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12月7日

周伯通

历史上的今天——12月7日

1732年12月7日 英国皇家大剧院在伦敦开幕

在288年前的今天，1732年12月7日(农历1732年10月20日)，英国皇家大剧院在伦敦开幕。

英国皇家歌剧院(The Royai Opera House)

1732年12月07日，英国皇家大剧院在伦敦开幕。

法国大作曲家德彪西曾称赞英国皇家歌剧院代表了英国人最优秀的一方面，不但装修富丽堂皇，而且音效尽善尽美。英国科文特花园剧院是伦敦最负圣名的老牌歌剧院。从1732年12月7日首演英国杰出的喜剧作品康阁里夫人〈〈如此世道〉〉至今，该剧院曾经三次被大火扫烧毁。

从1858年直到现在，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中段以外，每年都在特定的伦敦“演出季”时间里推出歌剧作品。1892年，科文特花园剧院得到了“皇家歌剧院”的荣誉称号这期间，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门，纷纷来此登台献艺，剧院也 跻身于世界一流歌剧院之列。

评论：新旧交融的现代时尚生活空间

1868年12月7日 印尼首富及糖王黄奕住诞辰

从“剃头匠”到 “印尼糖王”的南安华侨黄奕住诞辰

在152年前的今天，1868年12月7日(农历1868年10月24日)，印尼首富及糖王黄奕住诞辰。

黄奕住，印尼前首富及糖王。著名的爱国华侨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县。

黄奕住传略

黄奕住先生是从印尼归国定居在鼓浪屿的爱国华侨企业家。他的一生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本世纪 20 至 40 年代闽南一带流行着一句话：“要想富，就学黄奕住”，说明当时民间对他的欣赏和羡慕，其实他对鼓浪屿、厦门，乃至福建和全国的现代社会经济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更值得后人敬仰和纪念。

黄奕住走向巨富是经过一番艰难历程的，艰难困苦的人生道路将他锻炼得坚强、成熟，从而取得成功。

黄奕住出生于 1868 年 12 月 7 日(清同治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福建省南安县十四都(今金淘区)楼霞图(今楼下乡)石笋村。其祖先来自湖北的江夏，定居南安后，其世系有族谱可查，且知其职业与家境的，是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他们都是贫苦的农民。

黄奕住是长子，他的父亲盼他能早日支撑其家业，光宗耀祖，所以家里虽穷，在他五六岁时，还是送他到私塾读书，才读几年，尽管塾师认为他“聪慧过常儿”，但因他的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相继出世，家庭人口增加，父亲辛勤耕作，母亲替人纺纱，起早摸黑，终年劳动，全家人还是以甘薯度日，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真是一贫如洗。万般无奈，只好把一个弟弟送给远亲领养，小妹妹则送给人家做童养媳。黄奕住也只好辍学帮助父母劳动，清晨就要上山砍柴，挑去卖了，回来后下田干活，与父母一起挑起养家的担子。年复一年，还是不能改变家庭经济状况，只好另谋生路。幸好黄奕住的伯父黄伯顺会剃头，父亲就将黄奕住送去伯父处，拜他为师，学习理发的手艺，那时黄奕住才 12 岁，从师三年，他学成出师成了一个独自行业的青年理发匠。他每天挑着理发担子，沿村串乡，上门为人服务。除本区外，还到邻近的安溪县去。这种活路很辛苦，收入微薄，但聊胜于无，可以有现钱收入贴补家用。

黄奕住串乡理发，接触的人多，了解的情况也多。他从人们的言谈中，得知东南亚各地气候温热，雨量充沛，适宜农作，华人勤快，那里就业和发展的机会很多，其中经营有方者，已成富翁。到南洋去谋出路，成为南安当时青年的一种向往。黄奕住是一个有志青年，他对人说：别人能去，我也能去，“事在人为耳。”到南洋去的念头，在黄奕住的心中变得越来越强烈。

1884 年的一天，黄奕住为一豪绅理发，在修容时，该豪绅突然咳嗽，黄奕住冷不及防，手中剃刀微伤其额角。豪绅顿时大发雷霆，大声呵责谩骂，扬言日后要找他算帐。黄奕住知道惹不起他，又怕父母受累，只好远走南洋避祸，与父母一商量，父母都支持。父亲卖了祖传的一丘田，得价 36 银元，交给他作盘缠。母亲手治行装，让他带着几件衣服和理发工具去厦门，随同乡前辈出国。

当时闽人出国的方向，以南洋为主。在南洋诸岛中，集中于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和荷兰殖民地爪哇等处，路程虽比去菲律宾远一些，但入境手续简便，只要买张从厦门出发的船票，即可入境。闽人出洋，向南走的，差不多都是先到新加坡，然后到马来西亚各埠、东印度群岛、泰国等地。黄奕住与乡亲们商量也走此线，于 1885 年春搭木帆船从厦门出发到达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亚洲大陆马来半岛南端，太平洋和印度的航运孔道马六甲海峡出口处，交通方便。1824 年 8 月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开辟新加坡，一方面将它辟为自由港，另一方面广招移民，参加修建港口、船坞、兴建城市。这个城市华人很多，但是由于清政府国势的软弱，华侨深受英国殖民者的欺侮。黄奕住到达新加坡后，住在一个开商店的乡亲家中。东南亚华侨素有提携乡亲的优良传统，对于来自祖国的同乡，无论过去是否相识，均供食宿，介绍当地风土人情，教讲方言，帮助找职业，使他们能早日立足扎根。而寄食者在未找到职业之前，则帮助主人做些事。黄奕住自小勤劳，能吃苦，又机灵，得到乡亲的喜欢。他寄居乡亲家中，除帮助做些家务事和店中杂务外，还挑着理发担，到码头等人多，特别是穷人多、华人多的地方为人剃头。在新加坡，因为理发匠多活路少，且黄奕住原是农村理发的，从艺不久，技术上也不适应新加坡的要求，很久没有找到固定的事做。到 1886 年春，黄奕住一年辛辛苦苦挣下的钱，也仅仅够偿清来南洋时欠下的船票钱。这年的夏天，在乡亲的介绍下，他转到了雪兰莪港。

雪兰莪港位于新加坡的西北方向，临近马来西亚最大城市吉隆坡。当时，正处于开发时期，也是华侨集中地之一。黄奕住在雪兰莪不仅受到个别乡亲的热情关照，也得到当地福建同乡组织——雪兰莪福建公司(1926 年改名会馆)的具体帮助。黄奕住在雪兰莪仍以理发为生。该地华侨大多数在种植园中劳动，他奔波于种植园之间，为华侨种植园主和园工理发，收入很少，生活颇苦。苦干一年多以后，1887 年，他又随同几个熟悉乡亲越过马六甲海峡，流浪到了海峡西岸的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

棉兰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东岸日里河畔，是该岛最大的城市。1880 年辟为商埠，中国人来这里谋生的人甚多，其中福建籍的占很大比重。在棉兰，黄奕住仍以理发为业，所得仅够糊口，情况并不比在新加坡、雪兰莪好一些。于是又于 1888 年南下，转到爪哇的三宝垄(Semarang)。

三宝垄是爪哇岛上中爪哇的首府，它是爪哇首都巴城(今雅加达，地处西爪哇)和东爪哇首府泗水市(东部主要商港)之间的贸易联络中心，而且本身亦有良好的港口，成为爪哇岛内外贸易，特别是中爪哇各种土特产的主要集散地。商业发达，华侨中经商的很多，成功的不少，他们在商业界有实力，黄奕住在三宝垄，先住在一个开杂货店的老乡家里，帮助他做些店里的事，几天后，看到店里并不缺人手，他不想成为乡亲的负担，便主动和乡亲商量，重操理发业，自食其力。得到支持后，又挑起理发担，白天四处奔波，为人剃头，夜间就在濒海的妈祖庙里栖身。因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生意不好。遇到雨季，几天做不成生意，就要饿肚子。但理发这一行当，接触面广，容易学习当地方言，熟悉当地情况。

黄奕住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经营商业可以有较多赚钱的机会。而当个理发匠，无论是在新加坡，在雪兰莪，在棉兰，还是在三宝垄，与在南安一样，只能得点工钱糊口，一辈子发不了财。他想我背井离乡，难道只是为了糊口吗?家中人怎么办?想来想去，认为自己在印尼漂泊四年，已粗通方言，也熟悉不少当地名族风俗，这是做小本买卖的有利条件，便想放弃理发业，改行做商贩。一天在为老华侨魏嘉寿(亦作魏家寿，三宝垄富户，1904被聘为三宝垄中华会馆第一届董事会的顾问)理发时，向他谈了这个想法。魏嘉寿也是从做小本生意发家的，很支持他的想法，就借给他 5 盾作本钱，这使黄奕住坚定了改行的决心。把剃发刀连同所有的理发工具，用破布一裹，丢进滔滔的大海中去。表示了破斧沉舟，誓不回头的改行决心。

货郎担与咖啡摊

黄奕住将魏嘉寿借给他的 5 盾，加上节约下来的积蓄作为资金，贩些日用小杂货及食品，挑到郊区土著村落，沿途叫卖，同时收购土特产，挑回三宝垄卖，从买卖的两头中赚得蝇头小利。这个时期，在三宝垄地区，从事城乡商品交换的，几乎都是吃苦耐劳的华侨。

黄奕住因为腿脚勤快，翻山越岭，走到别人少去的荒僻村落。采取卖价比人略低，买价又略高，多买多销，利薄收入不薄的办法，以及用顾客可以自家生产的土特产与之易货，和替顾客代购代售的灵活手段，加上友善的态度，良好的信用，人多乐与交易。两个月后，便将贷款还清。黄奕住成了自有资金的肩挑小贩。他踏上了经商之途。

黄奕住放下理发担，挑起了货郎担。理发担子与货郎担子，是同样靠肩膀挑，也同样是走街串乡，同样是上门服务，但却是两种生计，两个行业，两条前途。扔掉剃头刀，挑起货郎担，黄奕住走出谋生职业的新步子。这是他一生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步。

黄奕住挑着货郎担，细心观察市场动态，筹谋新的生计。他看商店招待主顾，居民招待来访的亲友，常常是在街上咖啡担子或咖啡摊点叫几杯咖啡，配点糕饼。挑咖啡担或摆咖啡摊无需店屋，不交店租，所得足以养身，于是他改变经营对象，买了点咖啡、白糖、糕点和杯碟，将肩上的杂货担改为咖啡担子，走街串巷，上门服务，将做生意的范围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

挑担卖咖啡饮食，就每一杯咖啡和每一碟糕点而言，仅蝇头小利，靠着起早摸黑，腿快口勤，卖出的多，又省吃俭用，锱铢累积，也就日有盈余。有了本钱，他便添置炉灶、桌椅之物，在美国花旗银行楼前，租一固定地点，摆设咖啡茶档，兼卖食品。由挑担子到摆摊子，由移动到定点，收入也由少到多。黄奕住的生意，做得颇为顺手。

黄奕住从买卖杂货到卖咖啡糕点，表现了他对市场有敏锐的观察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他从此时来运转，从穷到富，由小富到大富。

黄奕住的和蔼、诚实、勤劳、节俭和会做生意，使顾客越来越多。他一个人要进货，要煮咖啡，要给一些顾客家中送咖啡糕饼，又要洗杯盘，深深地感到需要有人帮忙。在海外，一个单身男人，忙了谋生的活计，自己的生活便有多方面的困难，也需要人照顾。这时，一位侨生姑娘蔡缰娘，在他的咖啡摊旁摆咖啡摊。他们先是互相关照。时间一长，黄奕住的为人，博得蔡缰娘的喜爱。侨生女子，闻见较广，知识较高，又受土著妇女婚姻习惯的影响，对于择偶有较大的自由。由于华人血统及家中保留华人生活习惯，大多数侨生愿与华人成亲。蔡缰娘这个热情的南国姑娘，先是主动提出合伙经营，后来又表示愿意与他结为夫妻。

对于蔡缰娘的美意，黄奕住的思想是矛盾的。这是因为，经过长期的接触，他喜欢蔡缰娘。他不仅营业上需人帮助，生活上也要人照顾。可是，他已有童养媳王时在南安家中。考虑及此，黄奕住坦诚地告诉蔡缰娘，中国老家里已有一个童养媳，虽未成亲，但却是奉父母之命订下的夫妻关系。蔡缰娘表示她不计妻妾名分。黄奕住遵从家乡传统的规矩，将此事告知父母。慈祥的父母征求王时的意见，受封建意识束缚，无自立能力，心地善良的王时，虽然心情痛苦，可是一则对远在异国他乡发生的这种事情无可奈何，二则不伤自己的尊严，三则华侨中有“两头家制”的传统，四则从关心亲人的心情出发，希望有一个人能代替自己照顾好黄奕住的生活，做她想做而又不能做到的事情，也就认可了这件婚事。

黄奕住于 1890 年与蔡缰娘成亲。蔡缰娘不久成为黄奕住在三宝垄创业的伴侣。与蔡缰娘结婚，还使黄奕住后来在社交、经商、购置产业上得到了不少便利条件。因为，在印尼的三宝垄、巴达威与泗水，蔡、简数姓是华侨中的大家族。这几个家族的人，在当地都已居住数代。蔡姓子 1753 年由福建漳州蔡坂迁往爪哇，到19 世纪 80 年代，已有 130 余年。蔡家已在当地扎下根，他们享有土著居民的一切权利，例如，1800 年建立的荷印殖民地政府，规定后到的华侨不得购买土地，而先于该政府规定定居的华人，则可以购买。黄奕住后来能在三宝垄等地购置地产、种植园，就得益于蔡缰娘已享有当地土著居民的权利。

日兴杂货店与日兴商行

黄奕住与蔡缰娘成亲之后，为了多赚些钱，两个人便开始分工。蔡氏主持咖啡摊，黄奕住腾出手来另寻财路，经营蔬菜与杂货。营业的地址在新兴起的佐哈尔市场(PasarDjohar)。

1890 年以后，正是三宝垄进出口商业和本地商业发展很快的时期。卡里峇鲁(KaliBaroe)的仓库愈来愈多，原有的贝达马兰市场无开拓的余地，三宝垄市政府将佐哈尔广场开辟为自由市场，并在市场内建起摊棚点，修建摊棚的费用为 1800 盾，每个摊位的租金为 65 盾，新兴的佐哈尔市场发展迅速。黄奕住在该市场租了一个固定摊位，经营日用食杂及土特产品。由于地点适中，夫妻起早摸黑，精心经营，生意很好，资金越积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摊位已容纳不了，于是黄奕住租了房子，办起了一个挂有“日兴”招牌的杂货店。此事发生在 1891 年。

“日兴”招牌的挂出，标志着黄奕住由行商——小贩变成了坐贾——店主。结了婚，有了家，办起了杂货店，算是立了业。这样，黄奕住自离开南安，在新加坡、雪兰莪、棉兰、三宝垄漂泊了四五年之后，终于成家立业，也就在三宝垄落地生根了。日兴杂货店卖的商品真可谓之杂，既卖咖啡，也零售咖啡粒、白糖、蔬菜及土产杂货等。它们都属于土特产。黄奕住之所以经营这些商品，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他原来摆咖啡摊，对咖啡、白糖等的货源、品种熟悉，有经验；二是由于在印尼的福建籍华侨，长汀籍的多经营药材，漳州、泉州籍的多经营土特产。后者在土特产经营方面有势力，有网络，有经验。

黄奕住为了进到易销、质优利厚的货物，每日凌晨带着自己的运货车贝达蒂赶到货栈等候。货栈开门时他往往是第一个到达的，抢先选购当市的土产，如马铃薯、胡椒、葱、蒜等，迅速运回店内，与蔡疆娘一道挑拣整理，分别质量，赶应当日早市。夫妻二人经常劳作到午夜，第二天又鸡鸣即起。在资本增多后，又购置一部马车，自己驾驶，到各地收购土特产(主要是蔗糖)，既能降低商品成本，又使货源增多，营业愈盛。黄奕住和蔡疆娘善于窥察市情，又讲求信用，生意蒸蒸日上，积蓄日多。随着生意的开展与资金之增多，又开辟批发业务，变为批零兼营。

日兴商行的成立，标志着黄奕住一生中一个阶段的结束：黄奕住已不再在穷人之列了。他手中有了颇丰的积累。与大多数华侨一样，他认为是可以回归故乡的时候了。在华侨中的传统观点是：华侨在外营业兴盛之后，必回国完婚，以夸耀于乡里。普通华侨虽在南洋娶有土人妇，但一般人不以正式婚姻看待。除此以外，黄奕住此时雄心勃勃，想在生意上大干一番，为此他要在家乡找人做帮手。

黄奕住到达南洋后，时刻思念家乡，惦记着过苦日子的父母、弟弟和未婚妻王时，家书未曾间断，到三宝垄设摊有了积累之后，汇回家中的钱逐渐增多。他的父母按照当地华侨家庭的习惯，在收到儿子的汇款后，将其中的一部份留下来，供儿子将来回国成亲之用。

1891 年，王时 16 岁时起，父母叠函催黄奕住回来与王时圆房，使他的家庭后嗣有人。1894 年，黄奕住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与王时举行结婚典礼。

黄奕住虽先与蔡疆娘在爪哇成亲，但王时是奉父母之命定下的婚约，在名份上，王时到黄奕住家生活之日，便已是他的妻子。按照中国传统的家庭习俗与华侨两头家习俗，王时是元配，属正宗。黄奕住在家庭生活中也是这样对待的。

在南安完婚期间，黄奕住用了很多时间来物色帮手。从日兴商行成立与蔡疆娘生了孩子以后，黄奕住就开始雇人帮忙做生意。后来，生意愈多，雇的人也增加。在黄奕住看来，雇的人不一定是贴心人，算不上帮手。在中国商人(包括华侨商人)传统的观念中，家乡人可靠，其中的族人与亲戚更可靠。所以经营形式多是以血缘关系——族人和亲戚为主要纽带构成的。其中的核心是“父子兵”。在闽南的海商与华侨中，还因此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习惯：若无亲生儿子，或事业大而亲生儿子少，或事业发展快而亲生儿子小，则以抚养义子的办法来弥补。1894 年到 1895 年间，黄奕住在南安物色了两个帮手：叶原坪与黄则盘。他们两人与黄奕住一起到达三宝垄，成为日兴店的主要伙计。后来一直是黄奕住的得力助手和代理人。

跻身糖王之列

黄奕住在南安家乡住了几个月，又奔回海外。这次再度出洋，他带着帮手，准备大干一番，开拓他生意的新阶段。此时，他又遇上了开拓生意的好机会。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和 20 世纪的头几年，三宝垄对外对内的商业发展也很快。此中原因之一，是水陆交通事业发展很快，使它联系的地区更广阔了。原因之二是当地华人商业资本发展快。华人商业区比起欧洲人商业区发展得更快，在挤满了人群的街道上，华人的商店栉比鳞次，使人眼花缭乱，生意十分兴旺。

这个时期正是中爪哇地区甘蔗种植业及制糖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三宝垄成为蔗糖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莫佐 (Modjo)、塞达尤(Sedajoe)、扎巴拉(Tjapala)、卡里翁姑(KaliWoengoe)、泽比灵(Tjepiring)和格穆(Gemod)等地所产的蔗糖都运往三宝垄销售，其中有一部份还输出至欧美各国。黄奕住洞察到经营糖业的发展前景，因此，1895 年以后，他即以经营糖业为主。

黄奕住的日兴行到各地糖厂收购蔗糖，转手交易，获利丰厚，经营规模与资本像滚雪球一样在发展。到 1897 年黄奕住刚满 30 岁时，已拥资近百万盾。随着资本的增多，黄奕住将业务扩展到三宝垄以外，先后在中爪哇的北加浪(Pekalongan)、西爪哇的巴达维亚(Batavia)、东爪哇的泗水(Soerabaja)、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和巨港(Palembang)设立日兴行的分行。

在 1895 年以后的 10 多年内，爪哇糖维持在 100 公斤价 10 盾至 12 盾左右，比较平稳。黄奕住以较低廉的价格向各中小榨糖者收购后，批发转售至爪哇各地及输出至新加坡及欧美各国，获得可观的利润。黄奕住已经营蔗糖的出口贸易，其生意范围扩大到了荷属东印度的境外了。

经营规模的扩大，使日兴商行组织形式难以适应。日兴商行的组织形式具有当时华侨商业的特点。印尼华侨来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在中国，传统的商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按地缘、血缘关系进行经济活动。他们的企业自然受到地缘、血缘束缚，如父子公司，兄弟公司等，自立门户，不利于与外界同业互助合作，具有质，不能扩大投资，积累资本，投向较大规模的企业中去，来创立“托拉斯”“康采恩”或跨国公司之大企业，也不可能采用现代化的经营方式来代替陈旧的效率不高的经营方式。所以印尼华侨商人很少有大企业家。黄奕住却想进一步扩大他的业务，当大企业家，所以他在 1908 年将日兴商行改组为日兴有限股份公司，注册资本 40 万盾，实际上仍是他的独资公司。日兴有限股份公司成立后，在黄奕住家中，在日兴公司职员中，在业务往来上的熟人中，仍习惯地称该公司为“日兴行”或“垅日兴”。

日兴有限股份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黄奕住在经营方式上朝现代化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标志着他的经济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中国中世纪的传统商业形式跃入 20 世纪现代化的商业形式，也是黄奕住雄心勃勃想大干一场的表现。

在公司成立的前一年，即 1907 年，黄奕住把已有 10 多岁的长子黄钦书从家乡接到三宝垄，放在身边学做生意，成为自己贴心的帮手。黄钦书不久后就懂得了经商，精通中英文。不久，蔡缰娘生的两个女儿玉杏、玉章，相继与许春隆、曾源顺结婚，黄奕住与他的儿子、两个女婿以及 1895 年从家乡带出来的黄则盘、叶源坪等人，组成一个经营班子。1910 年黄奕住又把 1899 年生的第三个儿子黄浴沂带到印尼。浴沂为人机灵，善于学习，长大后也成了这个班子中的重要成员。这个班子既是黄奕住在经济方面经营与发展的组织基础，也是黄奕住财团的核心。这个班子中的任何人，都要服从黄奕住的指挥。他是这个班子的总司令。他派这些人到各地的分行任职。独掌一面，而他则坐镇公司，指挥四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他指挥的商务系统。除了这个以家人、血缘关系和同乡关系组成的亲信核心，随着业务的扩大和各地联系的频繁，黄奕住聘请了帐房先生，中、英文秘书，中、英文薄记，通过他们及各分行，收集荷印及东南亚其他各地的商情。在纽约、伦敦设置特约通讯员，每天专电报告市情。他对于世界大产糖基地古巴的甘蔗生产、食糖制造及运销动态，极为关注，也由特约通讯员专电报告。关于世界糖市场的行情，订有定期专业刊物，由公司的英文书记翻译。到了这个时候，黄奕住已能迅速地得到荷属东印度各地与世界各地糖市的信息。他根据这些信息，指导公司的业务活动，显出高瞻远瞩、胸有成竹、稳打稳扎、运筹自如的特点，故能年操胜算，日进千金。

日兴股份公司成立后营业的扩大，原有的店面已不敷应用。1910 年，黄奕住在三宝垄市繁华的商业街―中街(中间华人区，Patjinan Tengah)，买了一座较大的店屋，改建为两层、五个店面的商业楼房(现为三宝垄国际银行行址)。

就在日兴股份公司成立的这一年，三宝垄至井里汶的铁路通车。这两个地方与北加浪岸之间的交通方便了。这给商人带来不少的利益，日兴股份公司资金积累很快。黄奕住为了扩大业务范围，1910 年到新加坡筹建日兴公司的分行。此分行的设立，是黄奕住具备了跨国经济力量的第一个标志。

自日兴公司成立以来，因年年胜算，拥赀日多。1913 年，他的资产在 300 万盾至 500万盾之间，跻身于三宝垄四大糖商(亦称四大王)之一。其他的三大糖王也是华人，他们是黄仲涵(建源公司)、郭春秧，即郭河东(锦茂公司)、张永福(盛隆公司)。在这四大糖商中按资本实力排队，黄仲涵居首，黄奕住在末位。可黄奕住的经营方式比较现代化，正处在上升之中。

黄奕住因业务活动而与外国人的交往日渐增多。凡与人往来商务涵件，宜用中文时，署名“黄住”；宜用英文时，署名“OEI TJOE”(黄住)或“OEI IK TJOE”(黄奕住)。在 1914 年出版的欧洲人编的《世界商业名人录》中，列有 OEI TJOE，即黄奕住。在世界级的商业名人中，有中国人入选，这件事轰动了华人社会。

1914 年春夏间，筹备在兰杜萨里(Randoesari)举行庆祝荷兰独立 200 周年的博览会。这是荷印殖民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1914 年 8 月 13 日开幕，11 月底结束)。由荷印总督伊登伯尔格(Gouverneur General Indonburg)出面动员富有的华商捐款。现存名单(公司或个人)共 21 个，其中，郭河东贸易公司(H.Mij.Kwik Hoo Tong)5000盾， 建 源 贸 易 公 司 (H.Mij.Kian Gwan)10000 盾， 郑 永 昌 贸 易 公 司(H.Mij.The IngTjhiang)5000 盾，黄仲鹏(Oei Tiong Bhing)3000 盾，马厥猷(Bekwat Yoe)1000 盾，黄住贸易公司(H.Mij.Oei Tloe)1000 盾，源美公司(Gwan Bie Kongsie)500 盾，魏家寿(Goei Keh Sioe)500 盾，薛水丘(Siek Djwee Kioe)500 盾，郑三扬 (The Sam Yang)500 盾。以下 11 个或 200 盾，或 100 盾或 50 盾。从这个捐款名单中，可以窥测黄住(即黄奕住)的资产实力，在印尼华侨中并列第 5 位。已经大大超过借 5 盾给他做小本买卖的魏家寿了。

在中国封闭山村环境中土生土长的贫穷农民阿住，经过二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变成了一个腰缩缠数百万，眼观国际市场动态，经营着跨国企业的、扬名世界、颇有几分“洋气”的糖业资本家 OEI TJOE。

风险与机遇

1914 年 7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从这时开始至 1919 年黄奕住回国，是他一生中遇到的风险最大的年代，也是大显身手、财富膨胀最快的年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即 1914 年夏至 1917 年夏，战场主要限在欧州。对在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亚洲来说，不仅无战乱影响，地区安谧，一切如常，而且由于欧洲国家忙于相互间的厮杀，工农业受破坏，交通阻梗，大批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战争，可以运到亚洲来的商品大幅度减少，给亚洲国家工商业的发展腾出了市场的空隙。由于欧洲国家对军需品需求的增加，还为亚洲国家工商业扩大了国外市场。亚洲各国获得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机会。在这个“黄金时期”内，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的工商业都以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速度增长。一些工商业者善于利用这个机会，发了大财。处在流通领域中的商业资本对于市场变动的信息最为敏感，资本调动机动灵活，在市场变化时，首先得利。印尼的情况也是这样。

在印尼，首先是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上涨，给生产者与经营者带来巨大利益，牵动经济的增长。

1914 年 8 月 5 日，英国对德国宣战。就在这一天，爪哇各地的米价即上涨 50%，从每担(pikoel)10 盾涨至 15 盾。政府公布粮食限价，同时禁止粮食出口。

在 1914 年，三宝垄的货船属于两个船运公司。它们拥有 214 艘船，总载重量约 7600延(kojan)。货运力量不够。更严重的是，到了 1915 年初，由于欧洲商品不能运来，所有来自欧洲的进出口货物价格日益高涨。这带动了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有存货的商店都不愿意急急忙忙将存货出售。1915 年 2 月，德国宣布有了潜艇，从那以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商船经常被德国潜艇“送”到海底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从 1916 年初，荷属印尼地区的所有外国进口商品的价格直线上升。印尼本地出产的商品，包括日常用品，也跟着涨价。

在物价猛涨、商业繁荣、投机兴起之时，在欧战者之间守中立的荷兰，千方百计想在其殖民地印尼身上开辟财源。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政府，为了增加税收，特地规定：凡购买期货票单(货单)，对贷方(卖主)只须先付货款的 25%，余额在货物交割后结算，或一次，或分期交付；买方得货单后，经律师事务所登记、证明，即可用其副本向安达等银行抵押，得货单面额 10%的货款。商人们往往以成交后立即可以得到的银行抵押货款，作为购货时的货款。也就是说只需要有货款 15%的资本就可以做期货生意。这是鼓励商人多买，实际上是鼓励投机，以加速商品流转，扩大营业额，从而也就在多个环节上增加了税收。商业繁荣，经济处于扩展期间，上述办法对荷兰殖民政府、银行家、商人都有利，一旦条件变化，对于那些投机商人来说，它既可以是一夜暴富的良机，也可以是一个致人顷刻破产的陷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有些糖商担心欧战影响糖的输出，不敢大批买进，采取观望态度。糖的输出量事实上也是减少了。以荷属印尼最大的糖业公司黄仲涵的建源公司为例，1910 年至 1914 年每年平均出口糖 15 万吨。1915 年至 1918 年降至 6 万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糖商在购买期货时很谨慎，或不购，或少买，或只经营短期的。黄奕住分析了形势和自己的条件，认为：第一，他经营的主要是蔗糖和粮食，它们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即使是参战国，也需要它们。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它们不会没有市场。第二，他的资本雄厚，非一般中小糖商可比。第三，在大糖商或四个糖王中，黄仲涵等糖王的资本，有很大的部分是在蔗田与糖厂等生产领域，而他的资本集中在商业领域，比较灵活好调拨。第四，他已建立起了前文所记的世界性糖市信息网，信息灵通。第五，糖的出口量虽在减少，但糖价却未下降。黄奕住凭着他的这种胜人一筹的见识、过人的胆略和优越的条件，充分利用荷印殖民政府实施鼓励多买政策的时机，采取了与众不同的举措，逆流而进，大宗买进现货与期货，特别是远期期货。糖价的变动对他的行为极为有利。1913 年，每百公斤糖价为 11.66 盾，1914 年为 12.10 盾，1915 年为 16.13 盾，1916 为 18.22 盾。糖价持续上涨，使买远期期货者得大利。在期货期间，糖价上升多少，黄奕住就获利多少。他的财富与糖价上升幅度成正比例地增加着，据估计，到 1917 年夏，他的资本比 1913 年增加了 3 倍左右，即达到 1000 万盾至 1500 万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特别时期在荷印政府实行鼓励投机政策的特殊环境中，黄奕住因为采取与众不同的特殊行为，一跃成为一个千万富翁。

黄奕住自抵达三宝垄以后，从一无所有者变成拥资千万盾的大富翁。他走出的每一步，都冒着风险，他购进远期蔗糖期货的数量越来越多，风险程度也随之扩大。商场既多变，又无情。1917 年初，印度尼西亚糖业生意的环境突然发生剧烈的变化。欧洲战争进入决定胜负的紧张阶段，交战各国都损失惨重，更需要把可以动员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战场。英国、荷兰等国政府将许多货船征召回国，供军事需用。霎时间，印度尼西亚与欧洲国家的海上交通几乎停顿，大批蔗糖及其他土特产无法运出，停滞在货栈，不能流动。已托运之货，因潜艇战的影响，船被击沉，大受损失。糖商手中之货，有进难出，公私仓库及栈房充盈而不能纳。有的就在火车站旁边搭临时棚子以囤糖，又被大货仓失火蔓延而遭焚烧，糖商惶急紧张，糖价狂跌。糖的定价从每担 15 盾跌至每担 11 盾。糖价的波动非常大，致使各糖业商会、经纪商和一般商人都很困惑。不少糖商遭到严重损失而破产。

在蔗糖开始跌价前一天，黄奕住刚买进 20 万包古巴糖，按每包糖跌价 4 盾计算，仅此一笔交易就损失 80 万盾.加上大宗存糖与近期期货，没有人承顶，近期应付糖款却迫在眉睫。他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在室内踱步不已，百思不得解困的办法。对此情况，他不敢对人言，也害怕别人、特别是银行老板识破。在人前，他装成无事一般，照样做着生意。可是商场无情，银行对往来客户资产变动的情况监视得极为严密，在物价陡跌，时有破产之户的情况下，银行家和商人一样惶惶不安，天天在估计各客户的实际资产，谁也难以瞒过他们的眼睛。

1917 年 1 月的一天，黄奕住开了一张 10 万盾的现金支票交付卖主，卖主持票到黄仲涵开的银行去取钱，银行拒付。卖主告知黄奕住。黄奕住马上去银行，问为何拒付。银行经理说，“住兄，你我是老朋友、老主顾，你若没有现款，尽可向我说明，难道你我之间不会通融吗?何必开张空头支票，使我为难。”黄一边收回支票，一边大发雷霆，说：“我黄某在贵行的存款，至少还有 50 万盾，为什么这 10 万盾现金支票来了却拒付，撕破我的面子，损坏我的信誉，贵行该如何赔偿?”银行经理却心平气和地说：“住兄，你不用急，冷静地听我说。你在本行的现款，是有 50 多万盾，可是，当前的食糖行情，你比我清楚，你向敝行抵押的货票，已经贬值了。细算起来，对抵之后，你欠本行的，至少在 350 万盾以上，所以 10 万盾现金实在无法支付，请你原谅。”黄奕住一听，得知面临立即破产的危险，心中一急，晕倒在地。银行职员请来医生抢救，待他苏醒后，送他回家。

黄奕住信用动摇的讯息传出后，使黄奕住家债主盈门。对处在此种境地的黄奕住，他的经营班子给他设计了两条脱身之计。一是放弃爪哇，出走新加坡，退居石叻，别作经营。一是回“唐山”(祖国)。这样，对在荷印的商务和债务，暂时不管，将来情况好转，可以回来；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就不了了之，别人对他奈何不了，而他在新加坡和“唐山”的产业，使他仍不失为一个富翁，还能过好生活。黄奕住对这两条建议，思之良久，最后决定均不采纳，而走另一条积极之路。他说，做生意靠信誉，做人也靠信誉。他决定力谋清偿债务，保留信誉。宁愿破产，决不逃赖。何况他做生意虽有冒险之举，但总的来说，算得稳重，早已留有受挫时弥补亏损的余地。主要困难在于近期糖款。他手中还存有糖和房产等，可用以筹款，应付近期糖款。只要能交付近期糖款，主要的难处也就度过了。于是果断地决定将手中的存糖抛出，将新加坡所置店屋及橡胶园股票，向黄仲涵所办银行押借款项，得其许可，获得巨额现金。黄奕住在三宝垅活动已近三十年，人们知道他无论在小事或大事中都讲信用。信誉好这笔无形资产此时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一些信赖他的华侨也伸出援助之手。于是近期糖款与债务得以顺利交清。在这种商情下，黄奕住仍能按期付款的消息市面上传出，他的信用立即回升。对于黄奕住宁可损失大批财产来保持信誉，不使对方受损的做法，使他的信誉提高了，更受人敬重了。

黄奕住度过了近期付款的一关，但因整个糖市低落，问题尚未解决。包括黄仲涵的建源公司在内的华人(公司)糖商，此时都大受损失。1917 年 6 月 12 日，黄仲涵的建源公司、黄奕住的日兴公司及其他十多家大糖商一起在中华商会召开会议，商议如何共度难关，提出各种办法克服困难，结果商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资本 1000 万盾，除与会者股外，还公开招股。同时向荷兰商业银行借款以资维持，但因荷兰商业银行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而未果。碰巧的是日本正金银行这时在三宝垅开设分行，为招揽业务，树立银行信誉，竟主动邀黄奕住透支。不久，在印尼的荷兰殖民地银行以及三宝垅其他商业银行，因资金难找出路，又想和正金银行争夺主顾，相继放宽贷款期限，同意借款给黄奕住。他因平时的信誉，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度过了这次难关。

这次蔗糖大跌价，仅两个多月时间。由于海上交通运输情况又逐渐好转，糖的出口量渐渐恢复，糖价突然回升，价格反较 1 月跌价时还高。以致 1917 年糖价平均为 18.24 盾，超过 1916 年为 18.22 盾。这是黄奕住等人没有想到的。已经绝望的糖商却遇到特别好的景况。首先，黄奕住在支付了近期糖款之后，手中有一批现货，他还握有大量的远期糖，这使他在度过两个月的难关之后，竟又赚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黄奕住见糖市行情又在上涨，乃向银行借款数百万盾，大宗买进，手中握有了大量蔗糖期货。一次偶然的机会，又促使他买进大批蔗糖现货。三宝垄火车站边堆放蔗糖的大货仓失火，保险公司担心货仓中及车站旁临时棚里残存的糖，因救火时遭到水淋而溶化，便紧急招标拍卖，价格先是每包 3 盾，无人承标。降至 2.5 盾，仍无人承标。黄奕住乘小汽车到糖栈视察现场时，带着长子黄钦书。黄钦书年轻好动，喜登高，一见糖堆，便攀登而上，将近顶端时，失足下落，跌在下层糖包上。他重新向上爬，攀援时摸索糖包，无意中发觉着火的是糖堆的外围，中下层糖仍保存原状，总体估计，约有 60%的糖包仍是好的。下来遂将其情密告其父。黄奕住认为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一次赚钱的好机会，即使借款买下，也是划算的，便与保险公司接触，经过讨价还价之后，以每包 2 盾的价格承标，全部买下了数万包糖。原以为承标和买进的糖可以早日出售，奈何糖的行情又突然转向疲软，几大糖商手中均有数十万包存货无法出手。黄奕住买的糖，主要是靠向银行借的钱，负息沉重。到了 1918 年 10 月底、11 月初，黄奕住手中可供周转的资金已不多，银行的信用透支看来不能如期归还，当然也难再借。对于世界大战何时能结束，海上航运何时能恢复，近期糖价是涨是跌，心中毫无把握。这次因借的款比上一年多，买进的糖也比上一年多，情况就比上一年严重得多。加上荷印殖民政府于 1917 年 9 月 26 日颁布《战时所得税条例》，规定从 1914 年起获利 3000 盾以上者须缴纳 30% 的战时所得税，对于黄奕住来说，该补交的所得税是一笔很大的金额。荷印政府于 1918 年反复催他交纳，他再次处于困境之中。与许春隆、叶源坪商量应付之策，三人认定，事已至此，不得已，只好以到新加坡去视察分行业务为由，暂时回避一下。

1918 年 11 月 11 日，黄奕住在前往新加坡的客轮上，从收音机里听到德国投降并与协约国签订和议的消息。密切注视世界局势变化的黄奕住，知道世界大战结束了，欧洲需要糖，航运也会很快恢复，糖价必然回升。他的好运来了。在这种时机里，一天也不能耽误。于是立即电告在三宝垄的许春隆和叶源坪，嘱他们有糖价回升到所得足以偿还银行债务时，立即出售，以维持信誉，同时立即买棹返回三宝垄。他又一次绝处逢良机。

欧洲的商人对时局的变化极为敏感。欧洲地区食品奇缺，居民久困于缺糖之苦，糖价昂贵。当战争结束的消息一宣布，糖商们或电告在东南亚和古巴等地的代理人，或派人前往。他们在三宝垄糖市上，争相提价收购，行情一日数涨。从 11 月中旬起，糖价涨势迅猛，且持续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到 1919 年 5 月，三宝垄的砂糖每担卖 28 盾，零售每斤 4 角。5 月以后，糖价继续上涨。1919 年全年平均为每担(100 公斤)28.4 盾，1920 年更猛涨到 53.45 盾。

在糖价格如此变动的情况下，黄奕住以每包 2 盾承标来的数万包糖，可以说是送给他的一笔巨额财富。因为不仅进价极低，更重要的是承标时成交的包数，远低于实际的数字。这么低进价的数万包糖，使他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他把这批承标的糖，重新包装，称重加足，很快销完。在糖价跳跃式上升的日子里，黄奕住凭着自己的财力和信誉，大批买进，大批销出，贱买贵卖，日入数万盾，有时则数十万盾。从1918 年 11 月中旬到 1919 年 3 月底的这 4 个多月里，黄奕住在糖市上获得的利润，除还清银行的贷款外，还剩下 3750 万盾左右。与此同时，他与黄仲涵等人携手左右三宝垄糖价，并影响新加坡和香港的糖市。

在 1917 年和 1918 年糖市价格陡跌猛涨的大风浪中，黄奕住有两次几乎“翻船”。他之所以安全地度过迎面打来的波涛，有偶然的机遇，也有深层的原因：已有巨额赀财，又以守信用闻于市，特别是他善于抓住千载难逢的良机。黄奕住从两次商海沉浮中，懂得了金融业的厉害。于是，他的资本主要投向，除进口业外，又扩展到金融业。

1918 年，黄奕住在三宝垄投资保险公司。与此同时，在厦门开设黄日兴银号。在新加坡入股华侨银行。在马来西亚的槟榔(Pinang)和中国的厦门设立黄日兴分行。赎回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在新加坡购置货栈。黄奕住经营的业务，已形成跨商业、银行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种植业等多个行业，跨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个国家之势。在行业上，蔗糖出口业是其重点。在地区上，印尼的三宝垄是其大本营所在地。

乘风归故土　游子爱国心

在 1919 年春季，黄奕住面临一次三十五年来最重要的选择：是当一个荷兰籍或日本籍的华人，在国外赚大钱，还是坚持中国籍，并携资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这里有一个义与利孰先孰后、谁轻谁重的问题。

在 20 世纪头 20 年间，在印尼，零售商几乎完全是华人(华侨和侨生〕，在进口业和出口业中，绝大多数中间人是华侨。这些华侨一方面联系着内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方面联系着国际贸易商人。华侨的经济势力在印尼的社会中占有重要的份量。

黄奕住是印尼商界名人，握有巨资，又是侨商中的一个领袖，影响力大。他因此备受青睐，同时也因树大招风惹来了不少麻烦。

从备受青睐而言，不仅当地华侨、华人尊重他，中国政府及驻三宝垄的领事尊重他，就是当地政府的官员和荷兰人在当地的企业主也器重他。例如，日兴商行经营的仅白糖一项，或收进，或输出，动辄万包、数万包，靠船运送，于是日兴行成为荷兰渣华轮船公司的大客户。黄奕住及其家人，乃至日兴商行的职员，乘该公司的船，不仅免费，还给予贵客的照顾。当地的海关，对日兴商行的糖运，免予检查一律放行。

麻烦主要来自荷印殖民政府。对于在荷印的华侨商人，它既要依靠他们的资金、能力发展经济，又对他们的财富红眼，忌嫉。荷印殖民政府为扩大荷兰及荷属印尼的势力，限制华侨势力的扩张，对华侨实行又打又拉的政策。即一方面对华侨商人实行歧视、限制、排挤的政策，另一方面引诱、拉拢或逼迫一些华侨商人加入荷兰国籍，成为荷兰势力中的一员。例如在税收上，对华侨商人和荷兰籍商人，实行差别税率，规定前者按高税率交纳，后者可以享受低税率等特权。对于经商者来说，是否荷兰籍，税额差别甚大。某些华侨商人为了长期少纳税款，愿一次性破费(费用多的达四、五万盾)，加入荷兰国籍。在这件事上，荷印政府对于黄奕住这类大华商，采取拉拢劝说的态度，其官员多次表示，如果他愿意加入，无须交纳任何费用。

其时，日本为了迅速扩张本国在印尼的经济势力，也拉拢在印尼的富有华侨加入日本国籍。日本驻三宝垄领事对黄奕住说，中国政府无力保护华侨，日本国势强盛，称雄亚洲，日本国民在南洋各地受到的待遇远胜于华侨。若黄奕住成为日籍商人，他可以代黄奕住向荷属印尼政府交涉减纳税款。该领事以此为饵，一再邀黄奕住挂籍日本。

黄奕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当然清楚，对于以荷印为经营基地、以荷印的蔗糖为主要经营商品，营业额和资本如此巨大的他来说，改变国籍，意味着可以少支出很多钱，可以享受特权，从而在竟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又意味着一笔大收入。不仅如此，他在东南亚三十多年的所见所闻，知道华侨在东南亚致富者不少，若不入殖民国国籍、依仗殖民者势力，总是难以长期立足的。由于受制于人，在致富时虽然似乎备受尊重，但随时可能受人算计，遭人打击，长袖富贾顷刻间也会倾家荡产。黄奕住深知是否加入居留地国籍的经济利害关系。可是，每当荷印政府或日本领事提及此事时，他都婉言谢绝，从来没有犹豫过。对某些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他却予以拒绝，原因在于他以做中国人为荣，不见利忘义。他的义就是对祖国的热爱。许多印尼华侨因此盛赞黄奕住有骨气，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荷印政府官员和日本驻三宝垄领事动员黄奕住改变国籍之举动，促使黄奕住思考最终的归宿问题。他想，自己从一个身无分文的飘洋谋生的穷汉，刻苦经营，几经风险，终成巨富，深深体会到“创业维艰”之含意；环顾海外的环境，不得不为“守成匪易”而担心。他在筹谋新的一?步。形势的发展也令他面临新的抉择。

1914 年世界大战爆发?后，荷印殖民政府下令停收所得税等税目。1917 年和 1918 年，因海运船只大减，印尼的某些产品有时运不出去，影响农业生产与工商企业盈利。荷兰殖民政府为了刺激工商业，又停收一些税目。1917 年，荷兰政府国库空虚，财政拮据，需款亟急，指示荷印政府开辟财源。荷印政府于 1917 年 9 月 26 日制定《关于战时所得税条例》，规定从 1914 年起获利 3000 盾以上者，必须缴纳 30%的战时所得税。这使商人叫苦连天。因为他们在大战期间所赚到的钱大多数已都派了用场，所以不少华人的商号都因还不起税务而破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兰印尼政府命令华商企业补交 1914 年至 1918 年共 5 年的所得税以及其他战时停征收的税款。税率之高，本已令人瞠目，又以累计方法计征，据此，黄奕住应补交各项税款共达 1500 余万盾。这约占他当时全部资产 3750 万盾的42%。对于在战时 5 年中已遵章完纳税款的黄奕住等华侨商人来说，荷印政府的这种节外生枝的措施，纯属无端胁迫，是明目张胆地掠夺华侨工商企业家的财产。其用意在于打击、排挤华侨的经济势力，逼使倔强的黄奕住等就范，增强荷兰在印尼的统治基础。荷兰殖民政府在用这种手段威逼的同时，又派官员诱劝黄奕住加入荷兰籍。日本驻三宝垄领事也加紧劝他挂籍日本的活动。对于荷兰人与日本人的这种做法，黄奕住“深为耻之”，再次谢绝。在义与利相矛盾时，黄奕住以义为上。他下了决心既不入荷兰籍，也不挂日本籍。

黄奕住从荷印政府这次无理增税，公开劫夺华侨财富的亲历事件，以及大批华侨前辈的经厉中，认识到祖国不富强，便不能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华侨在海外寄人篱下，苦心经营、节衣缩食，积累下一点资产，殖民政府只要颁布一纸法令，再大的公司可以立即陷于困境，再多的个人资产可以顷刻间化为外国政府府库之财。在海外，若要坚持做一个中国人，不入外国籍，发财自不易，守财则更难。以国外为经营基地，终非长久之策。与其在国外丧财受气，不如在有生之年，携资回国，兴办实业，服务桑梓。为祖国经济建设和家乡民生贡献力量，于己、于家、于国，都有好处。他说“吾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安能忍辱受人苛禁，托人宇下，隶人国籍乎?”“念吾侨民苦异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富强，徒坐拥浮赀，非丈夫也”。这大丈夫铮铮之言，海外赤子愿为祖国兴旺发达效力的一片忠诚，可永垂后世。

黄奕住在印尼遭受荷兰殖民政府的歧视、排挤、勒索。他经济上难求发展，精神上忍辱屈从，政治上更无地位可言。他痛恨殖民主义者，赤子思归，以保存中华民族的自尊心。

与此同时，在中国有一股召唤他回来的难以抗拒的力量。清政府孱弱，对华侨长期采取不管的政策，使华侨在国外的地位低下。在印尼，荷印殖民政府将居于爪哇的居民，分为荷兰人、欧美人、日本人、土著和华侨等几个等级。把华侨压在社会的最底层。黄奕住期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他痛恨清朝廷，积极资助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清政府被推翻，新的国家的建立，这件事激起他建设富强祖国的深切厚望。他想为中国的建设，为祖国的富强出一份力量。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历届政府，已懂得华桥是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华侨采取抚慰和鼓励投资国内文教事业的政策，给予回国办企业的华侨以经济方面的优惠和政治社会地位方面的殊荣，投资环境大有改善。

1919 年，正是中国私人工商业发展的黄金年代，投资领域广阔，利润率甚高，吸引了大批侨资流回祖国。

1919 年春节之后，黄奕住下定了回国的决心，并为回国作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印尼的产业的处理。他将日兴行另行注册，改由三儿子黄浴沂任总经理，长子黄钦书等任各分行经理，继续经营；不动产房屋，则分别划归其在爪哇的妻子蔡缰娘和女婿许春隆接管。将大批流动资金经各种渠道汇回国内。当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他怀着“业成返国”的心情，乘轮回乡。

1919 年 4 月 5 日，黄奕住离开印尼的三宝垄，踏上归国之途。29 日到达厦门，定居鼓浪屿。三十五年前从厦门动身出国时，他是一个贫困的、走投无路的青年农民，前途渺茫，心事惶恐。现在，他是腰缠数千万，想回国办点大事，光宗耀祖，踌躇满志。这正如苏大山在《黄奕住先生墓志铭》中写的：“君真健者今人豪，但凭七尺涉波涛，金豆摭拾充囊橐，乘风长谣归故国”。

黄奕住回到祖国，给祖国一份重要的见面礼是把他在国外资产的大部分转移到国内来。这在拥赀千万、国外有经营基地的华侨中，是极为罕见的。黄奕住带回国的钱有多少，当时人们猜测纷纭，没有一个人可以摸得到底细，后人的各种记载亦不一致。最低数字是2300 万美元，折合中国白银 1600 余万至 1700 万两。最高的数字是 3000 万盾，合中国银币 6000 余万元。到底是多少，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说不准确。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他带回国款额之巨，为华侨中前所未有的。“黄奕住是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最大的实业家。”在这一点上，所有研究近代华侨史的学者意见是一致的。第二，黄奕住将资金汇回国内，是一个长达近十年的过程。1919 年，他的资本大部分留在印尼，一部分留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分行，以及投资于银行、房地产业，一部分汇至美国，准备以后转汇回中国，只有一部分转回国内(包括香港)。待他在国内立定脚跟，事业逐个兴办之后，他再根据这些事业所需资金的数额，逐步将在国外的部分资金，主要是汇至美国的钱和在印尼的本与利汇回国内，同时收缩在印尼的经营规模。根据他在回国后头 7 年即 1919 年至 1925 年在国内的投资非营业性支出与收益情况估计，他从国外转回国内的资金大约在 2000 万元左右。黄奕住 1919 年 4 月 5 日离开三宝垄后，该地的糖价进一步上涨。5 月，蔗糖每担 28盾，零售每斤 4 角。6 月底，后者涨至 6 角。随后继续上升。人们说，当时是经营糖业的黄金时代，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在年终都获得厚利。有些业主成了富翁。糖价全年价格平均为 28.40 盾。黄奕住在此之前购进的大批远期蔗糖，坐获大利。他 1919 年三宝垄日兴有限公司获利 1600 万盾。

进入 1920 年，食糖供不应求，以至三宝垄这个糖的产地与集散地，对居民也实行定量供应。糖价飞涨。1920 年 1 月下旬，随着砂糖涨价，亚连糖价也跟着上涨为每斤 6 角。4 月糖价一时升到最高点。直到 5 月，才出现糖价下降的兆头。从全年平均计算，1920 年的糖价为 52.45 盾，比 1919 年上升 84%。三宝垄日兴公司这年仍得巨利。

1920 年年底，三宝垄地区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大幅度下降。黄奕住令其在印尼的子婿与伙计见好即收，有计划地缩小业务范围。抽调资金约合美金二千数百万元汇回国内，逐步结束了棉兰、巨港、北加浪等地的分行及办事处；黄钦书、黄浴沂等先后回国；另设德丰号代其管理留在印尼的财产与业务，由女婿许春隆管理。

1921 年，糖价又跌。三宝垄日兴公司转为亏本。到 1922 年底，三宝垄的商业进入全面萧条。荷印政府还向日兴公司追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税款 1500 万盾。

1922 年“垄日兴”已是经营亏本，荷印政府仍要抽该年税款 165 万盾。

1926 年 7 月 4 日，黄奕住为荷兰政府抽税事，委律师到八打威起诉，判决后仍须纳税 11 万盾。他叹到：“处于殖民地势力范围之下，亦无如之何矣!”1927 年 5 月，荷政府强迫交税 16.5 万盾。1927 年 7 月 28 日，又被迫交荷印政府税款 16.5 万盾。

由于受到殖民政府如此这般的无端苛勒，使黄奕住在印尼的商业几乎无法经营下去，但他并未下决心结束在印尼的经济活动。他成立独资的海原产业公司(注册股份 2000 股，价值 200 万盾)，继续保留在三宝垄的因知西雷保险公司价值 12500 盾的股份。在香港、新加坡、八打威、北加浪、三宝垄等地都办有企业，在泗水有日兴栈及新栈房。在昆郎沙里，购买有面积达数十万方的地段。这些地段栈房等不动产与动产，是黄奕住留在印尼的财产的一部分。

1919 年黄奕住从印尼回国定居，既不是想要结束在印尼的事业，更不标志着海外事业的结束。他从印尼回到中国，只不过是把大本营从异乡搬回祖国，将根基扎在乡土之中。

黄奕住携资回国的决定是很正确的。只要与另一糖王黄仲涵的遭遇对比一下便见分晓。在印尼的华侨中，直到 1919 年黄奕住回国时，黄仲涵的资本比黄奕住多得多，根基比黄奕住深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黄仲涵总资本超过 4 亿元银元。拥有机械化大糖厂 9 所。其总资产，最盛时约达 13 亿至 16 亿荷盾，成为当时世界闻名的‘东方糖王’和‘东亚首富’，在世界大富翁之中排行第 13 位。”荷印殖民政府鉴于他的经济势力，在华侨中的地位和作用，先授给他甲必丹官职，1890 年又授给玛腰荣誉衔，加以拉拢。黄仲涵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兴盛，早已引起荷印殖民政府的垂涎。从 1917 年 9 月，荷印政府颁布战时所得税条例起，至 1921 年荷印政府要黄仲涵缴纳“战时所得税”及“双重收入税”3500万盾，这对黄仲涵和建源公司是个沉重的打击。黄仲涵用重金收买了政府的帐簿管理人员，把他的帐本偷出来匿在外地，使政府查不出他的真正收入数字，同时，缴纳 200 万盾所得税。以后，荷印当局企图用征税办法扼杀建源有限公司不成，又提出要以 2000 万盾收购他的所有企业。他严正拒绝，愤然移居新加坡。1924 年 7 月客死其地，终年仅 58 岁。在此期间，回国定居的黄奕住，经济事业蒸蒸日上，鸿图渐展，社会地位方面为各界所重，政府屡予奖赏。1919 年，即回国的当年，大总统黎元洪因其在国外捐资办华侨学校，赠以“劝教敬学”匾额。1920 年，黎元洪因其捐款 3 万赈济华北旱灾，照例题赠“急公好义”匾额一方。1921 年 1 月 23 日，新任大总统徐世昌亦因此事颁发给他二等大绶嘉禾章，4 月晋奖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黄仲涵比黄奕住大 2 岁，曾与黄奕住计议过回国投资，在福建兴修铁路。因过早去世，其志愿未能实现。黄奕住 1928 年 1 月 14 日在彭吉林(Peng ling)黄仲涵墓前“欷虚叹息而感慨系之”时，其感慨中不能不包括两人分手后前途不同的强烈对比。

1931年秋，日本军国主义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等地。广大海外侨胞对此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并纷纷组织各种救国抗日团体，捐助支援祖国抗日事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曾发起献机运动。黄奕住当时正在菲律宾巡视业务，得讯后立即捐赠5万元。此外，他还作了不少其他捐献。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不断吞食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有人曾劝黄奕住加入外国籍，以保全生命及财产，遭到黄奕住坚决拒绝。他表示：“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岳飞‘还我河山’，血红四字，精诚威严，墨舞心声，流芳千古。”黄奕住这种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

创办银行，活跃金融市场，振兴实业

黄奕住在印尼三十余年的经济活动中，深刻体会银行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建立华资银行的重要意义。在归国前，1919 年他在新加坡投资华侨银行 40 万元叻币。在马尼拉与菲律宾爱国华侨李清泉、薛敏老等倡组中兴银行，认股 100 万元，占该行实缴资本的 50%。

归国后，1920 年他除于 4 月 8 日在厦门开设黄日兴银庄外，于 6 月 1 日入股创办厦门商业银行。1921 年 6 月 5 日在上海成立中南银行。该行预定招股 2000 万元，第一期缴足资本 500 万元，黄奕住认股 350 万元，占 75%。在中南银行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黄奕住当选为董事长。1924 年，中南银行增资至 750 万元，黄奕住入股 500 余万，占资本额 75%。中南银行资金雄厚，分行通设天津、厦门、汉口、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及香港等地，在北京设办事处。该行在 1921 年获得发行钞票权，与当时有发钞权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鼎足而立。这在当时私人资本银行中是绝无仅有的。为了使发行的钞票为社会承认和信赖，中南银行与盐业、金城、大陆等三家银行，共同组四行准备库，专为保管、准备现金，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共同负责发行钞票的责任。设四行联合事务于上海。在金融界这四所银行有“北四行”之称。中南银行还积极投资支持国内各项实业，其范围包括对外贸易、商业、工业、金融、农业、渔业等。其中对工业的投资与贷款尤为显著，主要的有上海溥益(后改名新裕纺织公司)、隆茂、民生、海门大生三厂，天津裕元、北洋第一纱厂、恒源等 7 家纱厂，上海德丰毛纺织公司，上海益中福记机器磁电公司、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上海诚孚工厂、广州矿务公司、南京肥皂公司、民生实业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这些投资，扶助和发展了民族工业，推动了全国特别是行址所在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黄奕住热爱祖国，以作中国人为骄傲，无论是外国政府的威逼利诱，或是朋友的劝导，他都严词拒绝或婉言谢绝，坚决不加入外国籍。在印尼时他拒绝加入荷兰籍或日本籍，1937 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蚕吞中国领土，侵略锋芒逼近厦门，有人劝他加人外国籍，求外国庇护，以免生命财产受损失。他回答：“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共赴国难，何惧之有。”尽管这时他已患病，行动不便，但在厦门沦陷前夕还是放弃在厦鼓苦心经营的舒适豪华的别墅，局居上海，以避日军和汉奸的骚扰。在上海期间，他关心时事，为国难担优。可惜这位爱国老人未能亲眼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在 1945 年 6 月 15 日病逝于上海，终年 76 岁。黄奕住这种一生坚持中国国籍，与国家共患难的爱国之心，受到人们的敬仰。他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与纪念!

为纪念孙中山与增进地方福利，由华侨林文庆(厦门大学校长)和黄奕住向海内外募款在厦门创办中山医院，1933年建成开业，为贫苦病人免费施治。

1889年12月7日 第一个充气轮胎受专利保护
英国人邓禄普发明了充气轮胎

在131年前的今天，1889年12月7日(农历1889年11月15日)，第一个充气轮胎受专利保护。

邓禄普的标志

1889年12月7日，第一个充气轮胎受专利保护。

早在1836年，比利时人迪埃兹就曾提出过充气轮胎的看法。1845年，英国米德尔塞克斯的土木工程师罗伯特·W·汤姆逊发明了用皮包裹，内充空气或马毛的轮胎，但没有实际使用。1888年居住在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苏格兰兽医约翰·伯德·邓洛普，看到自己儿子自行车的实心橡胶轮在石头路上颠簸很厉害，于是用一根通过活门充气的管子，外面涂上橡胶作保护层，做了一个气胎。把这种气胎缠在车轮上，这是充气轮胎的开端。充气轮胎是自行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创举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自行车的骑行性能，而且完善了自行车的使用功能。邓洛普为他的发明申请了专利，放弃了兽医职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轮胎制造厂，开始生产橡胶轮胎。不久，邓禄普的公司发展迅速，成为行业的急先锋，很快扩展成为跨国经营的集团公司，先后在德国、法国、加拿大、澳洲和美国设立生产机构和输出生产设备。一直以来，邓禄普的产品都是高性能、高质量轮胎的代名词。 从赛车运动的赛道上以致每天驾驶的道路上，人们都可以看到邓禄普的足迹。

邓禄普的标志

邓禄普发明充气轮胎

约翰·博伊德·邓禄普

1888年，英国人约翰·博伊德·邓禄普发明了橡胶充气轮胎。

橡胶树原产巴西亚马孙河流域，当地的印第安人很早就玩橡胶粘成的球体。19世纪30年代，橡胶硫化技术问世，橡胶开始成为工业原料，1876年，英国人威克姆从巴西亚马孙河口采集橡胶种子，运回英国皇家植物园播种，并在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试种，均取得成功，橡胶至此成为一种小作物。1888年，英国人邓禄普发明了充气轮胎，汽车轮胎工业飞跃发展，导致耗胶量急剧上升。栽培橡胶业也发展得非常迅速。

1926年12月7日 第一台电冰箱受美国专利保护

在94年前的今天，1926年12月7日(农历1926年11月3日)，第一台电冰箱受美国专利保护。

1926年12月7日，第一台电冰箱受美国专利保护。

一种使食物或其他物品保持冷态的小柜或小室，内有制冰机用以结冰的柜或箱带有制冷装置的储藏箱。家用电冰箱的容积通常为20～500升。1910 年世界上第一台压缩式制冷的家用冰箱在美国问世。1925年瑞典丽都公司开发了家用吸收式冰箱。1927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研制出全封闭式冰箱。1930年采用不同加热方式的空气冷却连续扩散吸收式冰箱投放市场。1931年研制成功新型制冷剂氟利昂12。50年代后半期开始生产家用热电冰箱。中国从50年代开始生产电冰箱。

冰箱，又称冰桶，由古时的“冰鉴”发展而来，功能明确，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它是古代人的发明创造，向我们揭示了古代生活的一个侧面。冰鉴，是古代盛冰的容器。《周礼·天官·凌人》：“祭祀共(供)冰鉴。”可见周代当时已有原始的冰箱，只是冰并不是一年里时时都有，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冰可谓弥足珍贵。

传世有不少清代晚期的木胎冰箱，多用红木、花梨、柏木等较为细腻的木料制成，此件为红木制品，仿竹编式样，制作精致。形制为大口小底，外观如斗形，铅叶镶里，底部有泄水小孔，结构类似木桶。冰箱箱体两侧设提环，顶上有盖板，上开双钱孔，既是抠手，又是冷气散发口。为使冰

箱处于一定高度便于取放冰块和食物，配有箱座。

这对冰箱结构标准，箱桶和底座均装饰华美。成对制作，当为大户人家所用之物。

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在当时价值高的器物，传至如今其价值一定比同样传至今天的过去价值较低的器物要高。今天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这是选择收藏品的要招。这一点，对于想收藏冰箱的人来说，特别管用。因为在古时候，即便是清代末年了，由于没有制冰设备，在炎炎夏日要想求得一方清凉的冰，何其困难。虽然古时有凿地储冰的方法，但冰的奢侈，一定不是那些一般人家所能享用的。能用得上冰箱的人家，必定衣食无忧。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富裕的人家绝对是少数，用得起红木家具的，并不一定能用得上红木制作的冰箱，这也就是为什么冰箱的收藏价值高的原因，不仅如此，它将来的意义将会更加重要。

点评：保存食品必不可少的家电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

在79年前的今天，1941年12月7日(农历1941年10月19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日本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凌晨(夏威夷时间)，日本以大量海空军突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致使停泊在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全军覆没，从而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史称“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南端，与驻有美军的关岛、马尼拉港构成锥子形，插向西太平洋，是日本南进扩大战争的主要障碍。1941年初，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策划袭击珍珠港，以保障南进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

战前，日本进行了周密准备，欺骗麻痹美国。 因此，直到大战在即，夏威夷岛上的美军仍毫无战斗准备。

1941年11月18日前后，日军以第6舰队27艘潜水艇并载有5艘特种潜水艇组成的先遣舰队，分别从横须贺、佐伯湾出发，分3路，直扑夏威夷，担负侦察监视和截击美舰队的任务。26日，以第1航空舰队6艘航空母舰为基干而组成的突击舰队，从单冠湾出发，沿北方航线隐蔽开进，赴瓦胡岛北面预定海域，担负空中突袭珍珠港的任务。12月2日，先遣舰队和突击舰队同时收到“12月8日(东京时间，夏威夷时间为7日)为空袭日”的通知。“空袭日”选定在星期天。

12月7日4时30分，当突击舰队顺利到达瓦胡岛以北，即展开组织进攻。5时30分，2架水上飞机对瓦胡岛及其附近海面进行侦察。354架舰载机用于空袭，分为两个攻击波。第一波183架，第二波171架。6时，第一波起飞，由云层上空悄悄飞向珍珠港。7时15分，第二波起飞。是日天气晴朗，为日机提供了极好的攻击条件。7时49分，突击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下令全军展开突击。此时，美太平洋舰队主力，除3艘航空母舰离港出海执行任务外，其余共94艘舰艇，整齐地停泊在珍珠港内，美海军官兵大都离舰上岸度假去了。岛上的387架飞机成排停放在机场，飞行员多数不在机场。高射炮旁也只有少数几个炮手值勤。7时30分左右，美雷达兵多次发现有强大机群飞临，却误认为是己方飞机，未加防范。

7时55分，第一波突击机群开始实施连续45分钟的首次突击。8时40分，顺利返航。8时55分，第二波突击机群实施突击，与此同时，先遣舰队中的特种潜水艇偷入港内，攻击美舰。9时45分，突击全部结束。

为什么日本要偷袭珍珠港?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入侵中国(参见抗日战争)，在很短时间内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领土，把中国大陆作为北进苏联南下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基地。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加上入侵苏联的两次作战行动受挫(参见哈勒欣河战役、哈桑湖战役)，日军统帅部深感同时进行两面作战力不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和《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日军统帅部决定利用英法忙于欧洲战事的有利时机，转而采取南攻北守的方针。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的爆发解除了日本南进的后顾之忧。日军统帅部于7月初召开会议，分析了形势，制定了计划，决心在年初侵占法属印度支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东南亚的进攻行动，同时发动太平洋战争。

由于日本南下进攻行动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和特权，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经济制裁措施。如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实行全面石油禁运等，这样，日美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美国为了保卫其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以珍珠港为主要基地和活动中心，组建了一支上百艘的庞大舰队。

珍珠港是美国太平洋上的主要海军基地。位于太平洋中部瓦胡岛(夏威夷群岛)南端。东距美国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2090海里，西距日本横滨3400海里，是美国通往亚洲和澳洲的交通枢纽。建于二十世纪初。面积22.7平方公里。可保障各种舰艇驻泊。进港航道水深达13.6米，有宽阔的码头区。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第3舰队司令部、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司令部、后勤部队司令部和舰队陆战队司令部都设在该基地。太平洋舰队主力也驻在珍珠港。海军基地拥有补给中心、弹药库、燃料库、有大型干船坞的修船厂和潜艇艇员训练中心。修船厂能保障各种舰艇(包括攻击航空母舰在内)的修理和进坞。珍珠港的有利地理位置便于驻在该地的海军兵力控制太平洋中部海区。

早在1941年初，当日美矛盾尖锐的时候，日本海军就提出了奇袭珍珠港的设想。8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具体制定了代号为“Z”的奇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并于10月得到日本大本营的正式批准。这个计划的中心环节就是从空中进行奇袭，猛烈攻击美太平洋舰队的主力。

为了袭击珍珠港，日军司令部派出一支航空母舰编队(6艘航空母舰携载353架飞机、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3艘潜艇、8艘油船)和一支预先在夏威夷群岛海域展开的潜艇编队(27艘)。战役企图是：航空母舰编队隐蔽地完成航渡后，母舰航空兵对珍珠港的美国舰艇、岸上设施和飞机进行突然的密集突击。在航空兵行动的同时，还计划使用由母潜艇送到作战海域的5艘超小型潜艇。这种潜艇的任务是在航空兵突击的前夜潜入珍珠港内，用鱼雷攻击战列舰。航空母舰编队中的两艘驱逐舰担任佯动突击——炮击中途岛上的航空基地。

珍珠港战役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军事上，反复进行图上作业和沙盘演练，还在佐伯湾以战列舰为目标进行了2次攻击预演；加强保密措施，严格限制作战计划、命令等文件的传阅范围，控制参战官兵的书信往来；突击舰队保持无线电静默，其他在日本内海的舰船和飞机却频繁进行无线电联络，还组织大批水兵到东京游览；指令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要利用武官、领事、日侨及各种侦察工具，从地面、空中、海上、水下对瓦胡岛特别是珍珠港基地进行侦察活动；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集结关东军70多万人，搞了一次准备北进的军事演习。在政治外交上，日本近卫首相亲自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建议举行和谈，并任命与罗斯福素有交情的海军上将野村为日本驻美大使；东条英机上台后也玩弄和谈骗局，表示要消除双方的敌意，阻止欧战蔓延远东。这些措施为日军奇袭珍珠港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美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达成突然性是这次战役取胜的关键，为此航空母舰编队选择了航程最远(6300公里)，时常出现风暴，其他船只很少采用的航线进行航渡。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担任指挥。

11月23日，根据山本五十六的命令，担负奇袭任务的南云特混舰队在择捉岛(在千岛群岛南端)的单冠湾集结，并做好了出发前的最后准备。26日晨，南云特混舰队在3艘潜艇的引导下启航，保持无线电静默，驶向珍珠港。为了伪装，日军指挥部进行了假的无线电通信，似乎日本所有大型军舰仍停泊在濑户内海。12月7日晨，日本航空母舰编队到达展开海域(珍珠港以北300—500公里)。与此同时，即12月7日前夜，两艘日本驱逐舰炮击了中途岛，下水的5艘超小型潜艇也在珍珠港附近开始行动，但其中两艘被美巡逻舰艇部队击沉。美军指挥部对日本舰队的积极行动没有引起警惕，没有采取任何补充措施来提高珍珠港基地部队和编队的战备等级。美国太平洋舰队除航空母舰出港外，港内的舰艇和机场上的飞机都密集地停靠在一起，成了攻击的有利目标。美军舰艇的对空防御同整个珍珠港基地一样，全都没有做好抗击日军突击的准备。12月7日那天，大部分舰员放假上岸去了。

12月7日6时，日本第一波飞机(40架鱼雷机、49架俯冲轰炸机、51架水平轰炸机和43架战斗机，由渊田美津雄率领)从航空母舰起飞。7时55分，对珍珠港内所有大舰和机场上的飞机发起突然攻击。日军的攻击持续约1小时，击沉3艘战列舰，炸毁大量飞机，自己仅损失飞机9架。7时15分，日本的第二波飞机(54架水平轰炸机、78架俯冲轰炸机和35架战斗机)从航空母舰起飞，但遇到较有力的抵抗。这次攻击持续到9时30分，进一步扩大美军的损失。日军成功奇袭珍珠港后2小时，日本政府才向美国正式宣战。

点评：日本母舰航空兵突击珍珠港的结果基本上达到了战略目的——击毁美国全部战列舰(击沉4艘、击伤4艘)，6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和272架飞机。美军伤亡3400人。日本损失29架飞机，1艘潜艇和5艘超小型潜艇(这些超小型潜艇的战果很小)。由于日军的军事行动使美国舰队遭到巨大损失，日本第一天就取得了制海权，从而能在菲律宾、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实施广泛的进攻战役。美军珍珠港惨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军指挥部未能有效地组织侦察和基地防御，疏忽大意以及忽视海上战争的经验。珍珠港战役在战术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在战略上却是非常失败的，他的不宣而战激怒了美国人，从而使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加入了战争。

偷袭珍珠港事件是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皇家海军的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夏威夷欧胡岛上的飞机场的事件。这次袭击最终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是继19世纪中墨西哥战争后第一次另一个国家对美国领土的攻击。这个事件也被称为偷袭珍珠港或珍珠港战役。

11月26日，一支由六条航空母舰为主力的舰队在日本海军中将南云中一的指挥下离开日本开往珍珠港。途上舰队保持彻底的电波静默。除这六艘航空母舰外日本舰队还包括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和三艘潜艇。此外还有八艘油轮和两艘驱逐舰只开到北太平洋等候

12月7日早晨，该舰队的飞机轰炸了欧胡岛上所有的美军机场和许多在珍珠港内停泊的舰艇，包括那里的战列舰。地面上几乎所有飞机被摧毁，只有少数飞机得以起飞和还击。12艘战列舰和其它舰船被击沉或损坏。188架飞机被摧毁，155被破坏，2403美国人丧身。仅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爆炸沉没时就有上千人死亡。

这次战斗的第一炮和第一个牺牲者是美国一条驱逐舰对日本的一艘微型潜艇的攻击。那艘微型潜艇被击沉。日本一共出动了五艘微型潜艇，它们打算在空袭开始后对美国船只施放鱼雷，五艘船后来都被沉，其中只有四艘后来被找到。这五艘船上的十名水手中只有一人幸存，酒卷和男被俘，他是美国在二战中的第一个俘虏。

日本参加这次袭击的航空母舰是赤城号(旗舰)、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和瑞鹤号。这六艘航空母舰一共可以装载441架飞机，其中包括战斗机、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水平轰炸机，其中55架被毁。这些飞机分两波攻击。南云中将决定放弃第三波攻击而将主力撤回。

袭击珍珠港的目的是为了(至少暂时)消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主力。山本五十六本人认为一次成功的袭击只能带来一年左右的战略优越性。从1931年开始日本与中国交战，此前日本占领了满洲。从1941年1月日本开始计划袭击珍珠港以取得战略优势，经过一些海军内部的讨论和争执后从年中开始日本开始为这次行动做训练。

日本计划的一部分是在袭击前(而且必须在袭击前)中止与美国的协商。到12月7日为止，日本驻华盛顿大使中的外交官一直在与美国外交部进行很广泛的讨论，包括美国对日本在1941年夏入侵东南亚的反应。袭击前日本大使从日本外交部获得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并受令在袭击前(华盛顿时间下午一时)将它递交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但大使人员未能及时解码和打印这篇很长的国书。

最后这篇宣战书在袭击后才递交给美国。这个延迟增加了美国对这次袭击的愤怒，它是罗斯福总统将这天称为“一个无耻的日子”的主要原因。山本上将似乎同意这个观点。在日美合拍的电影虎!虎!虎!中他被引用说：“我恐怕我们将一个沉睡的巨人唤醒了，现在他充满了愤怒。”这句话山本本人可能从未说过，即使如此他似乎的确如此感觉。

实际上这篇国书在日本递交美国前就已经被美国解码了。乔治·马歇尔在读过这篇国书后立刻向夏威夷发送了一张紧急警告，但由于美军内部传送系统的混乱这篇电报不得不通过民用电信局来传达。在路上它失去了它的“紧急”标志。袭击数小时后一个年轻的日裔美国邮递员将这张电报送到美军司令部。

战后造成的影响：就其战略目的而言，对珍珠港的袭击从短期和中期的角度来看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它的结果远远超过了它的计划者最远的设想，在整个战争史上，这样的成果也是很罕见的。在此后的六个月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无足轻重。没有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威胁，日本对其它列强在东南亚的力量可以彻底忽略，此后它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太平洋西南部，它的势力一直扩张到印度洋。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珍珠港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彻底的灾难。事实上，计划珍珠港的山本上将本人预言即使对美国海军的袭击成功，它不会，也不能赢得一场对美国的战争，因为美国的生产力实在太高了。日本的主目标之一是美国的三艘航空母舰，但当时没有一艘在港内：企业号正在返回珍珠港的路上，列克星顿号数日前刚刚开出，萨拉托加号正在圣地亚哥维修。

这场战役是有历史决定性意义的。由于日本未能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只有一个小的军事作用。但即使日本击沉了美国的航空母舰，从长远角度上来看它还是不能帮助日本。这次袭击彻底地将美国和它雄厚的工业和服务经济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轴心国在全世界的覆灭。

虽然日本未能彻底消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实力大大销弱直到1943年。从此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占据了一定优势直到中途岛战役后。这次偷袭是成功的日本只有很小的损失，这次的成功奠定山本五十六在日本国内的地位。

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对珍珠港的袭击标志着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成为海军主力的转折点。但世界海军强国对这一点一直到后来珊瑚岛战役和中途岛战役后才明白过来。

为了进一步迷惑美国，掩盖其战争准备，东条英机派遣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作为“和平特使”访美，协助野村大使对美谈判。左为来栖，右为野村

11月17日，新的一轮日美谈判开始。由于美国破获了日方的外交密码，因此对它的真实意图了如指掌。11月26日，赫尔国务卿提出了条件强硬的《美日协定大纲》，日本果然予以拒绝。东条为了将战争的突然性提高到最高程度，下令继续对美谈判。

珍珠港上空的滚滚硝烟驱散了美国公众的孤立主义之梦，举国上下一致支持罗斯福总统对日宣战。日本军国主义者本想偷袭珍珠港一举摧毁美国人的斗志，然而，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

珍珠港遭到袭击的20分钟前，山下奉文率领的第25军乘14艘运输舰在泰国南部的宋卡登陆，揭开了马来亚战役的序幕。

12月8日16时10分(华盛顿时间)，罗斯福佩带着哀悼死难将士的黑袖章，在对日宣战书上签名。美国这个世界上经济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终于正式加入反法西斯阵营。

日军第一突击波飞机183架，于7时55分开始攻击

珍珠港受到袭击时，美机才起飞了29架，由于仓促应战，不是被日机击落，就是被自己的高炮击毁。

美国妇女参战

美国儿童捐献铝制品，用来造飞机。

旅美的日本侨民被视为不可靠，美国政府把他们集中起来，统一居住。

1957年12月7日 第一个卫星的运载火箭陨落

在63年前的今天，1957年12月7日(农历1957年10月16日)，第一个卫星的运载火箭陨落。

1957年12月7日，苏联科学院发表了一个声明，已经绕地球飞行了五十八天的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12月1日猛烈下降，进入稠密的大气层，随后即燃烧陨落，残骸落在阿拉斯加和北美洲西海岸地方。这是苏联科学家根据观测资料确定的。

运载火箭于11月30日午夜时分开始显著下降，绕地球运行一周的时间很快缩短。12月1日，当它沿伊尔库次克、楚克奇半岛、阿拉斯加和北美洲西海岸路线运行的时候，特别显著地下降以致陨落。

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一共运行了三千九百万公里的路程。它最初绕地球运行一周的时间是九十六点二分钟，顶点高度约九百公里。

1976年12月7日 瓦尔德海姆联合国继任联合国秘书长

在44年前的今天，1976年12月7日(农历1976年10月17日)，瓦尔德海姆联合国继任联合国秘书长。

瓦尔德海姆将再次为联合国工作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原是奥地利的一名外交家。1976年12月7日57岁的他将再次担任为期5年的秘书长职务。瓦尔德海姆一直奉行和平忍耐的行事准则，而不是发起大胆的外交行动。他的这一中立姿态既受到了赞扬，也受到了批评。人们批评他使联合国的地位在人们心中下降。但是他的中立政策有助于中东问题谈判在日内瓦进行。如果没有他的作用，这种谈判是不能开始的。

1985年12月7日 南亚七国首脑会议开幕

在35年前的今天，1985年12月7日(农历1985年10月26日)，南亚七国首脑会议开幕。

本次会议宣告一个区域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1985年12月7日，南亚七国区域合作首脑会议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议会大厦隆重开幕。在南亚地区历史上，七国首脑坐在一起共商区域合作大事，这是第一次。

这次南亚首脑会议的主要日程，是成立南亚区域合作的正式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通过联盟宪章和一项联合宣言。

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不丹国王旺楚克、印度总理拉·甘地、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和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出席了这次首脑会议。艾尔沙德总统主持了开幕式，并当选为本届首脑会议的主席。

七国首脑在会上先后发表讲话。他们一致认为，南亚七国首脑坐到一起，是南亚历史上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有利于促进地区合作和相互信任与谅解。他们还一致认为，南亚各国虽有种种差别和分歧，但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有进行合作的一致愿望。他们表示了这样的信念：南亚区域合作将是有希望的。

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说，“七国领导人从各国人民的基本需要和要求出发，坐在一起进行有益的对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样的对话将是取得谅解和合作的基本形式”。他说，七国首脑坐到一起，表明南亚合作代表了历史潮流，显示了南亚人民能够对付时代的挑战。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指出，“我们人民过去的遭遇，我们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当前时代发展的需要，使我们有义务利用这次首脑会议的机会，加速实现我们各国之间和平、合作和协调一致的目标”。他说，南亚国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和相似的挑战，都需要消除贫困、饥饿、疾病和愚昧，发展区域合作能够加速这个过程。

印度总理拉·甘地说，“南亚区域合作指出了一条实现集体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所做的努力将加强多边主义和世界范围合作的力量”。他表示说，“印度欢迎南亚地区的多样性，我们赞成南亚七国主权平等。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互相学习和帮助”。

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指出，南亚各国都对加强区域合作负有重大责任。他说，“一旦我们事业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它将给我们各国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

不丹国王旺楚克、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和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也在讲话中强调了发展区域合作的重要意义。他们表示将为建成南亚区域合作的大厦做出贡献。

开展南亚区域合作，是孟加拉国已故总统齐亚·拉赫曼1980年5月最先倡议的，得到南亚其它六国的赞成和响应。

1987年12月7日 我国首次将电子能量加速到千兆电子伏

在33年前的今天，1987年12月7日(农历1987年10月17日)，我国首次将电子能量加速到千兆电子伏。

1987年12月初，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中的电子直线加速器，首次将电子能量加速到千兆电子伏特。这个能量当时不仅在国内是最高的，而且在国际同类加速器中也是不多的。

长达200多米的电子直线加速器，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这年5月，科研人员曾使用这个加速器，实现了将电子加速到能量250兆电子伏特，流强达750毫安。几个月来，经过进一步安装及调试，将电子加速到1100兆电子伏特，流强为200毫安的电子束流，从而初步达到设计指标，为我国开展高能物理研究和同步辐射光应用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1988年12月7日 世界最大的油漆画被涂浮船坞外壁工程开始

在32年前的今天，1988年12月7日(农历1988年10月29日)，世界最大的油漆画被涂浮船坞外壁工程开始。

1988年12月7日，世界最大的油漆画将被涂造船厂浮船坞外壁上的巨大工程正式开始。这幅画的创造者和总设计师是48岁的画家罗兰德·斯台格曼。他用了1年半的时间进行准备，仔细查阅了大量有关汉堡港的史料并到博物馆参观许多历史实物。然后绘出草图，描写自1189年以来汉堡港的变化，从最古老的拉纤木船到现代的集装箱货轮无所不包。

斯台格曼首先将草图按比例放大，画在船坞壁上。他雇了8名有较高技术的油漆工人按指定的色彩涂刷。巨画用了整整5个月才完成，共耗各色油漆5000升。所需费用由若干公私企业赞助。

这幅世界上最大的油漆画长250米，宽13．5米，总面积3375米的巨画是为了纪念汉堡港开港800周年而创作的。整幅画被涂在汉堡港易北河边一家造船厂的第10号浮船坞外壁上。

1988年12月7日 长崎市长本岛直言战争责任竟遭枪击

在32年前的今天，1988年12月7日(农历1988年10月29日)，长崎市长本岛直言战争责任竟遭枪击。

1988年12月7日，长崎市长本岛在市议会答辩时，发表了认为昭和天皇有战争责任的见解。此后，右翼团体纠集数十辆宣传车在长崎市政厅周围和市内进行了多次骚扰。一度使长崎市内正常秩序受到破坏。市政厅办公楼的玻璃也曾被枪弹打破。本岛市长及家属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本岛市长多次受到人身攻击和无端指责，并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但日本的许多有识之士赞许他的见解和勇气。他前后收到7300多封信，其中多数对他表示支持。为预防万一，警方对本岛市长采取全天保卫措施。到1989年夏天，本岛市长要求除特殊情况可以解除保卫措施。

1990年1月18日下午3点5分左右，长崎市长本岛等在市政厅门前乘车时，遭到一名暴徒枪击，子弹从他身后左肩处穿透前胸。本岛市长被立即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他尚无生命危险。暴徒乘车逃跑。

枪击事件发生后，日本全国为之震惊，舆论哗然。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森山说，犯人凶恶至极，给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期待尽早把犯人捉拿归案，查清事件。支持本岛市长见解的市民组织“要求言论自由长崎市民会”的代表、长崎大学教授岩松繁俊说，这是倒退到战前恐怖时代的行为，实在令人震惊。本岛市长发表认为天皇有战争责任的见解以后，我们征集了38万人表示支持的签名。这次枪击事件证明日本的民主主义社会仍是浅薄的。与长崎市同遭原子弹之害的广岛市市长荒木武说，不论枪击者持有什么想法，暴力手段是法治国家不能允许的，祈望本岛尽快恢复健康。

1988年12月7日 亚美尼亚地震受灾人口100万

在32年前的今天，1988年12月7日(农历1988年10月29日)，亚美尼亚地震受灾人口100万。

一个男人抚在自己亲人的棺材上痛哭

1988年年底，已被连续不断的动乱困扰一年的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又被新的悲剧和毁灭打击。它的两座城市列宁纳坎和斯皮塔克在一场大规模地震后变成瓦砾堆。

地震发生在12月7日上午11时41分。全市有80%的建筑物被毁，50多个村庄被摧毁殆尽，造成经济损失100亿卢布，超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损失。苏联为救灾出动民航飞机3752架，军用飞机2426架次，救助人员8.2万人。短期内收到全国捐助救灾款12亿卢布。外国亦捐款1亿多美元，并出动286架飞机紧急运送救灾物资和救援人员。在这场大灾难中，已确信的死亡人数多达100，000人。98%的尸体是从废墟下挖出来的。伤残1.9万人，受灾人数多达100万人。大灾难的幸存者不得不在已成断垣残壁的家园外挤成一堆。斯皮塔克体育馆外的棺材堆积成山，至少有好几千具。随后有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展开，幸存者们用赤裸的双手拔开碎砖烂瓦，希望能找到失踪的亲属和朋友。亚美尼亚当局很快成立了一个救灾委员会。援救部队搭起无数帐棚收容灾民并提供粮食，医疗队提供灾民医疗援助。这场灾难发生在己麻烦不断的一年的最后阶段。2月，苏联南部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和不属苏联的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均被和平时期最严重的民族暴乱折磨。在此之前，曾有人号召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尼古拉-加拉巴克地区应重归亚美尼亚控制，阿尔巴尼亚拒绝这一要求。亚美尼亚人口占3/4的加拉巴克地区在1921年以后一直是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和整个有争议的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另外，在阿尔巴尼亚的苏姆盖特市，双方发生暴力冲突。

1989年12月7日 中央纪委要求严肃处理参与嫖娼卖淫党员

在31年前的今天，1989年12月7日(农历1989年11月10日)，中央纪委要求严肃处理参与嫖娼卖淫党员。

1989年12月7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8年制定并实施了《对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共产党员及有关责任者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其中规定：嫖娼、卖淫活动，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共产党员中极少数腐败分子参与嫖娼、卖淫活动，严重地腐蚀党的肌体，败坏党的声誉。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对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共产党员及有关责任者，必须严肃处理。现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一）嫖娼或卖淫的；

（二）强迫、介绍、教唆、引诱他人嫖娼或卖淫的；

（三）有意容留他人嫖娼、卖淫的；

（四）有意为嫖娼、卖淫提供方便条件的；

（五）向嫖娼、卖淫人员敲诈勒索钱物而放纵其嫖娼、卖淫活动的。

第二条　对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人进行包庇的；或阻挠查处嫖娼、卖淫活动，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以上的处分。

第三条　宾馆、旅店、饭店、招待所等单位，由于管理混乱，多次发生嫖娼、卖淫活动的，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者，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第四条　对本单位职工参与嫖娼、卖淫活动，发现后不查处，不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给予直接领导责任者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的处分。

第五条　在处理工作中，要严格区分嫖娼、卖淫与搞不正当两性关系的界限。

1991年12月7日 美国研制出全数字电视系统

在29年前的今天，1991年12月7日(农历1991年11月2日)，美国研制出全数字电视系统。

1991年12月初，美国顶峰电器公司和电话电报公司宣布，他们联合研制成了一种全数字电视系统。这种数字电视系统将很快取代当时正在研制中的高清晰度电视系统。

数字式电视系统可以比普通广播系统或高清晰度电视系统向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发送无干扰信号。它能提供高清晰度电视所具有的那种大屏幕式的图像，而且还具有其他多种用途，但成本比高清晰度电视低得多。

数字信号可由卫星和地面发送塔传送，而且很容易转换成任何电视制式，从而越过制式的界限为各种电视机所接收。

1996年12月7日 科学家首次发现“时光倒流”现象

在24年前的今天，1996年12月7日(农历1996年10月27日)，科学家首次发现“时光倒流”现象。

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

1996年12月7日，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最近发现正负K介子在转换过程中存在时间上的不对称性。这一发现虽有助于完善宇宙大爆炸理论，但却动摇了“基本物理定律应在时间上对称”的观点。

日常生活中，时光不可倒流。时间之箭永远只有一个朝向。老人不能变年轻，打碎的花瓶无法复原，过去与未来界限分明。但在物理学家眼中，时间却可以逆转。比如说一对光子碰撞产生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而正负电子相遇则同样产生一对光子，这个过程都符合基本物理学定律，在时间上是对称的。如果用摄像机拍下两个过程之一然后播放，观看者将不能判断录像带是在正向还是逆向播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没有了方向。

物理学上这种不辨过去与未来的特性被称为时间对称性。经典物理学定律都假定时间无方向，而且也确实在宏观世界中通过了检验。但近几十年来，物理学家一直在研究时间对称性在微观世界中是否同样适用。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的一个小组经过长达三年的研究最近终于获得了突破。他们的实验观测首次证明，至少在中性K介子衰变过程中，时间违背了对称性。

由来自九个国家近百名研究人员组成的这一小组在实验中研究了K介子反K介子相互转换的过程。介子是一种质量比电子大，但比质子与中子小，自旋为整数，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粒子，按内部量子数可分为π介子、ρ介子和K介子等。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发现，反K介子转换为K介子的速率要比其时间逆转过程、即K介子转变为反K介子来得要快。这是物理学史上首次直接观测到时间不对称现象。

现代宇宙理论曾认为，宇宙大爆炸之初应该产生等量物质和反物质，但当今的宇宙却主要为物质世界所主宰，这一现象一直让人困惑。欧洲核子中心新实验证明，反物质转化为物质的速度要快于其相反过程，因此它为宇宙中物质量为何远远超过反物质量提供了部分答案。

另外，新成果对物理学基本对称定律研究也有重要意义。物理学家们一直认为，除了基本物理定律不受时间方向性影响外，物体在空间物理反射的过程以及粒子与反粒子的变换过程也应遵循对称性。时间、宇称和电荷守恒定律被认为是支撑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之一。

本世纪50年代来，物理学家先后发现一些守恒定律有时并不完全满足对称性。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曾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并经实验证实，之后美国人詹姆斯-克罗宁和瓦尔-菲奇又发现K介子衰变过程违背宇称和电荷联合对称法则，他们都因此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时间、宇称和电荷作为一个整体被认为应该守恒，物理学家们曾猜想说，时间在特定情况下会违背对称性。欧洲核子中心的成果首次证实了这一猜想。

评论：令人心潮澎湃的发现。

1997年12月7日 纽约举行纪念南京大屠杀逝去的同胞音乐会

在23年前的今天，1997年12月7日(农历1997年11月8日)，纽约举行纪念南京大屠杀逝去的同胞音乐会。

1997年12月7日，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等团体举行“为和平而歌”音乐会，追思60年前在南京死于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30万无辜中国百姓，提醒世人不忘历史。

这台有300多人登台演出的大型音乐会在纽约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中国音乐家协会爱乐乐团和台北“邮声合唱团”等应邀与旅美华人华侨同台演出，表达了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以史为鉴、捍卫和平、反对战争、缔造未来的共同愿望。中国著名指挥家徐锡宜、菲律宾华裔女指挥家尤美文等共同担任了晚会的指挥。

2000多位不同肤色的观众聆听了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抗敌和向往美好生活的著名歌曲，其中有《满江红》、《游击队歌》、《长城谣》、《和平之歌》、《大海啊，故乡》等。著名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一曲《松花江上》引起了观众们的强烈共鸣，台上台下齐声同唱。著名作曲家金湘还专门为音乐会创作并指挥演出了记叙南京大屠杀的大合唱《金陵祭》。歌词最后写道：“钟声，鼓舞炎黄子孙团结奋进，去迎接那新世纪的黎明。”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南京的屠城暴行铁证如山。这台音乐会拉开了美国纪念活动的序幕。

1999年12月7日 荷兰发生校园枪杀案 激起社会强烈反响

在21年前的今天，1999年12月7日(农历1999年10月30日)，荷兰发生校园枪杀案 激起社会强烈反响。

1999年12月7日发生的一起校园枪杀案打破了荷兰社会生活的平静，激起强烈反响。连日来，荷兰政府、新闻媒体和一些社会团体纷纷发表评论，呼吁加强枪支管理。

这起枪杀案发生在荷兰东南部小城费赫尔。12月7日下午2时，该市德莱格拉夫职业中学的一些学生们像往常一样在计算机中心上课。突然，校园中走来一位学生，他掏出手枪便向教室里开火。随着十几声枪响，四名学生和一位老师应声倒地。教室里鲜血四溅，碎玻璃块横飞。随着刺耳的惊叫声，被吓得呆若木鸡的学生们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们有的夺门而逃，有的抱头钻到桌下。站在教室外的开枪者则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地提着手枪扭头走出了校门。校门外，一名中年男子正开着一辆奔驰车在等他。开枪者上了车，汽车飞驰而去。后来人们才知道，开车人是这位学生的父亲。不过，父亲没有带着儿子逃跑，而是直接把他送到了警察局。

德莱格拉夫职业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人在校园开枪，许多人起先都以为是谁在放爆竹。一位学生说：“等到校园里四处都响起了呼喊声和哭叫声，我才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另一位学生说：“以往我总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在美国发生。在费赫尔这样宁静的小城发生这样的事情，真叫人不敢相信。”

血案发生后，警车和救护车迅速开进了学校，受伤的四名学生和老师分别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均已脱离生命危险。荷兰警方估计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枪杀案，怀疑枪击者的父亲是策划者。12月9日，警方已将开枪者及其父亲拘留审查。

据报道，肇事学生来自土耳其移民家庭，他的15岁的妹妹曾与本校另一位土耳其学生谈过恋爱，后来两人分手，为此两家成了冤家对头。近几周，肇事者不断向那个土耳其小伙子发出警告。出事那天，警方还接到过呼救电话，但警察认为呼救者不具备实施被保护的条件。

一些荷兰报纸在评论此次枪击事件时谈到了枪击者的移民背景，认为一些移民常试图通过武力解决家庭争端，对移民文化与荷兰社会的冲突表示担忧。据报道，费赫尔当地大约有1300多名土耳其移民。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加强了对土耳其移民组织的工作，以防引起当地市民对移民的不满。

事件发生后，荷兰媒体和社会团体对青少年暴力活动的增加表示关注。荷兰枪支管理法律一向非常严格，国内极少发生枪击事件，此次事件是荷兰首起校园枪击案。但是，近年来，年轻人使用各种凶器的暴力事件开始增多。据荷兰司法部统计，荷兰每年发生大约2万到2．5万起暴力冲突事件，大约2／3的卷入者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不少人都是使用刀子一类的凶器。统计表明，1／4的荷兰高中学生有时携带刀子一类的凶器，差不多有11％的学生在学校里也带着这样的凶器。德莱格拉夫职业中学的校长承认，已经发现有不少学生带刀子到学校。该校的一位学生则说：“要想搞到枪很容易，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从黑市买到。至于刀子，几乎所有的男生身上都有。”

事件发生后，许多荷兰社会团体纷纷要求政府立即展开调查，提出应对措施。上周，“荷兰反街头暴力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上缴武器的大规模活动，宣传凡是在活动期间上缴武器者将被免于刑事起诉。荷兰司法部长科特哈尔表示，将考虑是否在学校安装金属探测器，以阻止学生将凶器带入学校。他说，政府必须做出努力，以使荷兰不至于像美国那样屡屡发生校园枪击案。

2001年12月7日 塔利班向坎大哈新政权缴械

2001年12月7日(农历2001年10月23日)，塔利班向坎大哈新政权缴械。

来自喀布尔的消息称，即将出任阿富汗过渡政府主席的卡尔扎伊2001年12月7日今天表示，他领导的地方武装正在进入阿南部城市坎大哈，并称当地的塔利班武装已经全面缴械。

卡尔扎伊称，他的部队已经有一部分进入了坎大哈城，另有一部分正在前往坎大哈的路上。卡尔扎伊表示，塔利班武装正在和平地交出对坎大哈的控制权，但奥马尔去向不明。

另据阿富汗伊斯兰新闻社报道，根据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的决定，塔利班部队于7日上午开始在坎大哈向当地普什图族部落领导人纳吉布拉领导的新政权缴械。

报道说，坎大哈新行政当局的成员包括当地的部族长老、宗教学者以及部分反抗前苏联入侵期间的“圣战”将领。

原塔利班驻巴基斯坦首席代表扎义夫随后向媒体证实了塔利班缴械的消息。他说，根据塔利班与反对派的协议，塔利班缴械后，其最高领导人奥马尔的人身安全将得到保证。但即将出任阿富汗过渡政府主席的卡尔扎伊则表示，奥马尔必须面对战争罪的指控。

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6日表示，美国绝不接受允许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逃脱惩罚的任何协议，因为美方认为他不会投降。

拉姆斯菲尔德说，美方不会允许奥马尔“逍遥在外”并过着“体面生活”的协议。他说，如果阿富汗反对派在处理塔利班高级领导人问题上与美方的立场相抵触，美方与阿反对派之间的合作和援助关系将发生“转折”，美方将寻求与其他人合作。

美国白宫发言人弗莱舍当天也表示，美国总统布什强烈主张，必须把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庇护者绳之以法。他说，布什认为奥马尔就是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庇护的人。

2007年12月7日 俄反制美战略紧逼　俄美关系降温

2007年12月7日(农历2007年10月28日)，俄反制美战略紧逼　俄美关系降温。

2007年12月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右)与美国国务卿赖斯(左二)交谈。拉夫罗夫当天表示，美国在中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将影响俄罗斯与北约在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

1月下旬，美国要求与波兰和捷克就建立导弹防御基地问题恢复谈判。俄罗斯认为，美在东欧建立反导基地威胁俄安全利益。俄美矛盾由此尖锐化。2月，俄总统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称美在全球滥用武力，北约东扩威胁俄安全。8月，俄恢复中断了15年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例行战斗值班飞行。12月，俄海军舰队恢复例行远洋航行。12月12日，俄正式暂停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俄美两国关系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