1号高速公路上向东骑行，直到我被一辆卡车接走。我的自行车停在外面。"

"听着，你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战场上；这里到处都是乱飞的子弹，你还有可能撞上俄国人的反击。我非常担心。虽然我总是很高兴见到你，达格玛，但这不能拿你的生命来冒险。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她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封信。这是一份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文件，其内容如下：特此通知您，您的父亲S先生因心脏功能衰竭而死亡。可以通过与集中营管理部门的事先安排来取回他的遗体。

致以举手礼，希特勒万岁! 签署...

我深感震惊，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早有预料到这件事会发生，"达格玛平静地说道："我从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整个营地要被转移，要赶在俄国人占领柏林并发现了这个集中营之前。因此，所有的老弱病残都被处理掉了。一个疯狂的 "最终解决方案"，你不觉得吗？"

"达格玛，听着。你必须尽快地再次离开这里。局势随时都有可能失控。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抱歉。在我和卡尔特布伦纳谈话之后，我曾满怀希望。我们应该在这里为生存和家园而战，而与此同时，在不远的后方，善良的爱国者却被冷酷地杀害，这实在令人愤慨。"

我请一位勤务人员打听现在是否有前往柏林方向运送物资的补给卡车。我们很幸运，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半个小时内，达格玛和她的自行车至少会离开危险的交战区。

突然，我们地窖房间的门打开了，一位穿着和平时期制服的上校出现了，他的胸前挂着一枚战功十字勋章。

今天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是达格玛出现了，现在是这个奇怪的家伙。我们都盯着这位穿着闪闪发光的马靴的上校。

"你怎么来了？"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你迷路了吗？"

"冯·里宾特洛甫部长（外交部长）和全国青年领袖阿克斯曼（希特勒青年团头子）想和你谈谈。"

里宾特洛甫

冯·阿克斯曼

"我应该去柏林，还是你们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反问道。

"不，那两位先生在外面的汽车里等你。"

"那么也许应该让他们进来。我不会离开我的指挥所。"于是两位大人物随后出现了。

"希特勒万岁，上校。元首派我们来这里了解一下屈斯特林的情况。是否存在俄国人继续向柏林进军的危险？"

"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我避免称呼他为部长，因为我不喜欢他；他在前线总是被我们称为"香槟酒推销员"--"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最好一起去找我的掷弹兵和坦克，它们在奥得河西岸的位置。在那里您可以亲眼看看，这样能更好地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

冯·里宾特洛甫立即拒绝了。"那倒没有必要，你可以在这里告诉我你是如何评估当前局势的。"这时，他的目光落在达格玛身上，她一直饶有兴致地关注着我们的对话。

"我很抱歉，我不知道军队的辅助人员在这么远的地方服役。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太危险了，女士？"达格玛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把来自萨克森豪森的信交给了部长。

"请看这封信，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正是因为它，我才从柏林来到这里找我的未婚夫，冯·卢克上校。"里宾特洛甫读完信后脸色苍白，似乎相当恼火。

"嗯，是的，我对此自然很抱歉，我表示很遗憾。"他转向我。"我在这了解到的情况是，通过两个久经沙场的装甲师的英勇奋战，屈斯特林前线的局势已经稳定了，我将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元首；希特勒万岁"这两个人就这样突然离开了我的地窖。

我们都摇了摇头，开始笑出声来。

"我的上帝，看看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一个外交部长亲自出现在前线，来让自己和希特勒放心！"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双方的大炮和机枪火力都在加强，这是通常的 "晚安问候"。"我很高兴把达格玛和她的自行车送上了开往柏林的卡车。我们最后一次向对方挥手告别，但从未想到这一离别竟是五年。

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我的战斗群被苏军在柏林东南方向的哈尔伯包围。突围行动未能成功，我本人也成了俘虏。等待我的是5年的战俘生涯。

十年来，我在古拉格和格鲁吉亚的好几个战俘营之间辗转，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许多战友都未能再次回到祖国。

由于战俘营不允许向外界写信（但是偶尔可以收到来自外界的信件），我的母亲、达格玛和我的朋友都不知道我是否还活着。

1950年1月5日，我终于从战俘营获释，回到德国，我之前所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过去发生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我把这一天叫做“归零日”。

我在“归零日”的新开始遭到了重重一击。在和母亲和其他亲友见面后，我来到弗伦斯堡，刚一到达我就立刻给在柏林的达格玛打了电话。

她要在几天后来过一个长周末，她在电视台的工作不允许她呆更长时间。整整五年了，我怀着极其激动的心情期待着我们的再次见面。

从寄往俄国的几张贺卡中，我知道她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非常受欢迎。尽管未能收到我的回信，但她始终保持着对我的承诺，并小心翼翼地规划了我们的第一次会面。在她柏林的公寓里，有一个房间是留给我的，也是仅属于我一个人的。

现在，在冰冷的车站站台上，我们有些羞涩地面对面站着。

“你看起来很好，”我开始说，想摆脱我在战俘营里日夜思念的时刻。“你看起来更有魅力了，但有点焦虑和疲惫。”

“你看起来也很好，在俄罗斯呆了这么多年，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嗯，我从未放弃回家的希望，我一直尽量保持身体健康，为再次见到你的这一刻而活着。”然后我们坐在一起喝咖啡。我母亲和姐姐离开了，让我们独自相处。

达格玛告诉我她自己，开着“我的”奔驰车去弗伦斯堡成功“旅行”后，她在英国人那里担任翻译的工作。再后来她转向媒体，从北德电台开始，后来转向电视。

达格玛为自己开创了一个非凡的职业生涯，从受庇护、教养良好的、第三帝国传统意义上的“好”家庭女孩变成了受欢迎的记者。

“我已经打听过了，”她接着说，“本来想让你在电视、广播或新闻界找到一份工作。不幸的是可能办不到，现在找工作的人太多了，其中还包括很多专业人士。“

达格玛接着谈到了她许多有趣的同事，谈到了她采访过的著名人物，以及她在工作中获得的乐趣。

就在这时，我突然呆若木鸡，我痛苦地意识到我还停滞在1945年初的世界，对此后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像我所有的战俘同伴一样，我们就像是来自过去的幽灵，已经完全和当下世界脱节了。

我和达格玛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之间存在着几乎不可能跨越的鸿沟。达格玛似乎也从我的神情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们得仔细考虑一下，”她说。“这些年来，事情变化得很快，一切都与我想象的不同。尽快来柏林吧，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我的生活和工作，也会认识我的朋友和同事。”

当我将达格玛送上火车时，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尽管心中的情绪难以言表，但至少我很庆幸我们此前没有结婚。

我在战俘营的许多朋友正在承受着着婚姻破裂的痛苦，曾经的海誓山盟经受不住五年异地分居、生死未卜的压力。

几天后，我的朋友博斯从汉堡打来电话。

“来我们这里呆几天吧。我一直在想你该找一份什么工作。”在汉堡，我向朋友们讲述了我和达格玛的处境。

“卢克，我很了解达格玛。她在电台工作的时候经常来这里。你们两个之间已经有距离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没有人该受责备。达格玛肯定会伤心的，和你一样。但长远来看，你们在一起不会有结果的。”

尽管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但是我还是去了柏林。达格玛的公寓的装修是迷人的波西米亚风格。里面还有一间专门为我而留的房间，“我”的房间就像一个博物馆：墙上挂着我们在巴黎共度时光的照片，到处都是我们一起买的东西。

她的朋友几乎都是记者和电视媒体人，在她家里进进出出。一切都是兴奋的，专业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肤浅的。

“很高兴见到你。达格玛告诉我们你的事了。战场上和战俘营里的事情很糟糕吗？”提问的人不是真正对此感兴趣，我也就随意敷衍着。达格玛带我去参加过很多派对中，每次我都站在一边，无法融入这一切。

每天达格玛一大早就得去工作室，晚上很晚才回家。我的朋友博斯是对的：我们之间存在天壤之别。

第三天我决定离开。

"达格玛，让我们继续做朋友吧。五年前我们离别了，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完全不一样，我们没法回到五年前重新开始。你在公寓里精心布置的“我”的房间让我非常感动，一切都像是一种纪念，它回顾了过去，但它不再代表将来的。"

于是我们就这样分手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1950年1月5日也为我以前的生活划上了句号。

这真的是"零日"。从此之后，我只见过达格玛一次。几年后，突然间，她出现在我的门前。就像1945年的春天她在奥德河前线一样。

"外面有一个人想娶我。我也喜欢他。你能看看他，和他谈谈吗？如果你认为他适合我，我就嫁给他。如果不适合，我就不嫁。"

我不得不自嘲般地笑了起来，心中五味杂陈。这标志着一段在战争中诞生的恋情的彻底结束，这应该是一出悲剧还是喜剧呢?

在我看来，这是个正派的人：一个成功的商人，在马焦雷湖的朗科有一栋房子，还有一辆保时捷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