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西路军高级干部，失踪23年穷困潦倒，建国后没找组织帮助

月亮上有间小屋

　　在革命早期，由于条件艰苦、户籍不全、战局混乱等多种原因，导致有许多人离奇失踪，去向成谜。
　　哪怕是建国后组织花了大力气去寻找，最终也没得到任何信息，似乎那个人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但，红军时的高级干部熊国炳很奇怪，他因西路军失利与组织断开联系，可往后的几十年里都是有机会重新归队的，为何他宁可流落异乡都没有这样做？
　　在他的晚年，生活穷困潦倒，即便这样的情况，熊国炳也不寻求组织的帮助，最终带着遗憾离世，怎么要走到这一步呢？

　　熊国炳1899年出生于四川通江的一个贫苦家庭，全靠父亲种地、卖山货养活，日子过得紧巴巴。
　　当这个家充实到七口人后，父亲那点微薄的收入已明显不够，熊国炳作为长子，被过继给了一个没有孩子的远房亲戚。
　　之后熊国炳得以上学接受教育。可惜好景不长，数年后，养父母相继去世，熊国炳只好辍学谋生，18岁那年他就结婚生子，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村里人知道熊国炳没有靠山，就报以排斥欺凌的态度，还收买官员对他敲诈勒索。
　　无奈之下，熊国炳只好带着妻儿离开本村，去往岳父家所在的太平山居住。
　　那个时期，熊国炳每天就开荒种地、进山捕猎、搜寻山货，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小家庭能过得好一点。
　　1932年的一天，突然有一个自称刘子才的安徽商人找到了熊国炳，说近期要购买一批皮货，为了尽快凑集需要的数量，希望熊国炳能带着他一起去打猎。
　　因为价格给得很高，熊国炳爽快地答应了，后来的几天里，他都带着刘子才往深山里钻。
　　他发现刘子才对捕猎没有太大兴趣，反而很关心四周的小路，每见到一条路都会问通往哪里。
　　虽然熊国炳觉得这位买家有些奇怪，但他也知趣地没有多问。
　　刘子才的真实身份是党组织的地下工作者，他此行目的是打探情报、联络群众，为红四方面军入川打基础。
　　经过几日的接触，刘子才觉得熊国炳为人忠厚老实，且他出身贫苦多难，很适合闹革命，于是就向他灌输革命思想。
　　在刘子才的引导下，熊国炳很快也加入党组织，开始自发做些地下工作。
　　1933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熊国炳立马就参加根据地建设，他带领本地群众一起土改，因为成绩出色，还引起徐向前等首长的注意，被推举为川陕临时委员会委员。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熊国炳被推举为省主席。一年前他还是为生计奔波的猎户，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成省一把手，革命改变命运，真不是一句空话！
　　同年8月、次年3月，熊国炳连续被选为第二、三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可见他的工作成绩得到了一致认可。
　　只是，由于国民党调动大量兵力“围剿”，苏区的生存日益艰难，为保存实力，红军只能选择转移。
　　熊国炳随大部队出走，他的家人却遭了殃，妻子和两个孩子惨遭杀害；亲生父母被多次捆绑吊打致残；弟弟被迫害得躲进深山，三个已出嫁的妹妹也改名换姓流落他乡。
　　熊国炳在行军途中得知这一系列噩耗，大叫一声从马背上跌落，久久难以回神。往事已矣，革命还要继续，熊国炳只能强忍着悲痛跟随部队长征、西征。
　　在西路军中，熊国炳与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王树声等共11人组成军政委员会，这时他的地位非常高。
　　可惜，西路军最终兵败河西走廊，熊国炳的命运也跟这支部队一样，特别悲惨。1937年3月，熊国炳率领200余名后勤人员，跟着西路军右支队行进。
　　到达老虎沟附近时，他们遭遇了一股敌人袭击，部队被冲散，熊国炳后脑被子弹擦伤，人也掉进雪坑，双腿被严重冻伤。
　　熊国炳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闭眼就是死，于是他强撑着不断爬行，幸好半夜遇到了两名战友，对方帮忙生火，将熊国炳腿上的冰拷去。
　　次日，他们又遇上了几名失散的战士，大家搀扶着熊国炳想去追赶大部队。然而，先跟他们碰见的却是一股马家骑兵，几人随即被俘。
　　在审讯时，熊国炳坚持称自己只是马夫，他穿得破破烂烂，双腿也冻得不成样子，敌人见他这幅模样信以为真，就只是把他关进裕固族人的帐篷，没有当成红军高级干部对待。
　　这位心善的裕固族老乡看熊国炳的模样可怜，帮着说了好话，还趁着马家军不注意，把人给放了，这才让熊国炳逃过一劫。
　　说来熊国炳运气也是好，他沿着祁连山西行，到酒泉屯升乡后被一位张姓的大爷收留，腿伤得到治愈。
　　那时国民党已经在四处张贴悬赏，熊国炳的人头价值一千大洋，这是一笔足以让很多人心动的天文数字。
　　为了不连累张大爷，熊国炳很快就离开，也是为了纪念这段恩情，他将自己名字改为“张炳南”。（本文还是采用原名，以免混淆）
　　后来熊国炳去到酒泉城里谋生，白天打工换点钱生活，晚上就躲进庙里入睡，他的心理素质也是够强，打工时曾跟旁人开玩笑要一起去抓熊国炳。
　　本来他是一直想要回归组织的，可多番苦寻无果后，终是认命似地留在酒泉，与一个开面馆的寡妇白玉生结婚。
　　就这样，熊国炳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活了十多年，在此期间，延安革命发展得如火如荼，他本有机会重归组织，但或许是出于愧疚、或许是因为有了新的家庭，最终他就留在甘肃，直到当地解放。
　　1949年9月末，酒泉和平解放，当地人民夹道欢迎解放军入城，熊国炳则在人群中泪流满面。他思考了很久，最终找到相关部门讲述自己的经历。
　　然而，由于时间过去太久，且无人佐证，政府就按照参加过革命的待遇，发给他四石麦子和50块钱。
　　对此，熊国炳的内心很复杂，不过他也没有发出怨言，就用政府发的补助开了一间磨坊。1951年底，熊国炳返回了老家，见到因自己而跛脚的生父时，他泪流不止，就留了下来与父亲、弟弟同住。
　　乡亲们看到他沧桑的样子好奇问道：“你既然还活着，曾经当过大官，怎么不去北京要个差事？你曾经的老领导徐向前是元帅，曾经的手下秦基伟也是将军，他们不会忘记你的。”
　　熊国炳听后摇摇头：我没本事，带了那么多兄弟出川，他们都牺牲了，我苟活下来已经很丢人了，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由于熊国炳再娶的妻子还在酒泉，1956年他向邻居借了40元钱做路费，把老伴接到四川。奈何老伴不习惯山高坡陡，1959年又再度迁回酒泉。
　　1960年，穷困潦倒的熊国炳落魄离世，到走的那一天，他内心还充满了遗憾，懊悔自己为什么没能把那些同志带回家。
　　其实也不能怪当地政府，那时国家刚成立，财政很困难，再加上熊国炳的经历有些跳跃、又没其他人佐证，就只好按照曾参加过革命的人员来对待。
　　只能说，在时代的浪潮下，任何个人都太过渺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