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活动】铭记！“九一八”忆英雄活动

亮剑

王德泰 （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

王德泰（1907.5.23—1936.11.25），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杨靖宇同志的亲密战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创始人。他为东南满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坚持和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祖国的光复和人民的解放，他出生入死、英勇奋战，把满腔热血洒在了长白山的土地上。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主要事迹

王德泰，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毅然投身抗日斗争洪流。同年秋，参加当地的“秋收斗争”，被选为延吉县反帝同盟组织部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参加延吉抗日游击队，先后任游击队小队长、中队长、大队参谋长等职务，成为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1933年参与指挥游击队作战50余次，重创敌军，延吉游击队也在战斗中发展到300余人，并开辟了五隅沟、石人沟、三道湾等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3年6月被选为中共东满特委委员，任军事部长。
1934年3月，参与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任师政委。同年6月，又被选为中共东满特委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即与特委和独立师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在延吉、安图、汪清、敦化等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1935年3月下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进行整编，改任师长。
1935年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升任军长，所辖4个团，总兵力达1200余人。
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继任军长，率部队主力向安图、敦化方向活动。
1936年6月，抗联第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长。同时，被选为中共南满省委委员。他在指挥作战时不仅足智多谋，而且军事技术好，步枪、手枪、机枪都打得很准，一向身先士卒，勇猛顽强。
1936年11月初，在临江、抚松交界的大阳岔把两连伪军包围，迫使敌人投降。尔后，率领抗联第二军第四师第一团、第二团三连和第六师一部，到抚松、临江边界的小汤河村召开二军干部会议，研究确定新的战斗部署。
11月7日早7时，遭到600余敌人的袭击，他带领四师与六师的部分战士与敌激战。下午3时，在追歼逃敌时，不幸中弹牺牲。

生平经历

投身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王德泰目睹日军烧杀淫掠的种种暴行，无比愤慨，毅然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他踊跃地参加了中共东满特委组织的反日、反亲日走狗、实行减租的秋收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春，王德泰加入延吉县老头沟游击队，不久当了班长。之后组织上派他到三道湾做山林队“长江好”的工作，他利用各种机会对士兵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把一些士兵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年底，他利用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拉出了20余人的武装，加入延吉抗日游击队。
重视学习
王德泰参加延吉游击队后，先后担任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和参谋长等职务，是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十分重视学习军事技术，利用各种机会勤学苦练，他枪打得很准，各种枪支都会用，几乎是弹无虚发。他还特别注意学习和运用游击战术，提高指挥才能。研究怎样利用有利的地势，伏击敌人；运用灵活的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夺取必要的军事物资。此外，由于游击队的朝鲜族战士多，他学会了讲朝鲜话，密切了汉、朝干部战士之间的关系。
军事职务
1933年6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发出的《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传到延边地区。
9月，中共东满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改组了特委领导班子，王德泰当选为特委委员、军事部长。这是王德泰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的开始，以后无论是担任二军独立师的政委，还是二军军长，乃至抗联第一路军的副总司令，他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使二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吃苦耐劳的劲旅。
保卫延吉
1933年12月，王德泰亲自指挥保卫延吉王隅沟游击根据地的战斗，曾以60人的兵力，阻止了700余名敌人的大“讨伐”，并取得了歼敌百余人的胜利。
1934年7月中旬，他指挥独立师独立团、二团，联合救国军一部，共300余人，第二次合攻安图县大甸子镇(今万宝乡)。经过十一昼夜的围困，一举攻下大甸子。随后，王德泰又率队西进，攻克了敦化大蒲柴河。
8月中旬，王德泰又指挥独立团、二团，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围攻安图县城(今安图松江镇)，经过激战，占领了部分街市，毙伤日军15名，俘虏10名，迫使伪军300人哗变反正，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二军独立师。在此前后，独立师的一、三、四团各部也在延吉、汪清等地分别进行了攻打三道湾、老头沟、汪清大甸子等战斗，均获得了胜利。当年秋天，王德泰又率领独立师开辟了安图、延吉、汪清、宁安、敦化等地的新游击区。
保卫奶头山
1935年5月，二军独立师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全军兵力达1200余人。这一年，二军在他的指挥下，与敌交战660余次，其中在京图线(长春至图们铁路)的敦化哈尔巴岭、安图亮兵台、蛟河黄松甸三处一次颠覆国际列车，二次截车，震动全满洲国。冬天，王德泰又亲自指挥二团等部，进行了保卫奶头山抗日根据地战斗，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同时，二军还与五军配合，活跃在黑龙江的宁安、穆棱等地。
同甘共苦
王德泰身为军长，却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和他们同甘共苦，亲如手足，“一点官样子也看不出来”；在战斗中则勇猛顽强，机智果敢，处处身先士卒。有时甚至亲抱机枪猛扫敌人，或亲率队伍冲锋，与敌肉搏。王德泰十分重视我军同其它义勇军、山林队的关系，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动联合他们共同对敌。到1936年初，延边一带的绝大多数救国军、义勇军、山林队都与二军建立了合作关系，作战时接受二军的统一指挥和部署。
壮烈殉国
1936年是王德泰生命和军事生涯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他指挥的抗联二军给日伪以最沉重打击的一年。这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王德泰担任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二军军长。在他的指挥下，二军先后取得了寒葱岭、大蒲柴河、进攻抚松县城、穆棱颠覆军用列车等战斗的胜利。冬季，日伪在南满地区发动了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对二军进行撒网式的围追、堵截，发现踪迹，咬住不放。王德泰则率领部队在抚松、临江之间与敌周旋，寻机歼敌。
11月7日黎明，率领300余名战士宿营在抚松县小汤河村的王德泰，突遭600余名伪军的攻击。他沉着镇定，指挥部队抢占该村南山东西两个小山头，战斗从早7时一直进行到下午3时，敌人死伤惨重，惭惭不支，向南逃去，王德泰亲自率部队发起追击。就在这时，他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年仅29岁。

亮剑

魏拯民
魏拯民（1909－1941.3.8），原名关有维，东北抗日联军杰出领导人之一，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曾经用过10个化名，魏拯民就是他奔赴东北抗日前线以后一直用的化名。1909年出生于山西省屯留县路村乡王村 的一个农民家庭，高小毕业后，父母给他娶了媳妇，让他种地养家，可深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的魏拯民没有听从家里的安排。16岁那年，在外祖父的资助下，魏拯民跋山涉水徒步来到太原，考入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并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彭真   。在彭真同志的引领下，他毅然走向了革命道路。九一八事变后，他受党的指派来到东北组织抗战工作。
从1932年4月奔赴东北到病逝，长达9年的时间，魏拯民一直战斗在长白山麓。他率领抗联将士，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高昂激越、感天动地的撼人悲歌，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抗日民族英雄。
1941年3月8日，魏拯民因叛徒告密，日、伪军100人包围桦甸县四道沟抗联密营。重病之中的魏拯民率11名抗联战士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在与敌作战中牺牲。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人物生平
“九一八”事变后，魏拯民被派到东北工作，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1934年冬被派到东满，以东满党的建设和朝鲜革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走遍了各根据地和游击区，深受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后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任政治委员，联合东满地区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时，起草《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一切力量协同作战。
1935年夏作为东北抗日游击的唯一党代表，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回国后，1936年3月任东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政治委员。同军长王德泰指挥所部北上牡丹江地区和远征南满地区，打通与吉东和南满的联系，与抗联第1、第5军配合作战，扩大抗日游击区。同年7月后，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第1路军副总司令，与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指挥所部在辉南、抚松、蒙江（今靖宇）、金川、桦甸等地打击伪军，挫败日伪军多次大规模的“讨伐”，曾指挥大沙河、寒葱岭等战斗。
魏拯民先后担任东北抗联第二军政委兼党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政委，东南满省委书记兼抗联第一路军党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他能征善战，指挥有方，使东南满地区的抗日工作得到空前发展，取得了多次胜利。
1940年3月，杨靖宇牺牲后，他接替杨靖宇全面统帅第一路军。
1941年3月8日，由于叛徒告密，不幸牺牲，年仅32岁。
主要事迹
为军队做出的贡献
魏拯民不仅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位稳重老练的政治工作干部。他在东、南满地区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为军队和地方党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魏拯民积极发展地方党组织，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的组织下，抚松、长白等县的地方党组织迅速建立了起来，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统治。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使日本侵略者惶恐不安，除了调集重兵“讨伐”外，还采取了“归大屯”政策，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把群众赶到“集团部落”里，再用“保甲连坐法”及种种法西斯手段，管制老百姓，妄图完全破坏抗日联军与地方老百姓的关系。在地方党组织被破坏以后，魏拯民仍然坚持从部队抽调骨干力量到地方开展工作，使抗日联军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住在夹皮沟的抗日老人陈德寿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送粮食、必要的生活用品和敌人的情报。后来，老人被敌人抓住，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是，老人被放出来之后，又避开敌人的监视，从围墙下面的水洞爬出来，冒着鹅毛大雪给部队送来了玉米、小米、盐和火柴。
　作为一个部队领导，他更加重视党在部队的领导地位。抗日联军是一支由各种抗日武装组织起来的部队，要使这支成份相对复杂的部队能够成为一支经得住考验的共产党的队伍，需要做大量细致的政治工作魏拯民在建设这支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地方党的建设
在他所在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中，团以上部队设党委，连设支部。他曾多次主持召开军、师党委会议，研究部队的战略方针，做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还在一些重要时刻，以南满省委名义给各部队党委及全体党员写信，强调执行党的政策和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克服各种不良倾向的重要性。他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十分重视，经常利用冬季部队在密营整训期间，举办党员训练班，亲自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强调党员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应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就是在他重病缠身，生活条件极度困苦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忘记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他撰写文章，出版刊物，还亲自编写政治课本，组织指战员学习，以提高抗日联军指战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觉悟。因此，第一路军中的党员发挥了部队的中坚和核心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支部队有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这支抗日队伍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成为了战斗力最强、斗争意志最坚决的部队之一。
1940年3月，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也为了牵制南满日伪军，将第一路军分为两部，主力向长图路北转移，他则率一部坚持原地进行游击斗争。
自1935年秋以后，南满省委和南满地区的抗日联军完全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正如魏拯民将军1940年4月在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写的那样“……在1935年秋，就完全断绝了与中央的联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人铜墙铁壁之中，四面不通声息，长期闷在鼓中……我们终日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度长期中断了联络。”在这种完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不顾严重的心脏病、胃病等疾病的折磨，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了重建遭到破坏的地方党组织，他在部队缺少干部的情况下，抽调骨干到地方从事发动群众的工作，他认为，“革命运动是群众的运动，若没有群众参加的话，革命是不能得到最后胜利的。”他还特别重视党在抗联中的领导作用，在抗联第一路军中，团以上部队设立了党委，连设支部。他经常召开军、师党委会议，始终把军队斗争置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之下。对下级党员群众，魏拯民则采取编写政治课本，开办党员训练班的方式，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同时，还以其言传身教，鼓舞抗联将士的士气，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念。使征战在吉林境内的抗联第一路军成为东北抗联中战斗力最强、斗争意志最坚决的部队之一。身为省委书记的魏拯民还兼着部队的政治领导职务。他曾先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委、第一路第总政治部主任主任等职。在第一路军副总司令王德泰、总司令杨靖宇相继牺牲后，魏拯民承担起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直接指挥军事作战的双重重担。
1940年3月，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将第一路军分为两部，主力向长图路北转移，他则率一部坚持原地斗争。指挥了攻打哈尔巴岭车站和消灭黄泥河子警察队战斗。自以为杨靖宇牺牲后，“满洲治安之癌”已经得到根治的日本关东军不得不承认，在“魏拯民代指挥”的领导下，抗联第一路军仍在战斗!
殉国
魏拯民抱病征战半年之后，无情的病魔迫使他离开部队到桦甸市抗联密营休养。1941年3月8日，因叛徒的告密，100余敌人突然包围了桦甸市四道沟抗联密营，重病之中的魏拯民率7名抗联战士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

亮剑

陈翰章（1913~1940），吉林敦化人，满族。陈翰章14岁时以全县最小年龄考取了私塾教员考试的第四名。1927年陈翰章入敦化敖东中学读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陈翰章17岁时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成为小学教员。1932年，19岁的陈翰章弃笔从戎加入了救国军，开始了与侵略者死战到底的铁血生涯。“九一八”事变后，陈翰章参与组织反日爱国宣传活动。1932年8月陈翰章参加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任总司令部秘书长，参加攻打宁安县城的战斗。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的陈翰章率部与日军作战。由于叛徒告密，陈翰章和战友被敌人包围，最终牺牲，年仅27岁。侵华日军残暴地将陈翰章的头颅割下，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保存在当时伪满州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市）的“大陆科学院”。2013年4月，翰章诞辰一百周年，烈士头颅被迎回吉林省敦化故乡身首合葬。





杀敌数千
在镜泊
陈翰章纪念碑
陈翰章纪念碑
湖畔、长白山麓，到处留下了陈翰章率部与日寇浴血苦战的足迹。许多敦化的老人，至今仍在传诵着陈翰章将军寒葱岭大捷、智取额穆警察署、攻占安图县大沙河之战的赫赫战功，他率部战斗在吉林、滨江、牡丹江、间岛、通化、东安六地，是插在日军心脏的一把尖刀。陈翰章身经百战，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杨靖宇牺牲后，陈翰章将军率抗联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坚持斗争，在抗联的抗日战争最危急最低潮时，他仍然不肯撤退。
1935年，日寇终于摸到了将军的家里。他们得知陈翰章从小就是孝子，四代单传，成家之后尚未生儿育女后，日本宪兵驻敦化分遣队很快把陈翰章父亲陈海和妻子邹氏抓来，以陈家一族性命为抵押，逼着陈海去寻找陈翰章。陈海无奈，在特务跟踪下，带着邹氏一路北上，在宁安斗沟子见到了陈翰章。
国难当头，面对父亲妻子，表示宁可家破人亡，也要抗战到底，决不奴颜婢膝，做亡国之奴。他对家人所能做的，仅仅是安慰，并劝说邹氏择人另嫁。陈翰章从此断绝了与家人联系，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七七事变”之后，在中共吉东省委的领导下，陈翰章率领抗联第二军第五师与第四军、五军等部开始西征。他率部西征途经镜泊湖北湖头时，突袭了守卫水电站工地的日本守备队，焚烧了工程事务所，解救了大批中国劳工，致使日本侵略者苦心经营多年的水电站，仅开工半年就不得不停工。
不久，第二军第四师、五师合编组成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陈翰章任方面军指挥。1937年8月，他率部在安图县大沙河实行“围城打援”。经过4天战斗，共毙伤俘敌500多人。紧接着，陈翰章又率部截击军松岛“讨伐队”，全歼包括日军少将部队长松岛在内的100余人。
第三方面军共有600多人，这是抗联第一路军中人数最多的方面军，也是陈翰章亲手培养起来的抗日武装。他在同年9月率领着这600名战士，在2200多人的日伪军包围中击毙了敌军的总指挥牛岛大佐。在日寇调集近8万人的兵力进行扫荡的危急关头，陈翰章率部一个月三场大捷重挫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陈翰章喜欢主动出击，每次战斗都打到敌人的痛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9月至1940年12月，在这八年期间陈翰章参加并指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数百次，击毙日本侵略者数千人。
英勇不屈
1940年，在关内节节进逼的日寇终于腾出手来，妄图一举镇压孤军奋战的东北抗联。2月23日，杨靖宇被叛徒出卖后战死，抗联部队士气遭受重创。在危急关头，陈翰章率部在强大的敌人中间往来穿插，尽可能地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消灭日寇，减少牺牲。“4月的时候，陈翰章在战斗中腿部受伤，因为没有消炎药，伤口发炎化脓，他就用一根小木棍把布条捅进伤口里，咬着牙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处理之后率部继续战斗。”杨明谷感叹说：东北抗战从一开始就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条件恶劣、处处受敌、斗争残酷、没有后方、没有支援，这注定抗联的抗日斗争是悲壮的。
但是重重困难并没有让陈翰章退缩，他没有和其他一些部队那样退入前苏联境内，而是指挥部队继续在敦化、宁安一线战斗，让日伪知道：杨总司令虽然牺牲了，东北的抗日烽火并没有因此熄灭。据日伪资料记载，1938年到1940年，三方面军与日伪战斗次数达同时期东北抗战总战斗次数的百分之五十五，被日寇称为“最有力之匪”。
抗联队伍毕竟是人单势孤，战力损失越来越大，陈翰章不得不将部下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1940年12月8日早晨，陈翰章在湾沟村刚和战士们用雪水煮了一点麦子吃，就被叛徒带来的敌人包围。为掩护4名女战士突围，陈翰章与所部仅存的十几名战士与百倍之敌展开力量悬殊的生死决战。在接连击退日伪军四、五次进攻之后，战士们纷纷倒下，只剩下陈翰章孤身一人与敌人对峙。“陈翰章，投降吧！给你大官做！”敌人以高官厚禄劝他投降，“我死也不当亡国奴！”陈翰章用子弹回答敌人。战斗到最后，他的右手和胸部都负伤，扑倒在雪地上。他又顽强地靠着一棵大松树坐了起来，准备用左手射击。敌人冲上前去夺去了他手中的枪，他仍痛骂敌人，敌人用刺刀剜出了他的双眼。陈翰章鲜血流尽，英勇牺牲，年仅27岁。

陆好天

让蒋介石恼火的罗斯福来电：快拿15个师去缅甸打仗

一场夏雨，飘飘洒洒，把山城重庆淋个透湿。

经雨水的冲刷，洗下积了一个冬天的污垢，洗下为防空袭而给楼舍房屋涂上的黑灰，街面清清爽爽，马路光光溜溜。枇杷山上林木葱茏，青翠欲滴。往日里水汽迷蒙，散发着霉味的朝天门码头，也江风浩荡，空气清新。本来就很秀气的山城，大雨之后，水灵灵的，更显得明光鲜丽，精精神神。

重庆难得有这样令人身心俱爽的夏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这些年。

自从国民党把陪都安到重庆，山城的百姓们便总是在惊恐中度过闷热的夏天。城里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供应紧张，乱哄哄的更增加了燥热的感觉。满耳都是打败仗的消息，“某某城市失守”、“某某部队‘转进’”的噩耗，夹杂在湿热的空气中四处弥漫。并且，夏天雾少，袒露的山城便成了日机轰炸的靶子。光1941年6月6日一次空袭，日本出动了三百多架飞机，把重庆搅得底朝天。据说，光在防空洞里憋死的就有数千人。

到了1944年的这个夏天，全球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法西斯阵营正土崩瓦解，不可逆转地走向灭亡。意大利已经投降。德国正面临着苏军和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的毁灭性打击。

日本小太阳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步步下沉，日薄西山。日本所谓“绝对国防圈”，已经从南太平洋的千岛群岛、澳洲溃退4,000余海里，退到菲律宾群岛以北。在重庆，雾季结束后，再没听到过空袭警报。相反，以成都为基地的美国超级空中堡垒式远程轰炸机，已经把巨型炸弹投向东京、九州和八幡。重庆的市民们，从自己亲身感受中，确信战争出现了转机。与此同时，重庆出版的报纸，不断传播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打胜仗的消息。

经过七个年头的流血牺牲，中国百姓们确信，抗战胜利已经不像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了。

然而胜利还没有降临，中国还在受苦，还在付出流血牺牲。胜利也同快要分娩的孕妇，愈是临产，阵痛愈是加剧。

这天晚上，蒋介石脸色一直很阴沉，有好几件事让他不高兴。下午接到财政部的报告，近日金融愈加恶化，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有10名参议员联合上书，吁请政府切实控制物价。晚间，主管情报的蔡文治将军送来几份敌情通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军正在加紧筹划所谓“一号作战”，企图在中国东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打开华南与越南之间陆上通道。那安装了假牙的牙床出现了炎症，也使他哼哼唧唧，坐卧不安。

最让蒋介石恼火的还是罗斯福总统的来电。

电报，如今正压在蒋介石的案头。在不到十天时间里，罗斯福接连来了六封电报，口气一次比一次强硬，逼迫蒋介石将驻屯在云南的Y部队15个师投入缅北作战。今天这封电报，已经带有最后通牒的味道，通篇是讥讽和威迫的口吻，全文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委员长：

目前日军对英法尔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切断印中联系。倘若攻势得手，日军下一目标，无疑为缅北之X部队，继而阁下之云南Y部队。

对阁下美式装备之Y部队，不能进击已被削弱之敌第56师团，余实难想像。纵令一个薄弱师团的炮弹能在怒江江畔干扰贵军，但亦无力阻止贵军之进击。

我方过去装备、训练阁下之Y部队，即为此种时机使用。

假若Y部队不用于协同作战之目的，则空运装备、提供训练教官等我方呕心沥血之广泛支援，将毫无意义。

日军进攻英法尔与我何干？逼我出兵，岂有此理！

把罗斯福的电报撂在案头，蒋介石气乎乎的把干瘦干瘦的身体歪到一边，伸手从一个装有药品的屉斗里，抽出几根棉球，在慢慢地调理自己的牙病。

老实说，对日军进攻英法尔这一事态，蒋介石不仅不像罗斯福这样火急火燎，而且，多少有点幸灾乐祸地想看看英国佬的狼狈样呢！

开罗会议后，蒋介石气一直不顺。关于缅甸作战，会上中英美三头对面说定了的，中国X、Y部队反攻缅北，英国第四军团从英法尔进攻缅中，同时，英海军从仰光登陆，两栖作战。但协定墨迹未干，丘吉尔蛮横无理，单方面取消两栖作战计划。蒋介石一怒之下，也把Y部队扣住不放。

英国人成心要中国为他们火中取栗。当X部队投入野人山战斗，驻印缅边境英法尔的英国军团仍在隔岸观火，按兵不动。日军在野人山被打得鼻青脸肿，招架不住，便改变战略，突然向英法尔大举进攻，将英军第四军团团团包围。

牟田口中将为胜利所陶醉，大言不惭：“日本陆军到了天下无敌的地步，太阳旗宣告我们占领印度为期不远了。”

丘吉尔一时惊慌失色。罗斯福也忧心如焚。

他们认为挽救危局的惟一方法是中国Y部队立刻渡过怒江，反攻缅北，把进攻英法尔的敌军吸引过来。

丘吉尔有心屈尊求助于中国，可是，他有口难言，只好吁请罗斯福出面，向中国施加影响。

对罗斯福的前五封电报，蒋介石已经一一回绝。话当然说得很巧妙，既不得罪罗斯福，又不能担当不出兵的责任。他在信中说：

每念及罗大总统之取消在华不平等条约，提高我国地位，以及援助我抗战之恳挚情谊，无论大总统欲余作何事，凡余力所能及者，自当竭诚以赴。故，开罗会议之际，余曾向大总统阁下言及，一俟英国在缅甸沿海展开大规模登陆作战，我主力当立即对缅采取攻势。此一约定，现今仍当有效。

言下之意，英国海军不在仰光登陆，我的Y部队便不过怒江。

罗斯福再三催促，蒋介石不为所动。到了这第六封电报，罗斯福显然失去往常那种矜持和忍耐，开始用要挟的口吻说话。几年来，美国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现在是索取报偿的时候了。

蒋介石仍然心如铁石。已届不惑之年，他把一切看得很透。他认为国际间从来没有什么不要报偿的援助，只有交易，跟上海证券交易所一样。美援也不例外。眼下进行的这场战争，美国提供武器，中国投入兵员。他们花的是美元，我们付出的是鲜血。中国人的血在哗哗地流，这代价还小？中国并不欠谁什么，谁也别想敲诈我们！

服下几片止痛药后，牙痛已经大为减轻，蒋介石呷了一口侍者送来的清茶，在铺着长绒地毯的房间内来回踱步。在心情烦躁的时候，蒋介石常常是令人望而生畏地在椅子上默坐。他只在胸有成竹、轻松愉快时才踱步，目的是活动身体。美龄经常告诫他，即使不能远足，也要坚持室内活动。

清爽的晚风鼓起薄薄的窗幔，送来清凉，送来紫荆花淡淡的芳香。在完成夫人布置的任务后，蒋介石开始坐到案前，批阅公文。罗斯福的电报被推到一旁，他开始处理另外几件更为紧迫的文电。

……

重庆的夏天阴晴不定，又经过几场大雨后，黄山官邸窗外的紫荆花已开始凋谢，但是，来自白宫的火急电报一直压在蒋介石的案头。

英法尔被围的英军弹尽粮绝，面临绝境。

丘吉尔抓耳挠腮。罗斯福在轮椅上急得团团转。

美国终于把恐吓变成行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三天之内，倘若Y部队仍按兵不动，支援Y部队之空运物资，将转交驻华美国第14航空队，并收回根据租借法案贷给中国的所有飞机。

为了给蒋介石回心转意留下最后一个台阶，美国没有把上述威胁直接通知他，而是授权驻华美军参谋长赫恩少将，把上述决定非正式地透露给蒋夫人，同时，还转达罗斯福的重要口信，罗斯福提醒蒋介石：

“朋友之间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送走说话瓮声瓮气而又趾高气扬的赫恩少将，宋美龄急急忙忙离开城内曾家岩德安里103号自己的办公处。不消一刻钟，她便渡过嘉陵江，驱车回到黄山官邸。

路上，她不断嘀咕：罗总统把话说到这份上，不能再迟疑了。拖下去，委员长要闯祸的。必须立刻出兵！

宋美龄决不仅仅是委员长身前身后的传话人，事实上，在帮助蒋介石作出重大决策时，她常常表现出大刀阔斧的政治家风度。据说，去年访问美国时，在白宫，罗斯福曾半开玩笑地问她：“如果贵国工人进行罢工，政府应该如何办？”宋美龄毫不犹豫地抬起白晰的手臂，决断地做了个抹脖子的姿势。在场的罗斯福夫人对此惊骇不已。

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内，蒋介石以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听着夫人带回的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息。之后，他不以为然地说：“我已听够‘软脚蟹’的恐吓。”

近来，在夫人的面前，他已经多次把过去仰慕的罗斯福总统轻蔑地称为“软脚蟹”。“软脚蟹”曾是史迪威送给罗斯福的绰号。“夫人，我已经想好了。”蒋介石斗气地接着说，“他们一旦切断援助，我就下令关闭他们在华全部机场。归根结底，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总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亲爱的，你说的很对。”宋美龄打心眼里赞成蒋介石以牙还牙的决心，但是，在这件事上，不能拱他的火。她转而用平缓的语气说：“不过，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美国的事情实际上比想像的要复杂。罗斯福总统想必也有很多难处。据我的一些美国朋友说，美国军方有不少人，最近正与英国遥遥呼应，不断鼓吹，撇开中国，从海上进攻日本本土。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还有那位狂傲自大的麦克阿瑟都在拼命贬低中国战场的地位。在关键时刻，我们的Y部队要老是不动窝，正好授人以口实。如果再关闭驻华机场，那更中某些人的下怀。你好好想想，是不是？”

对美国政界、军界的许多情况，蒋介石确实不如夫人明了。开罗会议，蒋介石第一次会见罗斯福及美国许多军政要员时，宋美龄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老朋友了。至今，蒋介石还从未涉足过美洲大陆。方才夫人提到美国军方关于中国战场地位的种种议论，已经打中他的心窝。他想，中国为了抗击日本，已经打了七年苦仗，要是被人从海上摘走胜利果实，中国被撇到一边，那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蒋介石以一种痛苦和迷惘的神情，望着窗外天际飞过的流云。宋美龄接着说：

“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在抗战最困难的年头建立起来的。这么些年都走过来了。眼看胜利了，为了支Y部队的使用，反而与他们分道扬镳，很不合算。战后，重建世界政治格局时，要美国朋友说话的地方多着呢！比如对战败国的惩治，满洲的地位等等，还有共党问题……”

宋美龄还想说点什么。但是，足够了。蒋介石眼珠子一转，已经算过账来。他朝夫人感激地点点头说：

“Darling，还是你说的对。剩下的事由我来办，你休息去吧。”

“Goodbye！”美龄一阵春风似的上楼了。蒋介石伸手拿起电话，向军政部长何应钦口授命令：

“Y部队应迅速渡过怒江，投入作战。”

末了，他还特别强调：“投入Y部队的决定，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作出的。此点，务必明白地告诉美国人和英国人。”

“是。”何应钦回答道。

某某某

在南京钟山北麓王家湾镇附近的航空烈士公墓，长眠着一个祖籍昌黎的空军勇士--阎海文。
阎海文，男，辽宁北镇道人，1916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靠种田维持生活，家境贫寒。因受父母的熏陶，他自幼疾恶如仇，仰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渴望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伯父阎祝三在清光绪年间考取武进士。父亲阎仲三曾考取武秀才，1930年前，在热河都统汤玉麟部下任副官。海文幼年时与母亲生活在乡下，15岁考入沈阳东关文华中学。
阎海文的祖上是由昌黎迁徙到辽宁省北镇县导台子村的农民。1916年，他出生在北镇，自幼在关东大地长大，经受了多次水灾和兵灾，并赶上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他不甘做亡国奴，和家人逃离东北，高中毕业后毅然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学做轰炸机飞行员。他在《我的自传》中表示：‘我们中国人，现处在一个极危险的地位，中国在国际的地位，是说不上的。现在我们九死一生，敌人已逼到我们家门里来了，非速反攻，和它一拼，是不可活下去的。‘‘现在我们应以总理的革命手段，实行总理的遗教，才可能有出路，中国才能复兴。法之霞飞将军，欧战时闻名全世；拿破仑之武功，轰轰烈烈；华盛顿之血，战八年而唱独立；印度之甘地，土尔其之基马耳，等等，都是古今中外的完人。他们事业的伟大，也是努力奋斗得来的，他们有干干干的精神，所以我在学生时代，守纪律，服从长官，爱惜光阴，自励自行，努力苦干，以期能为国家出一份力，完成我的杀敌之志愿。

某某某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王朴

王朴生于1929年，牺牲于1943年，河北省完县人。他生长的太行山石岭下的河北省完县野场村，11岁时被大家推选为儿童团团长，牺牲时只有14岁。王朴诞生在村里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在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日本强盗发动了“七七”芦沟桥事变，侵占华北，战争的火焰烧到了他的家乡太行山。日寇烧杀抢掠的凶残行为，在王朴幼小的心灵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

有一次，野场村的乡亲们全被日寇赶到村子里，王朴也是其中一个，日寇拿着一份由汉奸金珠子提拱的村干部和抗日军属名单，叫汉奸翻译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出来，然后狗汉奸龇牙咧嘴地问王朴：“你就是野场村的儿童团团长王朴吧？”。王朴理都不理这个狗汉奸。“你一定知道八路军的东西藏在那里，说出来就放你回家。”“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鬼子和狗汉奸！”王朴面不该色得回答。日寇猛地抽出了东洋指挥刀，指着王朴的胸口，狂叫道：“你的小八路，快快的说，你不说死了死了的！”王朴面对日本鬼子强盗的刺刀，想起了“五不誓言”，想起了张喜子和秀大伯，更想起了自己领着儿童团团员宣言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秘密不可泄！”于是把牙一咬，昂首挺胸，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就这样，王朴英勇的为自己的祖国献出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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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赵一曼

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

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

日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某某某

中国革命先烈——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1889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那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进入二十世纪，辛亥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涌起，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曙光初现的变化。李大钊同志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

1913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同志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8月到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

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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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牺牲的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1892-1944牺牲,四川,追晋上将(生前为中将)。抗战爆发后，李家钰出自民族义愤，通电请缨杀敌。并作诗一首：：“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蒋介石同年8月令李家钰等部川军出川抗战。李家钰接电令于9月初率四十七军（原有第104师，后再扩编出第178师）从西昌出发，部队单衣草鞋，行程4000余公里，12月始抵达晋东南抗日前线，布防于太行山区之长治、长子、黎城、潞城一带。1944年在担任第36集团军司令的时候，在豫中会战失败后的撤退途中，遭到日本便衣队的袭击，于河南陕县秦家坡壮烈殉国，这是八年抗战中继张自忠在第一线督战，死战不退后第二个战死的集团军司令官，战死后被国民党政府追赠为二级陆军上将，准入祀忠烈祠，举行国葬。

某某某

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的民族英雄--马占山

1885-1950,吉林(祖籍河北),国民党曾决议以陆军上将待遇(未授衔)。1931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他当众宣布：“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除之，以属我保卫地方之责”。他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和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占山又被任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9月初，他受蒋介石之命，率部配合傅作义部进犯绥东和察西等解放区。不料，他的部队渡过黄河，第一次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仗，就在平绥路柴沟堡一带被打得大败。不久，就称病避居北平。

1946年10月，他被调任东北副司令长官，但他仍在北平养病，未去就职。1947年4月17日，马占山到达沈阳。20日，在市府广场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他接受各界赠给他的抗日“民族英雄”大锦旗一面。在职期间，他深感自己这个挂名副司令，连动一兵一卒的实权都没有。另外，他认为大势已去，蒋介石必败，于是以治病为名，于1948年10月下旬，乘机飞往北平。　
1948年底，马占山响应共产党号召，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活动。中共北平地下党通过马占山邀请邓宝珊去北平，劝告傅作义放下武器，接受和平。1949年1月上旬，马、邓、傅3人经过多次商议，决定响应和平解放北平的号召，宣布起义。 1950年6月初，毛泽东主席派人电邀马占山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马占山因患肺癌，不能行动，未能出席。
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逝于北京寓所，终年65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务院送了挽联和花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亲自送灵，把他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