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兵练兵、选将任将？这部明朝兵书有独到见解

周伯通

如何选兵练兵、选将任将？这部明朝兵书有独到见解。

2021/12/09 来源：中国国防报

《登坛必究》为明万历年间诞生的兵书，作者王鸣鹤，生卒年不详，江苏淮安人。王鸣鹤“出自将门，少负伟志”，一直关注和研究兵学。他不仅熟读兵书，而且广泛辑录论兵之作，编纂成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登坛必究》。据该书“凡例”可知，王鸣鹤自称“专事汇辑而鲜发挥”，但即便是辑录之作，王鸣鹤也大量融入了自己对于兵学的思考。尤其是在评论部分，作者就治军思想、军事谋略等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选兵与练兵

    军队的基本组成是士兵。王鸣鹤认为，要想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注重士兵的能力和素质，从选兵和训练抓起。

    首先是严格选兵。王鸣鹤主张将那些身体强壮、武艺出众之人选拔出来，淘汰那些尸位素餐、不事训练的士兵。王鸣鹤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选兵过程中出现的怪状：明朝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并没有选对可用之人，而是挑选了一些游手好闲、投机取巧、空口呼号之徒。以这些人充军，只能如同东郭先生滥竽充数一样，浪费国家的军饷。这些士兵甚至不懂闻鼓而进和鸣金而退，若与强虏作战，几无胜算，贻害国家：

     “此所谓投肉虎蹊，几何而不贻国家之大患哉？”

    “选兵”重要，“练兵”更重要。身为将帅，在选拔精兵之后，必须加强训练。为此，王鸣鹤特意强调了“练兵”的重要性。如果军中士卒没有进行充分训练，他们就无法掌握作战要领，甚至连何时前进何时撤退都不知道；训练水平低下，即便是拥有百万之众也无法取胜，只能令士卒白白送死。王鸣鹤指出，在战争中，往往有士卒未经战阵便已胆怯，也有战马还未驰骋便已疲惫出汗，这不是因为“人怯马弱”，而是由于没有进行正规训练，是“不习之过”。因此将帅在平时必须加强训练，使士卒武艺精熟。只有经过训练的士卒，才有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的勇气，懂得齐心协力、勇往直前。

    任将和选将

    将帅对军队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王鸣鹤深知此理。他认为“帅”即“率领”之意：

    “率其众，以身先之也。”

    将帅能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其素质和能力对军队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王鸣鹤看来，明军出现重大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没能解决“选将”与“任将”问题，一直僵化地采用将官世袭制度。这种世袭制的存在，导致不少将帅不思进取、不学无术。他们既不懂兵法韬略，更不知权变之术。针对这种现状，王鸣鹤主张改变将帅选拔任用方式，革除旧弊，精于选将，将真正有用之人选拔出来，同时也要充分放权，令各级将帅真正担负起守疆卫土的职责。

    王鸣鹤在《登坛必究·自序》中写道：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安危之间，难易辨焉。”

    在他看来，将帅始终担负着挽救天下危局的责任，这正像丞相之于治国理政的作用，其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因此，自古以来的杰出政治家，都尤为重视将帅。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将帅的地位会被忽视，就是当国家承平已久、举世讳言武事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将帅即便身怀韩信、白起之才，也无用武之地。长此以往，武备必然废弛，将帅地位随之下降，由此带来深重危机。

    将帅地位既然如此重要，就不能不慎重选用。王鸣鹤考察了古代政治家通过选将来实现治军和强兵的事实，强调重视“选将”，也阐述了应如何选将。他认为，首先要尊重人才，对所选贤将报以一片赤心。其次，选将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以“才”为先，将才能突出与否作为首要标准。再次，要注意辨别，考察其是否值得提拔和重用。最后在平时还要注意“储将”，也即有意识地储备将才。

    贵谋和重诈

    《登坛必究》非常认同孙子“兵者诡道”和“兵以诈立”的主张，积极主张以谋胜敌，号召将帅积极研究谋略，主动运用谋略。王鸣鹤也由此出发，力推“谋主说”，大力弘扬战争谋略。王鸣鹤赞同孙子对战争的认识和态度，而且进一步总结出战争“所贵在谋”，这也是为战争谋略正名，抓住了战争的本质。身为将帅，必须要研究战争谋略，并善于使用战争谋略。

    为进一步证明谋略的作用，王鸣鹤举出吕望、张良、陈平和诸葛亮等善于谋略的古代名将故事，指出：

    “吕望谋于周而周王，良、平谋于汉而汉兴，诸葛孔明谋于蜀而存炎刘于既烬。”

    由于有吕望这样善于谋划的军师，周武王得以灭商兴周；因为有张良、陈平这样出色的谋士，刘邦得以在楚汉相争中取胜；因为有诸葛亮的出色谋划，刘备得以建立蜀国，从而延续了刘氏政权。从中不难看出，谋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视“诡道”，必然重视“出奇”，敢于对常规战法有所突破。王鸣鹤对“奇”进行了深入讨论，他指出“出奇”的重要性，更研究了各种“奇伏”之法。在他看来，“奇”与诡道之法及变诈之术紧密相连。上古时期，用兵尊奉古军礼，多有节制，所以多“正兵”；到了春秋时期，“兵尚诡道”，崇尚“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后，由于“出奇”之法被军事家们广泛接受，“正而奇，奇而正”这种无穷的变化，也就此成为“用兵之微权，万世不易之定论”。因此，必须对以奇用兵更为重视。

周伯通

中国古代军事类书性著作。明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武科进士、骠骑将军王鸣鹤辑。万历二十七年(1599)刊行，《明史·艺文志》有著录，现有万历刻本存世，40 卷,图560余幅，文100万字左右。全书共分72类,内容包括天文、地理、谋略、选将、训练、赏罚、敌情、海陆边防、大江守备、攻守城池、阵法布列、舰船器械、人马医护、河海运输以及文臣武将关于兵事的奏疏等。各卷大体以时代为经，依次排比，广征博引，“本之六经以讨其源，博之左国子史以谈其变，考之武经七书以求其法，参之历代将传以验其用，稽之近世名臣封事以采其识，旁及百家众技、稗官小说以尽其能”（明黄克缵：《淮阴王羽卿兵法序》）。各类前均有作者按语，它不仅起到提要钩玄的作用，而且反映了作者寻求历史借鉴的思想。他从“国家多事”（明万历刻本《登坛必究》，下同）的形势出发，主张“储将”练兵，增选器械，信赏明罚，采取“一面清野练兵备之于陆，一面鸠工造舟御之于海”，以适应御敌抗倭斗争需要。此书虽“专事汇集而鲜发挥”,但由于探源求全,对于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书中所辑六壬、太乙、奇门、占候，祭祷等内容，多迷信不经之谈。

《登坛必究》是明代末期一部重要的兵书，在宋明之际三部大型兵书中，上承《武经总要》，下有《武备志》，可以说是居于承先启后的地位。《武经总要》大都记载北宋以前的史料，而《登坛必究》则成于明朝万历年间，补充了宋、元及明中叶的大量新资料，尤以明代材料为最多，这对于研究中国军事史和《明史》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通观全书，与其它兵书相比较，又有其特点；　

　一、围绕军事问题选材。王鸣鹤本着“止取别刻有关兵事者”的原则，从上自周秦，下至明朝万历以前的浩繁古代典籍中，紧紧围绕军事问题选录有关材料，从而使本书保持兵学著作的鲜明挣色。还有，如《地理》卷，着重从军事的角度辑录有关省府州县远近，道路险易，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边塞关隘，江海设防，水路运输等内容，与军事无关者未录。　　

二、从当时国家军事形势需要出发，采集近世人有关筹边御倭的方略。如第10卷内，对东南半壁，记述了海、边防的要害之地，设防之方，以及卫所建制和分布情况，辑录了戚继光、俞尢猷、唐顺之、郑若曾等人的御倭方略。

　　

三、重视辑录改革方面的内容，敦促明廷革除弊政。在第12卷《选将》中指出“世久承平，武事废驰，机败于中制，而权轻于外监，事失便宜，动唯掣时。”并在本卷中辑录了欧阳修规劝宋仁宗改革从资品选将制度的言论：“革去旧弊，奋然精求。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人臣亦将以非常之效报国。”　

　

四、辑录了一定份量的农民起义的资料。王鸣鹤在记述各省府形势时，辑录了一些农民起义的资料。如著名的刘六、刘七起义，邓茂七起义等。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和镇压农民起义，但在客观上却保存了这方面的资料。　　

五、探源求全。全书约100万字，体系庞大，“自天文地理，内忧外夷，江河海防，以及选将行军，攻城象敌。樵苏茇舍③诸类，虽一器一艺，无不具载。盖本之六经，以讨其源，博之左、囡、子、史以谈其变，考之《武经七书》以求其法，参之历代将以验其用，稽之近世明臣封事以采其识，旁及百家众技、稗官小说以尽其能”(黄克缵《淮阴王羽卿兵法序》)。　　

六、所辑资料大都注明了来源和原作者，便于查核。　　王鸣鹤的《登坛必究》是在《武经·总要》之后取得的新的兵学成果。它所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时代的特点，赢得了后人的赞誉，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它刊行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史·艺文志》内有著录，现有万历刻本存世。到了清代，又进行过翻刻，流传较广。近年来，又由解放军出版社和沈阳书社联合出版，收入《中国兵书集成(第20-24集)》。此书在我国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研究军事史、经济史、科技史、交通史、海外关系史以及地理等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