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倒施的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功劳比孙中山更大吗？

周伯通

逆行倒施的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功劳比孙中山更大吗？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历史地位早有定论，孙中山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中备受尊崇，被尊为国父、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而袁世凯则被斥为独夫民贼、窃国大盗，这种评价为每个中国人所熟知。

可是如今对袁世凯的评价越来越高，而对孙中山却颇有微词。主要是说辛亥革命之成功更多地是得益于袁世凯的贡献，而且袁世凯能办事实，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而孙中山却被指为“孙大炮”，专放空炮，办不了大事，这不免让人感到困惑。

其实，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要看他的办事能力，更要看他秉持的主义和具有的人格。拥有野心的政客，大都善于施展高明的权术，懂得笼络人心，其展现的个人能力往往使人感到钦佩。但政客的目的是自私的，最求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所做的一切都为了服务于这种目的，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可以不择手段。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政客们也会办一些客观上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事，但是过程的正义并不能掩盖目的的邪恶，正如英法联军再怎么强调他们与满清的交涉依据了国际公法也不能洗清他们侵略压迫中国的事实。

而政治家们都有着为人民谋福祉的崇高理想，愿意为他们所信仰的主义献身。他们不迷信权术，具有高尚的人格，他们建立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推动社会实现真正的进步，使国家获得持久繁荣。美国之所以能建立先进稳固的民主制度，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华盛顿、林肯、杰斐逊这些政治家坚定崇高的政治理想和的伟大人格是分不开的。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对他们的评价不能非黑即白，就袁世凯而言，他确实是一个干练的官僚，办过许多事实，对国家有过贡献。他驻军朝鲜时，在1882年的“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先后两次帮助朝鲜“勘定朝乱，厥功甚伟”，庆军首领吴长庆称赞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袁世凯的这两次危机处理，有力维护了中国在朝鲜的利益。

后来，袁世凯又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联合张之洞奏请朝廷停止科举；大力办学，设立新式学堂；开办银元局，发展金融事业，督修京张铁路；小站练兵，建立新式军队，创立近代化的中国兵役制度，这些都是他的功绩，不能无视和否认。梁启超说曾国藩“有学有术”，李鸿章“不学有术”，袁世凯“不学无术”是不公允的。事实上，袁世凯有本事，也有权谋，但他有“术”，却无“道”，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就体现了他的“术”。

有人总是以袁世凯善待知识分子来称颂他，而一向文字尖锐如匕首投枪的鲁迅在《二心集》中说过的一段话，更是被当做袁世凯尊重知识礼遇文人的佐证。

鲁迅是这样说的：“只有袁世凯才知道，怎么样对待知识分子，才能更加巩固统治，其他统治者见识太过短浅，不值一提”。如果把鲁迅的这段话当做对袁世凯的嘉许，那就太肤浅了。因为鲁迅在《一点比喻》中还说过：“……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袁世凯明白一点这种事。”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这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操弄，知识分子就会像野猪一样冲撞奔突，很难掌控，而袁世凯可以使他们像绵羊一样温顺地走进屠宰场，袁世凯就像牧人那样把野猪驯化成家猪，便于统治。

所以鲁迅对袁世凯的“术”看得入木三分，揭露了他枭雄政客的本色。

如果仅凭袁世凯办过的那些实事就改变对他的评价，甚至认为他比孙中山更伟大，是不客观的，因为这种评价脱离了当时的特有的社会政治氛围和基本的国情背景。在当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才是中国最先进的政治力量，他们奋斗的目的是带领中国走出两千多年来循环往复的怪圈，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使中国获得真正地飞跃。而袁世凯只是旧体制中的一个投机官僚，他以自己掌握的军政资源为基础，利用革命力量逼退清帝，趁势控制了国家最高权力，觊觎皇帝宝座，其目的与孙中山完全不同，根本不能放在一起作比较。

有观点认为，如果袁世凯不是消极打击武昌义军，而是像曾国藩一样积极镇压革命党，那辛亥革命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所以袁世凯才是推翻帝制最大的功臣。这种看法无视基本事实，实际上是武昌起义的爆发才给了袁世凯机会。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的投机，葬送了满清的改革之路，也断送了光绪皇帝，更令戊戌六君子饮恨刀下。虽然因此讨得慈禧欢心，却也与帝党结下死仇，埋下了杀身之祸。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誓言为哥哥光绪报仇，欲杀袁世凯并铲除他的势力，要不是张之洞临终之前奋力死保，袁世凯已经身首分离了。侥幸逃出生天的袁世凯深知处境凶险 于是他施展韬晦之计，回老家做起了钓鱼翁。但他知道危机并未解除，终日处于战战兢兢之中，这种境况不比寄居于曹操手心中的刘备好多少。

终于，武昌首义的枪声为“潜伏爪牙忍受”的袁世凯送来了转机。此时孤儿寡母的清廷已是穷途末路，袁世凯先利用革命党的声势逼宫，逼迫清帝退了位；又挟北洋军实力排挤孙中山，最终攫取了中华民国的政权，当上了大总统，这是典型的投机，只能说他的政治手段非常老辣，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革命功臣。他之所以没有做曾国藩，是因为此时满清已成一株朽木，就算没有倒在这阵风中，也绝躲不过下一阵风。以袁世凯的精明，岂能为扶这株朽木而冒与之同归于尽的风险，于是他立即效赵匡胤逼宫故事，虽然当时没有黄袍加身，可他始终念兹在兹。

还有人认为袁世凯当皇帝是为了实行君主立宪，因为君宪比共和更适合中国。这种认识也是很幼稚的，袁世凯哪有什么真正的立宪思维，他坐稳帝位后，必然是复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专制君权。为了自己的权力不受制衡，袁世凯不愿去南京就职，为此不惜发动兵变，让北京百姓遭受兵火荼毒；他不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宋教仁遇刺他难脱嫌疑，他知道再次选举也赢不了国民党，就解散国会，最后当了皇帝；被迫退位后，他还想继续当大总统，并规定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不用选举，下一任总统由现任总统秘密指定，这哪是总统，其实还是皇帝。

担任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美国人胡格诺当时被聘为北洋政府的顾问，对袁世凯真实的政治理念非常了解。他说：“采纳西方模式的宪法的指望，已经被耽搁了将近二十五年，实际上这样的宪法可能永远也不会被采纳”。这是对袁世凯关于宪政态度的最好诠释。其实梁启超也有同样认识，只是他不是洋人，说出来，人家不信，他因此自嘲：“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

胡格诺

由于袁世凯倒行逆施地复辟帝制，导致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刚刚成立的民国失去了和平建设的机会，也为他死后的长期军阀混战埋下了祸根。当时的人民对袁世凯十分痛恨，大儒王闿运有一副著名的对联正反映了人们当时对袁世凯的态度：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矛头直指袁世凯，可见他那时是很不得人心的。

袁世凯的为人也不像如今所流传的那样有情有义。杨度是袁世凯的死党，在载沣欲置袁世凯于死地时，杨度冒着极大的风险支持他。革命爆发后，杨度利用他在日本留学时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身份，帮助袁世凯分化南方革命党阵营，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黄兴的理解，黄兴后来说：“项城处两艰地位，苦心孤诣，致有今日，其功不可没”。杨度的努力终于促成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让袁世凯当上皇帝，杨度带着筹安会一帮人摇旗呐喊，大造舆论，为袁世凯登基制造理论基础。帝制复辟后，杨度遭千夫所指，被骂为汉奸，他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可袁世凯非但不予维护，还在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企图让杨度做替罪羊，可见其无情和奸诈。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个治世之能臣，却是乱世之奸雄。

再看孙中山，他也许不善于办具体事务，他军事指挥不如黄兴，议会宪政不如宋教仁，心机权谋当然更不如袁世凯。可是孙中山有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和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他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是袁世凯这样枭雄政客无法企及的。孙中山也不是专放空炮的“孙大炮”，他对国家建设有高屋建瓴的具体构想。从1917年开始，孙中山用两年时间，写下了《建国方略》这本书，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四个构想。在孙中山开始擘画这幅蓝图的那一年，中国正陷于外有列强压迫，内有军阀混战的困境，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当时的外国记者看到这本《建国方略》都认为孙中山的设想是天方夜谭般的空想，毫无实现的可能，当然也有人借此嘲讽他是“孙大炮”。然而如今，孙中山当年的四个构想中有三个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足见孙中山不是放空炮，只是他的思想和眼光超越了时代，为他人所不解。

孙中山的构想之一是，未来中国会有16万公里的铁路,将沿海、内地、边疆相连。孙中山认为“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从1881年唐胥铁路铺轨到1911年清朝灭亡，十年间中国只修了9千公里铁路，也难怪外国人会认为16万公里是“空想”。可是今天中国已经营运的铁路里程超过了13万公里，其中还有2.5万公里是高铁，而且还有不少线路在建，可以说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构想之二，在北、中、南各建一个如“纽约港”一样的世界级大港,并以港口为中心发展三个沿海经济发达区域。今天，北方的天津港、东边的上海港、南边的广州港都已是世界级大港，沿海地区也已经实现了像孙中山的设想，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个经济发达区域。

构想之三，开放包容，利用外资发展实体经济。深知清朝闭关锁国之害的孙中山，主张开放包容，积极利用外资发展本国实业，但同时也强调“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主张开放的同时不能放弃对经济命脉的掌管，要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中国后来在改开四十年中的飞速发展，正是践行了他的这一伟大构想。仅凭这一构想就可知孙中山的确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伟人。

构想之四，未来的百姓都怀抱“替众人来服务”的理念，责任感强、无私无畏。孙中山特别国民素质的培养，所谓“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他清楚地认识到，国民素质的高低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强弱，对国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未来的中国人将会是志向远大、人格高尚、无私无畏的。

遗憾的是，这一构想如今还远未实现，即使不谈高尚的人格和情操，就算不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乱穿马路、不乱扔垃圾也还有很多人做不到，所以就此而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在一百年前就在物质和精神建设方面提出如此远大宏伟的建国方略，而如今这些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这足以证明孙中山是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这些构想的提出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和认识；他相信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有能力把看似空想的愿景变成现实；如今中国成了人类历史上衰落文明重新复兴的唯一成功案例，中国的现实也足以证明孙中山战略眼光的深邃和正确。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袁世凯是提不出来的，因为他无法企及孙中山的思想高度。他用尽权谋只为登上皇位，如果坐稳了皇位，他思虑的也是国祚几何，孙中山的构想在他看来也许只是可笑的空炮，这就是一个政治家与一个枭雄的不同。与袁世凯同朝的大学士倭仁是个反对革新的顽固派，可是他有一句话却说得很中肯，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正好点出了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区别，前者有道义和理想，后者有本领和权谋，一个为人民谋福祉，一个图一己之私利。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历史地位早有定论，孙中山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中备受尊崇，被尊为国父、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而袁世凯则被斥为独夫民贼、窃国大盗，这种评价为每个中国人所熟知。

可是如今对袁世凯的评价越来越高，而对孙中山却颇有微词。主要是说辛亥革命之成功更多地是得益于袁世凯的贡献，而且袁世凯能办事实，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而孙中山却被指为“孙大炮”，专放空炮，办不了大事，这不免让人感到困惑。

其实，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要看他的办事能力，更要看他秉持的主义和具有的人格。拥有野心的政客，大都善于施展高明的权术，懂得笼络人心，其展现的个人能力往往使人感到钦佩。但政客的目的是自私的，最求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所做的一切都为了服务于这种目的，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可以不择手段。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政客们也会办一些客观上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事，但是过程的正义并不能掩盖目的的邪恶，正如英法联军再怎么强调他们与满清的交涉依据了国际公法也不能洗清他们侵略压迫中国的事实。

而政治家们都有着为人民谋福祉的崇高理想，愿意为他们所信仰的主义献身。他们不迷信权术，具有高尚的人格，他们建立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推动社会实现真正的进步，使国家获得持久繁荣。美国之所以能建立先进稳固的民主制度，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华盛顿、林肯、杰斐逊这些政治家坚定崇高的政治理想和的伟大人格是分不开的。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对他们的评价不能非黑即白，就袁世凯而言，他确实是一个干练的官僚，办过许多事实，对国家有过贡献。他驻军朝鲜时，在1882年的“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先后两次帮助朝鲜“勘定朝乱，厥功甚伟”，庆军首领吴长庆称赞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袁世凯的这两次危机处理，有力维护了中国在朝鲜的利益。

后来，袁世凯又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联合张之洞奏请朝廷停止科举；大力办学，设立新式学堂；开办银元局，发展金融事业，督修京张铁路；小站练兵，建立新式军队，创立近代化的中国兵役制度，这些都是他的功绩，不能无视和否认。梁启超说曾国藩“有学有术”，李鸿章“不学有术”，袁世凯“不学无术”是不公允的。事实上，袁世凯有本事，也有权谋，但他有“术”，却无“道”，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就体现了他的“术”。

有人总是以袁世凯善待知识分子来称颂他，而一向文字尖锐如匕首投枪的鲁迅在《二心集》中说过的一段话，更是被当做袁世凯尊重知识礼遇文人的佐证。

鲁迅是这样说的：“只有袁世凯才知道，怎么样对待知识分子，才能更加巩固统治，其他统治者见识太过短浅，不值一提”。如果把鲁迅的这段话当做对袁世凯的嘉许，那就太肤浅了。因为鲁迅在《一点比喻》中还说过：“……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袁世凯明白一点这种事。”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这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操弄，知识分子就会像野猪一样冲撞奔突，很难掌控，而袁世凯可以使他们像绵羊一样温顺地走进屠宰场，袁世凯就像牧人那样把野猪驯化成家猪，便于统治。

所以鲁迅对袁世凯的“术”看得入木三分，揭露了他枭雄政客的本色。

如果仅凭袁世凯办过的那些实事就改变对他的评价，甚至认为他比孙中山更伟大，是不客观的，因为这种评价脱离了当时的特有的社会政治氛围和基本的国情背景。在当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才是中国最先进的政治力量，他们奋斗的目的是带领中国走出两千多年来循环往复的怪圈，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使中国获得真正地飞跃。而袁世凯只是旧体制中的一个投机官僚，他以自己掌握的军政资源为基础，利用革命力量逼退清帝，趁势控制了国家最高权力，觊觎皇帝宝座，其目的与孙中山完全不同，根本不能放在一起作比较。

有观点认为，如果袁世凯不是消极打击武昌义军，而是像曾国藩一样积极镇压革命党，那辛亥革命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所以袁世凯才是推翻帝制最大的功臣。这种看法无视基本事实，实际上是武昌起义的爆发才给了袁世凯机会。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的投机，葬送了满清的改革之路，也断送了光绪皇帝，更令戊戌六君子饮恨刀下。虽然因此讨得慈禧欢心，却也与帝党结下死仇，埋下了杀身之祸。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誓言为哥哥光绪报仇，欲杀袁世凯并铲除他的势力，要不是张之洞临终之前奋力死保，袁世凯已经身首分离了。侥幸逃出生天的袁世凯深知处境凶险 于是他施展韬晦之计，回老家做起了钓鱼翁。但他知道危机并未解除，终日处于战战兢兢之中，这种境况不比寄居于曹操手心中的刘备好多少。

终于，武昌首义的枪声为“潜伏爪牙忍受”的袁世凯送来了转机。此时孤儿寡母的清廷已是穷途末路，袁世凯先利用革命党的声势逼宫，逼迫清帝退了位；又挟北洋军实力排挤孙中山，最终攫取了中华民国的政权，当上了大总统，这是典型的投机，只能说他的政治手段非常老辣，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革命功臣。他之所以没有做曾国藩，是因为此时满清已成一株朽木，就算没有倒在这阵风中，也绝躲不过下一阵风。以袁世凯的精明，岂能为扶这株朽木而冒与之同归于尽的风险，于是他立即效赵匡胤逼宫故事，虽然当时没有黄袍加身，可他始终念兹在兹。

还有人认为袁世凯当皇帝是为了实行君主立宪，因为君宪比共和更适合中国。这种认识也是很幼稚的，袁世凯哪有什么真正的立宪思维，他坐稳帝位后，必然是复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专制君权。为了自己的权力不受制衡，袁世凯不愿去南京就职，为此不惜发动兵变，让北京百姓遭受兵火荼毒；他不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宋教仁遇刺他难脱嫌疑，他知道再次选举也赢不了国民党，就解散国会，最后当了皇帝；被迫退位后，他还想继续当大总统，并规定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不用选举，下一任总统由现任总统秘密指定，这哪是总统，其实还是皇帝。

担任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美国人胡格诺当时被聘为北洋政府的顾问，对袁世凯真实的政治理念非常了解。他说：“采纳西方模式的宪法的指望，已经被耽搁了将近二十五年，实际上这样的宪法可能永远也不会被采纳”。这是对袁世凯关于宪政态度的最好诠释。其实梁启超也有同样认识，只是他不是洋人，说出来，人家不信，他因此自嘲：“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

胡格诺

由于袁世凯倒行逆施地复辟帝制，导致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刚刚成立的民国失去了和平建设的机会，也为他死后的长期军阀混战埋下了祸根。当时的人民对袁世凯十分痛恨，大儒王闿运有一副著名的对联正反映了人们当时对袁世凯的态度：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矛头直指袁世凯，可见他那时是很不得人心的。

袁世凯的为人也不像如今所流传的那样有情有义。杨度是袁世凯的死党，在载沣欲置袁世凯于死地时，杨度冒着极大的风险支持他。革命爆发后，杨度利用他在日本留学时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身份，帮助袁世凯分化南方革命党阵营，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黄兴的理解，黄兴后来说：“项城处两艰地位，苦心孤诣，致有今日，其功不可没”。杨度的努力终于促成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让袁世凯当上皇帝，杨度带着筹安会一帮人摇旗呐喊，大造舆论，为袁世凯登基制造理论基础。帝制复辟后，杨度遭千夫所指，被骂为汉奸，他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可袁世凯非但不予维护，还在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企图让杨度做替罪羊，可见其无情和奸诈。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个治世之能臣，却是乱世之奸雄。

再看孙中山，他也许不善于办具体事务，他军事指挥不如黄兴，议会宪政不如宋教仁，心机权谋当然更不如袁世凯。可是孙中山有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和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他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是袁世凯这样枭雄政客无法企及的。孙中山也不是专放空炮的“孙大炮”，他对国家建设有高屋建瓴的具体构想。从1917年开始，孙中山用两年时间，写下了《建国方略》这本书，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四个构想。在孙中山开始擘画这幅蓝图的那一年，中国正陷于外有列强压迫，内有军阀混战的困境，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当时的外国记者看到这本《建国方略》都认为孙中山的设想是天方夜谭般的空想，毫无实现的可能，当然也有人借此嘲讽他是“孙大炮”。然而如今，孙中山当年的四个构想中有三个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足见孙中山不是放空炮，只是他的思想和眼光超越了时代，为他人所不解。

孙中山的构想之一是，未来中国会有16万公里的铁路,将沿海、内地、边疆相连。孙中山认为“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从1881年唐胥铁路铺轨到1911年清朝灭亡，十年间中国只修了9千公里铁路，也难怪外国人会认为16万公里是“空想”。可是今天中国已经营运的铁路里程超过了13万公里，其中还有2.5万公里是高铁，而且还有不少线路在建，可以说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构想之二，在北、中、南各建一个如“纽约港”一样的世界级大港,并以港口为中心发展三个沿海经济发达区域。今天，北方的天津港、东边的上海港、南边的广州港都已是世界级大港，沿海地区也已经实现了像孙中山的设想，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个经济发达区域。

构想之三，开放包容，利用外资发展实体经济。深知清朝闭关锁国之害的孙中山，主张开放包容，积极利用外资发展本国实业，但同时也强调“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主张开放的同时不能放弃对经济命脉的掌管，要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中国后来在改开四十年中的飞速发展，正是践行了他的这一伟大构想。仅凭这一构想就可知孙中山的确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伟人。

构想之四，未来的百姓都怀抱“替众人来服务”的理念，责任感强、无私无畏。孙中山特别国民素质的培养，所谓“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他清楚地认识到，国民素质的高低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强弱，对国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未来的中国人将会是志向远大、人格高尚、无私无畏的。

遗憾的是，这一构想如今还远未实现，即使不谈高尚的人格和情操，就算不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乱穿马路、不乱扔垃圾也还有很多人做不到，所以就此而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在一百年前就在物质和精神建设方面提出如此远大宏伟的建国方略，而如今这些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这足以证明孙中山是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这些构想的提出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和认识；他相信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有能力把看似空想的愿景变成现实；如今中国成了人类历史上衰落文明重新复兴的唯一成功案例，中国的现实也足以证明孙中山战略眼光的深邃和正确。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袁世凯是提不出来的，因为他无法企及孙中山的思想高度。他用尽权谋只为登上皇位，如果坐稳了皇位，他思虑的也是国祚几何，孙中山的构想在他看来也许只是可笑的空炮，这就是一个政治家与一个枭雄的不同。与袁世凯同朝的大学士倭仁是个反对革新的顽固派，可是他有一句话却说得很中肯，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正好点出了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区别，前者有道义和理想，后者有本领和权谋，一个为人民谋福祉，一个图一己之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