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征文】《半条被子》第一章 跨越半个世纪的等待

赵文如月

《半条被子》第一章 跨越半个世纪的等待
有一天，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让我从书堆里抬起了头。
岁月的风，带着清新和暖意，在我们的生命中轻轻拂过，却又匆忙离去。历史是时间在生命中铭刻的痕迹。一个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得像是只有一瞬。时光留下的尘埃湮没了多少前尘往事，时间的隧道就让多少繁华成空。光阴流逝，那些历史和往事，像风一样吹过，只留给我们或深或浅的记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我们抹去历史的尘埃，提炼出其中的精华，追求心中的真善美，追求正能量。我们铭记着那些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理想和向往的人和事，那些人为我们传递生命的力量和信仰，那些事永远激励着我们向前。
在红军漫漫征途中，发生了许许多多的英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那样可歌可泣。而其中，发生在湖南沙洲村的“三个女红军和半条被子”的故事，却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我是中共党史研究者，挖掘和整理党史资料，是我的本职工作。党史研究者要面对主流思想与多元观念相互激荡，面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此消彼长，面对征集研究和资政宣教同频共振。对已经挖掘出来的党史书籍和资料进行再创作，让其不再只是书本上的一行行文字，而是以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走进百姓心中，也是党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职责。
有一天，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让我从书堆里抬起了头。
对方一番解释后，我才知道，这是湖南一家省级媒体的记者。他们想约我一起去湖南省汝城县沙洲瑶族村采访红军长征中“三个女红军和半条被子”的故事。
说起这个故事，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后，我对它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因为它属于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我特意搜集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
接到电话邀请后，我非常高兴，很乐意和记者们一起去沙洲村采访。采访结束后，我将按这家媒体的要求创作出剧本，由他们精心制作出影视作品，大力传播红色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故事，让更多的人为红军的精神感动。
我马上请了公休假，打点好行装，和媒体的朋友们一起，驾着小车，从湖南省省会长沙出发，打开导航，上了高速。我们走平汝高速公路，前往汝城。
“汝城”之名始于东晋，《宋书·地理志》记载：东晋穆帝升平二年（358年），分原晋宁县地置汝城县，隶属桂阳郡，有“内为衡（阳）宝（庆）门户，外扼赣粤咽喉”之美誉。现在的汝城县隶属于湖南省郴州市，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6脉的交接部，是湖南省进出南岭地区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山高林密，素有“毗连三省，水注三江（湘江、珠江、赣江）”之名。
汝城是一个多民族县，居住有汉族、瑶族、畲族、侗族、壮族、苗族、土家族、傈僳族、彝族、回族、布依族、黎族、白族、京族、维吾尔族等27个民族的人民。这些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为瑶族，其次为畲族。这里民风淳朴，风情独特，文化底蕴深厚。
通往汝城的高速公路，随山势起伏，蜿蜒曲折。近400公里的路程中，高架桥梁和隧道特别多、特别长。高速公路从连绵的大山中穿过，隧道一个接着一个，有的地方一条隧道就有几公里长，有的地方才几公里的路程却包含几条相连的隧道，小车在其中进进出出，车里的光线也是忽明忽暗，变幻不定。
我们坐在小车上谈论着采访，也时不时评点着窗外美丽的景色。
据说，修建这条高速公路，比湖南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要艰难得多，花的时间也特别长。山高路远，群山连绵，沟壑众多，要打隧道、建桥梁，自然没有在平地上修路快捷。
由此可想而知，当年红军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在这种交通不便的大山“皱褶”里，与敌人周旋，是多么不易。
因为限速，本来不算特别长的路程耗费了比预计更长的时间。我们一行人在中途简单吃了些东西，稍作休息后继续赶路，经过了漫长的六个小时，直到下午三点钟，才到达了汝城县。
走进沙洲瑶族村，只见高山环绕着村落，古老的青砖瓦房一线排开。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沿着古村落一路走过。即使在屋檐下走着，也能感受到它的古老。青石板的道路，点点的青苔和野草长在屋檐下。墙壁上的斑驳痕迹，门楣上的古木，门槛边光亮的石头，都向我们展示着村落久远繁荣的历史。
我们迫不及待地问向导：“当年三个女红军住的那间房屋在哪儿？”向导笑着，手往前一指，说就在前面。说着，她带我们走到发生半条被子故事的那幢庄严而沧桑的房子跟前，找到了故事主人公徐解秀老人的子孙……
我们一路走着，瞻仰着，采访着，记录着一个个生动的细节……
徐解秀的曾孙朱向群，现在已是村支部副书记、村主任。他给我们说起他曾祖母的故事，滔滔不绝。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记者罗开富老师采访他的曾祖母时，他还是个孩子。所以，对这个故事中的个别细节，他的记忆也不是很清晰。
我们又采访了朱向群的父亲、徐解秀老人的孙子朱分永。他在村里当了二十多年的村支书，谈起他祖母徐解秀的故事，自己先流下了泪水……
在汝城县的沙洲村采访了一整天，走访了十多位采访对象，笔记记了一大本，我感到收获满满。
但是，当时是怎样发现“三个女红军和半条被子”的故事，当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是怎么遇见徐解秀的，徐解秀究竟跟他说了些什么等细节，因为时间过于久远，这十几位采访对象也无法说得很清楚。因此，我和同去的媒体朋友，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为了更进一步挖掘这些细节，我决定自费前往北京，对当年徒步重走红军长征路、发现“三个女红军和半条被子”故事的《经济日报》原记者罗开富老师，进行深入采访……
“这次我来北京，就是采访三十多年前发现并报道‘三个女红军和半条被子’的故事的那位记者。”
长沙的春天，春雨飘飘洒洒，一个月都难得有几个晴天，整个大地笼罩在雨水中，朦朦胧胧的。连着好几天下雨，今天，像是老天爷知道我的心事一样，天放晴了，阳光明媚。
我一早起来，吃了早餐，准备行装。然后，用手机约了出租车，前往长沙南站，登上高铁，前往北京。
很快，我便上了车，找到自己靠窗的位子坐下。高铁奔驰着，我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风景从眼前飞掠而过，我却无暇欣赏，只想着要如何采访令我非常尊敬的长者，祈盼着这次的北京采访能顺利进行。
从长沙到北京的高铁，稳稳地停在了北京西客站。我拉着行李箱，从拥挤的人群中走出来，去搭乘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五十多岁，他打开车门下了车，动作麻利地打开了车后备厢，将我的行李箱安放妥当。我赶紧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出租车从北京西客站出来，汇入滚滚车流当中。
眼前一切都很顺利，我心里踏实多了，忍不住展目欣赏车窗外的风景。
几分钟的沉默后，出租车停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我望了望交通灯，又看了一眼司机。司机也正瞅着我，目光相接，我便笑了笑。
“您看起来像个干部……应该是搞文字工作吧？”
“嗬，眼光很毒啊！你怎么知道的呢？我就是搞文字工作的，做党史研究。”
“搞文字工作的人，‘瞎眼驼背白头发’！”
“哈哈哈……说得不错！”
这个出租车司机，一定是看到与我年龄不相称的白发，和我鼻梁上的高度近视眼镜了。
“研究党史？那一定很枯燥吧？”司机想当然地问道。
“也不。不过，文字工作者都是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苦的。”
聊我的工作，并不是一个能让司机感兴趣的话题，于是，他又切换了新问题。
“听您口音，是湖南人吗？”
湖南人说普通话，除了不习惯卷舌音，还带着方言尾音。
我出生在湖南农村，是个地地道道的湘南人，所以说话的口音特别重，出租车司机见多识广，一听，就听出来了。
“嗯，我是湖南人，在长沙工作。”
见自己又猜对了，司机显得特别开心，语调更是轻快了不少，一边拿眼睛雷达似的判断着路面情况，一边又聊开了。
“湖南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年轻时候在那里当过兵！”
“在韶山当兵吗？那可是毛主席的家乡。”
“哪里能有那样幸运，我是在长沙当兵。”
“嗯，长沙是省城，那也挺不错的。”
“是啊，长沙挺好的，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您来北京，是为了搞党史？”
说着，司机又回头询问，想必是我刚提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是的，我是来采访‘三个女红军和半条被子’的故事。”
“半条被子的故事？采访？”出租车司机颇有些吃惊，他忍不住侧头看了我一眼，判断我是不是在同他开玩笑。
说起来，他在长沙当过兵，长沙就是他的第二故乡，遇见长沙人到北京出差，虽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已经不经意间给了我这半个老乡多一分的亲切。
看他一脸疑惑，我便细细解释给他听。
“我说的‘半条被子’，你知道吗？那是三个女红军在长征途中，住在一个瑶族老百姓家里，三个女红军离开的时候……”
出租车司机马上接口说道：“啊，这个，我太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这回，轮到我一脸吃惊了。
“我怎么不知道！有一天，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坐我的车，一上车就急着催我打开收音机，说他们要听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哈哈！真的吗？”有这样的巧合，真有意思，我笑起来。
“怎么不是真的！我刚打开收音机，就正好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哈哈！难怪我一说，你马上就知道是这个故事了！厉害，厉害！”我也开心得眉飞色舞，接着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湖南省汝城县的一个叫沙洲村的小山村。这次我来北京，就是来采访三十多年前发现并报道‘三个女红军和半条被子’的故事的那位记者。”
“那可是80年代初，一晃就是三十多年，时间过得真快。再说，那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哎，可大不一样了。”
“什么大不一样？”我听他语气带着感叹，于是试探着问，“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是当然的。”
这时，出租车跟着导航指示行驶，沿十字路口拐了个弯，有点儿堵车了。司机见我并不赶时间，于是话题自然接了上来，笑着说：“您看，现在媒体追踪的热点是些什么东西？哪个演员出轨，哪个演员离婚，立马就能炒得沸沸扬扬，一连好多天的各种炒作轰炸，大报小报各种网络平台，人尽皆知，这有意义吗？……我就说，这个社会变了！”
他这样说，我不由得想，这位出租车司机到底是当过兵的人，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普通人是不同的，带着更多社会责任感。于是我也就接过了话题：“其实，很多记者都愿意寻找更有社会价值的新闻，但社会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八卦也还是有它们的市场。你看，我们搞党史研究的，写的都是真实感人的故事，我就宁愿费心费力、千里迢迢地来挖掘像‘半条被子’这样的好故事。”
说到这儿，司机也表示能理解我的说法，但对我的工作将会产生的社会反响，他表示不是很乐观，说：“您的确是在传播社会正能量，这是好样的。不过人家都围着金钱转，您这些正能量的党史文章有市场吗，有人看吗？”
我便坚定地回答他：“毫无疑问啊，这肯定有。再说，不去做怎么知道？好的、真实的故事，要靠我们挖掘出来、写出来、传播开来。”
抵达目的地，出租车司机显然非常佩服我这个搞党史研究的半个老乡，停稳了车，又绕到车后帮我把行李箱取出来，还嘱咐我几句：“到北京了，采访完，要抽空好好转转，咱北京好着呢。”
我也非常感激司机的周到、热情，将手机支付成功的界面，亮给司机看了看，同时笑着说：“好嘞，谢谢师傅，祝你开车平安。”
368天艰苦长征路，真要细细地说，说上多少天多少夜也说不完吧！
我到北京要采访的人，是《经济日报》原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罗开富。
罗开富生于1942年9月25日，浙江吴兴县人（现湖州市南浔区）, 1961年7月应征入伍，1964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79年2月，他曾冒着枪林弹雨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随军采访。在他开始“徒步长征路”采访前，就曾荣立三等功一次，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长征采访归来后，他又被评为中共中央机关先进工作者。
198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罗开富为《经济日报》副总编辑。1996年3月，他到中央党校省部级班进修，1996年9月起担任《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职务。2003年起，罗开富任第10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9年退休后，他又用3个月时间，乘车再次踏上长征路，并在沿途进行采访。他还担任中国智库（即中国经济前沿决策顾问中心）副理事长、中国慈善总会新闻界志愿者慈善促进会执委和“感恩长征路”系列活动总顾问。
罗开富是一个勤奋、善良、有情有义的人，爱他的人爱他率真性情，恨他的人恨他无私坦荡。这个人，豪爽、好客、桀骜，更是倔强…… 想到这里，我心中充满了敬佩，心情也有些忐忑。
退休后的罗开富老师，生活依然十分充实和忙碌。
这次采访，我也是约了好几次，才得以成行。
我在附近的一个宾馆住下来，简单地洗漱后，便掏出手机，打通了罗开富老师的电话。
他说，早已在经济日报社等我了，要我直接去报社门口。
等我到达经济日报社，罗开富老师已经亲自在社门口迎接我。我再次拨了电话，罗开富老师马上走过来，主动伸出手和我握手，又很亲切地拉着我走进报社。这些举动，让我深切感受到他对晚辈和对党史研究者的爱护与关怀。
罗开富老师已经77岁了，瘦瘦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非常精神。他说话声音洪亮，语速也很快，非常热情、好客。
走进报社，一路上不停地有同事跟他打招呼。他也不断向他们招手致意。
上了楼，就来到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我们走进去，感到有点窄。
办公室里除了一张办公桌，还放有一张小床。办公桌上摆着一叠一叠的书报。
我刚坐下来，罗开富老师走过来，赶紧掏出一包烟来，抽出一支递给我。我摆摆手，说不会抽。他笑着说：“你搞文字工作不抽烟？我一天需要两包呢。”说着，拿起桌上的打火机，点燃香烟，吹出一口烟雾。
接着，罗开富老师把烟叼在嘴里，腾出手来要给我倒茶。我赶紧站起来想自己倒茶，他却示意我坐下。他打开桌上的茶盒，抓了一把茶叶放在玻璃杯里，冲了开水，递给我，说这是上等的白茶。随后，他坐下来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烟，一支接一支，抽个不停；茶，自然也是一口又一口，喝个不停。
罗开富老师拿出了自己徒步重走红军长征路时写下的日记《红军长征追踪》递给我。说了没几句，我们就直接切入了正题，说起他那段难忘的经历。
“我们知道，红军长征是指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陆续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地区进行的战略大转移。”罗开富老师吸了一口烟说道，“其实，中央红军长征是1934年10月10日晚6点12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86000人，分别自福建长汀、江西瑞金等地出发，于10月16日，在江西省于都县城集结统一出发。”
红军为什么长征？我查阅了一些资料：
蒋介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之下，实际掌握着中央领导权的王明犹如惊弓之鸟，他到处躲藏，最后藏在了上海郊区的一座庵堂里。他觉得能够救他于危险之中的还是苏联人。王明给米夫打电报要求去苏联，米夫立即回电邀请他到共产国际工作。临走时，王明安排了中共中央的工作，这时张国焘已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周恩来将被派往中央苏区任书记，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已经所剩无几，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其成员是张闻天、陈云、康生、卢福坦、李竹生等，总书记是年仅24岁的博古。
这时，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苏区。1933年1月，经秘密交通站护送，博古、陈云、张闻天先后到达瑞金。
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12年后，搬到了中国的乡村。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两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
就在中共中央谋划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展新战略时，蒋介石也在策划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蒋介石在四五年间，对红军进行了五次大的“围剿”。
第一次“围剿”:1930年11月—1931年1月，蒋介石兴兵10万，悬赏5万光洋，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诱敌深入，5天内打了两个胜仗，歼敌一个半师，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二次“围剿”:1931年4月—1931年5月，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兴兵20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连打5次胜仗，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余支，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红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围剿”:1931年7月—1931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德、日、英军事顾问参与战事筹划，调兵30万，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毛泽东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8万人，缴枪1.5万支，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第四次“围剿”:1932年12月—1933年2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委何应钦任“赣闽粤湘剿匪总司令”，先以30万兵力围攻鄂豫皖苏区，10万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得手之后再集兵50万进攻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遵照中央的指示，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作战的历史，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1933年9月25日—1934年10月10日，蒋介石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南昌行营”，集兵百万，几乎倾全国之兵，其中用于中央苏区50万。其嫡系部队倾巢而出，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入被动，节节败退。
1934年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离，开始长征。
先后有四支红军部队进行长征。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福建长汀、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历时一年有余，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是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1934年10月16日晚，86000名红军将士跨过江西于都河，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转移——长征！”罗开富老师打开了话匣子。
“那么，1984年，在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之际，‘重走长征路’是谁最先提议的呢？”我适时插入话题。
“这个，1982年9月，我作为《经济日报》的创办人之一，就在全国记者会上正式提出，想去重走红军长征路。当时我们报社的安岗总编辑觉得我的想法很好，所以很快就给予了批准。但安总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说到这里，罗开富老师停顿了一下，他喝了一口茶，缓缓地接着说：“安总编提出，既然要重走红军路，就必须学红军，来真的，要不怕苦、不怕死。他给我提出‘六个必须’，一是必须走原路，不准抄近路；二是必须徒步，不准骑马、不准坐车；三是中央红军长征走了368天，他要我也必须368天完成；四是每天平均走75里路，还必须写一篇当天的见闻稿；五是小病小伤必须坚持，大病大伤再考虑换人；六是中央红军因战事休整的路段里，必须设法采访到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路线……”
听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倒吸一口凉气，马上坐正了身子，小心翼翼地问：“这是行军打仗的节奏，还要按同样的区段和时间去走，难，太难了……”说着说着，我说不下去了，因为其中的困难，是我无法想象又无法承受的。
“难度是有，而且比我自己想到的要大。虽然我当过铁道兵，经历过艰苦，但重走长征路的第一天，脚上就磨起了血泡，第三天血泡就已经和袜子粘连，包扎之后连鞋都没法穿，只能穿着草鞋由向导扶着走……
“走了20多天后，又冒出来不少新困难，比如写新闻报道大多靠乡村电话或到乡邮电所拍发电报传稿，然而农村设备落后，困难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再一个是没有钱付通信费、伙食费，那时沿途山区基本没有电，还要购买蜡烛和手电筒使用的电池等，很快就入不敷出了。
“得知我的困难后，还是中国农业银行发出通知，说沿途可随时到各县支行预借所需费用；邮电部电信总局向相关省、自治区及其所属邮电部门发出通电，要求为我提供电信特别服务；有关费用，可作为特例，将账单等寄回报社。从1984年11月底开始，我才再也不用为缺钱、为找不到邮电所发愁了。”
“是的，我翻阅过当年的部分报道，说您作为一名记者，凭着坚强的意志完成了368天重走长征路的壮举，为中国新闻记者谱写了一支颂歌。而且事隔25年，又在已逾花甲之年历时67天再次重走了长征路，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我由衷地感叹道。
“我是在1984年10月16日中午，从福建长汀中复村出发，到达江西瑞金，第三天从瑞金出发到达于都县城的。于都河紧靠县城，古称为贡水。我放下行李，直奔河畔，只见足有一里宽的河水蜿蜒东流，河水十分清澈，在阳光照耀下，河底的沙石随着粼粼的水波晃动，真美啊。”
说到这儿，罗开富老师略停了停，端起茶喝了一口，才继续说：“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英勇的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在人民的拥护下建立起中央苏区。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只几年间就几乎把中央苏区搞垮了，红军主力被迫突围转移。在于都河畔，百姓与红军、战友与战友彼此依依惜别，而且当时谁心里都明白：走的，不知走到哪里去；留的，不知留到哪一天，都不知何日再能相见。”
“在和平年代，徒步重走长征路都如此艰辛，红军当年的长征路该如何艰辛，哪里是后人能够想象得到的？但我们仍旧认定这两次重走长征路具有非凡的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我一路沿着红军的征途，除了进行体验和挖掘，对红军精神的推崇和敬仰更是与日俱增，因此，我严格按照红军长征的行程，同一个日期出发，同一个日期抵达。红军长征走了368天，我也必须走368天，每走到一个地方，都必须是红军长征的当天。比如说1935年1月7日，红军打下了遵义城，当时是7日凌晨两点进城。50年后，也就是1985年的1月7日，我也需要抵达遵义城。那时候我的腿骨骨折，是许多小伙子轮流架着我的胳膊行走，硬是搀扶着我按期走到了遵义城里……”
368天艰苦长征路，真要细细地说，说上多少天多少夜也说不完吧！我听得入迷，同时也没有忘了此行的目的，于是，等罗开富老师停下来的时候，我小心地切入了自己的问题：“罗老师，这样说起来，1984年的时候，您也是在11月7日当天，进入湖南汝城县的沙洲瑶族村的吗？您当时遇见了徐解秀老人吧？能给我讲讲经过吗？”
采访徐解秀老人，是罗开富老师重走长征路中重要的一章，且是他记忆深刻的一章。听我提及，罗老师想起我来之前打电话联系时，有过详谈“半条被子”故事的请求。
“可以。其实跟你通了电话以后呢，这两天我也时常追忆相关的情形。1934年11月6日，红军先头部队就经过沙洲村了，但整个队伍用了好几天才走完。”
……
红军为何会经过湖南汝城？我们要回到1934年硝烟弥漫的战场探寻答案！
红军为何会经过湖南汝城？
我们要回到1934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那一段悲壮的史实中探寻答案！
事实上，在1934年，红军曾两次经过汝城。一次是在10月，一次则是在更早的8月。
1934年春夏，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为了分散和减轻敌人主力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李德提议并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同意，决定以红六军团9700余人为西征先遣队赴湖南，在任弼时等人的指挥下，撤出湘赣革命根据地。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向红六军团下达了《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根据地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对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的路线、行动步骤以及到达预定地域做了具体规定。
接到任务后的红六军团迅速开拔，朝着目的地进发。8月11日，红六军团五十三团占领沙田，主力部队不顾酷暑、饥饿和疲劳，昼夜兼程，突破敌人几道封锁线，跳出敌人包围圈，由江西遂川进抵桂东寨前圩。8月12日上午，红六军团在寨前圩的河滩上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西征誓师大会，一方面庆祝突围成功，另一方面对全军下一步行动做了战斗动员。寨前圩誓师大会，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增强了西征必胜的决心。
清晨，红六军团五十三团由沙田出发，经桂东之文昌、大湖，越过汝桂之间的石壁山，进抵汝城濠头扶竹洲。早饭后，再经上河、濠头圩、花木桥、永丰坳、永丰洞、江背山、塘下、两口水，于当天下午5时左右到达田庄的乾甫，当晚，又往暖水进发，并在暖水等村庄宿营。
这时，敌人已经嗅到了风声，正秘密谋划，迅速行动。湖南军阀何键急令刘建绪为“第四路军前敌总指挥”，调三个师尾追红军，同时令地方保安两个团在资、汝之间的滁口、文明司一带防堵，遣一个师和两个保安团控制郴州资兴之间的要道。与此同时，粤军六个团兼程北上，妄图与湘军配合，于郴、桂、汝之间围歼红六军团。
由于敌情变化，红六军团放弃在湘南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暂时立足的计划，誓师大会之后，乘敌人围堵部署尚未完成和湘江防御还较薄弱之际，迅速甩开敌人，从寨前圩出发，经沙田、径口、开山，向汝城田庄进军。
8月13日凌晨至上午，红六军团主力从桂东经汝城白泥坳进入田庄，于下午抵田庄圩，并在附近的联江[插图]、文泉、蔡家、塘丰等村宿营。8月14日凌晨4时，红六军团五十三团由暖水出发，主力部队由田庄出发，由沤江而下，经暖水双联、北水、江顾峡、昌前、凉滩与马桥之行星、江子口等处，往资兴黄草坪、滁水方向挺进。
一路上，红六军团都耐心向群众宣传、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北上抗日的主张，并将打土豪所得财物分给贫苦群众。在濠头乡濠头村郭家宿营时，红军开展写标语竞赛活动，全村共写100余条标语。这些标语无不体现红军与群众一条心，红军的目标意在带领群众走向光明。如此一来，红军所到之处都深受群众的爱戴与支持。在濠头、田庄、暖水等地，红军的到来给贫苦群众带来了希望，红军走时十余名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行军途中的行为准则。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加强革命纪律，并严格执行统一的纪律，这是红军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
红军刚成立时，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都不是很强。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驻扎时，正逢当地红薯收获。在初次助民劳动中，有的官兵吃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
不久，部队开到茶陵筹款，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于是，毛泽东又有针对性地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
1928年1月，部队到遂川发动群众和筹款。当时，部队以连、排为单位与群众广泛接触，也出现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毛泽东了解情况后，又给部队规定了“上门板”“捆禾草”等六大注意事项，其中的主要规定都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关。
1928年3月，部队南下湘南到根据地外活动，纪律显得更重要了。4月初，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将过去陆续制定的纪律和注意事项综合在一起，并进行了简单修改、补充，正式定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予以颁布。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禾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鲜明地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
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31年，中共中央代表欧阳钦在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情况时，具体地报告了红一方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措辞略有改动，并成为全军和地方武装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军队建军的统一纪律，对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和增强军民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直到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不过，当年在红军长征途中，内容表述上可能不完全和《双十训令》的内容一样，但大意已经十分接近。为了让战士们更容易记住内容，更好地贯彻这些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当时被编写成了歌曲，最早传唱在部队中的《红军纪律歌》，用的是《苏武牧羊》的曲调。现在大家所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则是1935年仿照了当时在鄂豫皖地区流行的《土地革命成功了》的曲调写成的。由于内容重要、曲调熟悉，这首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当时的歌词是这样的：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反了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
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在那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深深刻在了红军战士的心里，体现在他们日常的行动中。这样的温暖也流进了百姓的心田，孕育了革命最终走向胜利的强大力量。
经过汝城的时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成形，红军严格遵守纪律，对百姓秋毫无犯，帮助百姓排忧解难。所以，在红军危难之际，汝城县党组织和群众全力帮扶，使他们以神奇的速度穿越桂、汝崇山峻岭，顺利越过敌军控制薄弱的汝城山区向资兴进发，为接下来的红军长征开辟了可行道路。
这是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第一次经过汝城的情况，虽然时间不长，却也让部分百姓知道了红军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军民之间，开始建立初步联系。美好的种子在百姓心中种下，长出了生机勃勃的新芽。
红军跟汝城百姓的更进一步接触，是在1934年10月。当时红军主力部队长征，途经汝城，开展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赞歌。
“那三个女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她们说，要送我一条新被子呢！”
南方山林的深秋，层林尽染。汝城的深秋却是战火隆隆。
为阻止红军转移，蒋介石设置了四道严密的封锁线。
第一道是江西安远、信丰、赣县至广东南雄一带；第二道是湖南南陲的汝城至广东仁化之间；第三道是粤汉铁路株洲至韶关路段；第四道是湖南、广西边境的湘江沿岸公路。蒋介石妄图用这四道封锁线堵截并消灭红军。
红一方面军前锋第一、三军团在江西安远、信丰之间，经过一场恶战，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乘胜沿湘粤赣边境向汝城进发。
1934年10月27日至28日，蒋介石命令南路军尾随红军追击，并以西路军于桂东、汝城及湘南地区堵截。国民党政府军在桂东、汝城、城口、仁化之间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在这条约40公里长的封锁线上，敌人的明碉暗堡遍布。
在此之前，党中央看出蒋介石意图利用陈济棠的兵力剿共，对陈济棠进行了抗战反蒋的统战工作。1934年9月朱德发出《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并派何长工等与其代表谈判，达成秘密停战协议，为红军顺利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取城口、夺通道的任务由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承担。在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集成率领下，红军以奔袭的方式夺取了城口。
11月1日，军委命令一、三军团攻占城口、汝城。红军先头部队进入汝城。
这段历史，罗开富熟稔于心。他的“重走红军路”行动，随着历史书卷的展开，开启了新的篇章。
“1984年11月3日，我从广东仁化城口进入湖南汝城。赣粤分界的梅山往南，往广东的南雄是走下坡路，从南雄到仁化县城往北的城口进湖南是走上坡路。……1984年11月3日，我行走了80多里才走进湖南省的汝城县。”罗开富老师说着，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说，“11月4日，我从县城出发，经过泉水[插图]、正水、延寿新坡，住延寿乡。”
11月5日，罗开富在延寿瑶族乡采写红五军团董振堂率部攻克青石寨堡垒、掩护辎重部队通过的悲壮历史故事，还在该乡住宿。
11月6日，罗开富到达延寿乡山眉村。同一天，他到达盈洞瑶族乡，脚上起了大血泡，去医院敷了药。盈洞瑶族乡政府没有电，罗开富在煤油灯下记下了红九军团罗炳辉率部数次冲锋、拿下仙人崖要地的激烈战斗过程。当晚，他住在盈洞乡，发不了电报。
11月7日，一大早吃完早餐就赶路，罗开富继续沿着山路从盈洞、坳下、联丰、永联、四十八崎赶往文明乡。这一天，从盈洞走到文明乡，在文明乡采访完又走到里田，足足走了46公里崎岖山路。
“11月7日，红三军团主力占领文明司（文明乡旧称），中央机关、中央军委纵队及各军团部队陆续抵达文明司，分别在老田村（五一村）、秀水、韩田、沙洲、新东、文市等地宿营并短暂休整。”
从江西一路过来，罗开富用了二十多天，每天还要完成拍摄和写稿的任务，当他拄着一条木棍、背着一个背包，翻山越岭来到汝城县沙洲瑶族村时，刚好是11月7日。
沙洲瑶族村隶属于汝城县文明乡，位于后龙山麓、滁水河畔、汝城县城西50余公里处。沙洲村总面积0.92平方公里，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6%。2016年11月，沙洲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沙洲村属于条件非常艰苦的山区，四周被崇山峻岭环绕。虽然是深秋，山路两旁的树木照旧还是绿意葱翠，只是近处山色层次更丰富了些，层林尽染，五彩缤纷，远处依旧重峦叠嶂。
群山怀抱中的沙洲村，犹如大山深处的一颗明珠。
罗开富记得，他一进村，首先引来的便是一阵阵犬吠……
“红军是1934年11月6日进入沙洲村，而我是在11月7日抵达的沙洲村，由于时间紧，没计划住下，采访结束后我就准备离开沙洲村，当时已经是下午3点15分。”汝城是蒋介石第二道封锁线上的重要关卡。当红军在江西安远信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部火速出兵，在湖南汝城至广东城口之间设置了堵截红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并在汝城布下了重兵。在第二道封锁线上，国民党紧急调集了湘军六十二师、汝城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分兵把守县境各要地、道口，并在这一线实行坚守碉堡、清查户口、集中粮食、处理食盐的“坚壁清野”政策。汝城县成立了以朱松俦为首的建碉委员会，强抓民夫，日夜赶修，短期内共筑成碉堡200多座，凡主道、隘口上都建有“乌龟壳”[插图]。蒋介石妄图依托坚固工事在第二道封锁线上堵截、消灭红军。与此同时，粤军李汉魂部因执行秘密军事谈判协议，仅派了一个连防守城口。
汝城也是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主要战场。担任红一方面军先锋的红三军团经过缜密侦察，认定“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因此决定“放弃进攻汝城县城，以一部监视汝城之敌”。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大转移，红军总部指示一、三军团“打开由官路下到文明司山田铺的道路”。
1934年10月31日，红三军团四师十一团抢占了苏仙岭制高点，从而拉开了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序幕。
这位慈祥的瑶族老人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好像有什么事要同我讲。我心里忽然有了异样的感受。
“我进村的时候，就注意到有位80多岁的老大娘正在村口的高坡上站着。大娘身着瑶族服装、头戴瑶族帽，裹着一双小脚，手里拄着一条拐杖，也不知道在眺望谁回家。”罗开富老师这么说，“我在村子里走动时，老大娘也一直跟着我转，直到我要离开了，发现这位慈祥的小脚老人还是跟在我后面，从不远的地方看着我，我心里有了异样的感受，就跟向导说，‘我总感觉这个老人是有什么事要同我讲，你去问问她。'”
“向导走过去，用方言询问了老人，老人这才走过来问我：‘我能不能问你一件事？’我赶忙说：‘可以，老人家有什么事呀？’老人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走近我。可能看着我瘦瘦高高，穿着红军军装，头发挺长，胡子拉碴，不修边幅，像当年的红军一样，这位老人的记忆像是回到了从前，她突然亲切地抓住我的手，高兴地说：‘果然是你们回来了？那三个红军姑娘什么时候回来？她们说，要送我一条新被子呢！'”
说到这里，罗开富老师将我放在他面前的录音笔挪了挪，调整一下位置，才继续往下接着说：
“你知道，因为我当时每天走路，在山里面跑，吃得简单，洗浴条件几乎没有，所以看上去干瘦，身上也脏，头发还长，样子看起来……但我穿的是红军服，头上还戴着红军帽呢，一看就像当年的红军战士。所以，我就跟老人解释说，我不是红军战士，我是从北京来的，是来重走长征路的记者。
“老人听了挺失望，她用一双混浊的眼睛，紧盯着我问：‘你是北京来的？你能不能帮我找到三个红军姑娘？’
“我握着老人的手，笑着问她：‘大娘，三个红军姑娘是谁呢？她们在哪里？送您一条新被子是咋回事？’
“老人没有马上回答，她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松开，好像是抓住了希望，生怕一放手，我就会走了。我便扶着她，慢慢地坐到路边的石头上，听老人家慢慢说。
“老人坐下还没开口说话，就开始流眼泪，她看起来很悲伤，不停地用长长的衣袖抹着眼泪。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劝慰她。”
“这个老人，就是您文章里写的徐解秀，对吗？”看到罗开富老师略顿了顿，将眼神转向了窗外的天空去了，我忍不住插了一句。
罗开富老师收回了视线，将快烧到手指的香烟在瓷烟灰缸边敲了敲，吸了最后一口，将烟头掐灭，扔进了烟灰缸。这时，他才压下骤起的情绪回答我：“是的，她就是徐解秀老人。当时，她都80多岁了，却对年轻时的事记忆犹新。这50年来，她每到逢年过节，或者是在与红军见面的日子，都会到村口的高坡上去等着，看能不能等到三个女红军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