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4年11月10日 复式记账法的诞生
在526年前的今天，1494年11月10日(农历1494年10月13日)，“现代会计之父”帕乔利发表名著《数学大全》。
历史上总是不断出现各种可怕的灾难，但最终却出人意料地又能通过一条弯路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后果。比如，1095年11月27日，天主教的教宗，乌尔班二世教皇发起了讨伐异教徒的圣战，攻打犹太人和穆斯林。战争的目的说是去解放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圣地，特别是所谓的耶稣基督的陵墓，而真正的意图却是要把这个城市置于基督教的统治之下。
教皇的号召引起了难以置信的反响：骑士们，特别是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南部的骑士，在自己的外衣上缝制了红色的十字架，开始出征大多数没有足够的准备奔向圣地，狂热的人民群众紧紧跟在他们的后面。尽管在骑士当中不久就发生了内讧，但他们还是于1099年7月15日攻占了耶路撒冷，并在那里的居民中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于是，一个耶路撒冷王国和多个十字军国家随之诞生。然而，他们却无法长期统治伊斯兰。1291年，最后一座十字军要塞阿科陷落。
十字军远征在军事和政治上遭到了失败，在道义上它是一场残暴的屠杀，但却给欧洲的经济和精神生活带来了很多转机估计正是因为欧洲人败在了穆斯林的手下。当时，阿拉伯国家同基督教国家相比，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文化上均占据优势。阿拉伯人保护了希腊罗马的精神遗产，例如古代哲学家的文献。他们还产生了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而且他们也是精明的商人。我们可以在童话《一千零一夜》中，看到这个辉煌时代的影子。
阿拉伯人发明了自己的数字体系：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阿拉伯数码。它的渊源来自印度，其中的一个最关键的革新，就是发明了一个表示什么都没有的符号零。零的发明，使乘法和除法变得简单了，它使十进位体系得以清楚地表达，也就是可以把数字分为十个单位。基督徒在十字军东征中学会了阿拉伯数字，欧洲的商人发现了它的价值并在家中采用。新的体系很快就取代了迄今为止的罗马数字(I、V、x、C、L、 M)。商人们的计算方法变得容易了，而且也更准确了，他们可以对他们的生意过程有一个精确的记录。
商人记录收入和支出的营业账簿，在欧洲早有存在。但其中的记录方式极其简单。中世纪的商人们几乎不会今天在小学就学习的最简单的算术加减乘除法。所谓的账簿通常只不过是一些胡乱涂抹的纸条，上面记录着各笔生意，但有时甚至忘记写上客户的姓名。实际上，商人们当时也并没有准确的计算概念。
那时的农民只是用手帕系一个节来标志他们的交易。所以，想了解准确的情况是很困难的，而且人们当时也并不想知道得那么准确。
阿拉伯数字的采用，很快就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基督徒商人从中东地区不仅带回了数字，而且还带回了新的计算体系，在它的帮助下，可以比过去更为精确地记录他们的生意往来。这就是今天在世界各地都采用的方法：复式记账法。它的发明者是意大利教士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又译：帕西奥里、卢卡帕奇欧里，后被称为现代会计之父)(1445～1514)，他于1494年11月10日在热那亚公布了他的方法。但他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明者，而是总结了前人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的实践写入了他的课本之中。
复式记账法的基本道理是很简单的：一个公司所发生的一切业务，都双重记录下来。比如一个商人卖了一桶葡萄酒收入10块杜卡特金币，他就在账簿的葡萄酒库存一栏中记下：一10杜卡特而在账簿的现金一栏中记下：+10杜卡特。如果把所有业务往来都用这种方法双重记录下来，那么就可以随时建立起企业的结算来。
结算(BILANz)一词来自意大利文的天平(BILANCIA)。这是一个企业的数字图表。它就像一座天平一样，左右有两个称盘：右边的称盘里放着企业的投入(负债)，左边的称盘放着钱的使用情况(资产)。从逻辑上讲，两边的称盘必须永远是平衡的。否则如果一方发生倾斜，那就是有人犯了错误。由于在账簿里老是画一只天平很麻烦，所以就发明了一个简单的形式：写一个T字，T字一竖的左边就是资产，而右边则是负债。
复式记账法使商人有可能系统地了解他的业务情况。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业务中发生的问题。他们第一次可以精确地计算出，企业的赢利到底有多大。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制定一份别人也能看得懂的数字图表。这样，商人就可以和别人一同分享知识，数名伙伴可以共同经营，业务可以得到发展。这也便利他们借贷，可以事先为信贷者计算出对生意是否有利。这个新方法，从意大利传播到整个欧洲。凡是采用它的人大多比拒绝采用的人获得更大的利益。
复式记账法发展阶段复式簿记的发展与演变，从它的萌芽到接近于完备形式，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300年左右(13世纪初至15世纪末)。
第一阶段：佛罗伦萨式——复式簿记的萌芽阶段(1211—1340年)。这一阶段以1211年佛罗伦萨银行家采用的簿记为代表(这是目前保存的意大利最古老的会计账簿，现收藏于佛罗伦萨梅迪奇.拉乌莱芝纳图书馆)
第二阶段：热那亚式——复式簿记的改良阶段(1340一1494年)。这一阶段以1340年热那亚市政厅的总账为代表(这是会计界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一册明显具备复式记账所有特征的会计记录，现收藏于热那亚古文化馆)。
第三阶段：威尼斯式——复式簿记的完备阶段(1494一1854年)。1494年意大利人卢卡·帕奇欧里发表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其中第三篇系统地论述了借贷复式记账原理及其运用，标志着借贷复式记账法的正式产生。
1918年11月10日 “世界船王”包玉刚出生
在102年前的今天，1918年11月10日(农历1918年10月7日)，“世界船王”包玉刚出生。
"世界船王"包玉刚
包玉刚(1918年11月10日～1991年9月23日) 名起然，浙江宁波人。世界上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12位华人富豪之一。世人公推的华人世界船王，1978年，包玉刚的海上王国达到了顶峰，稳坐世界十大船王的第一把交椅，香港十大财团之一，创立了“环球航运集团”。第一个进入英资汇丰银行的华人董事，1976年，他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他热情支持祖国建设，除捐献巨资为家乡兴建兆龙学校、中兴中学、宁波大学外，还建造北京兆龙饭店、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包玉刚图书馆，设立包兆龙、包玉刚留学生奖学金等。
1918年11月10日，包玉刚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包兆龙是一个商人，常年在汉口经商。尽管他事务繁忙，但却对子女非常严格。由于家庭还算富裕，他决定让子女接受当地最好的教育。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是浙江省最大的港口城市，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宁波帮。包玉刚家所在的村落，离海不远，但自从跟其父到镇海后，他念念不忘那无边的大海和海上的商船，他上学时最喜欢的就是去看海，去看船，在这里，他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
13岁那年，父亲送他到上海求学。到上海不久他就一头扎进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学起了船舶。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了重庆。在这里，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进大学深造，而是自做主张跑到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小职员。
1938年，包玉刚来到上海，在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工作，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在银行里积累的经验，在7年短短的时间里，他就从普通职员升到了衡阳银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直到最后的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前面的路途可谓一帆风顺。但在这时，他却辞职了，因为在这个方面没有兴趣，亲友对此都迷惑不解。
1949年初，包玉刚与父亲一起携着数十万元的积蓄，到香港另闯天下。开始的时候做些小生意，积累了点钱，但接下来干什么呢?包玉刚想起了童年对海的向往，于是提出了海运的主意。母亲劝他，“行船跑马三分险”，搞海运等于把全部资产都当成赌注，稍有不慎，就会破产，父亲认为，香港的航运业已经十分发达，竞争相当激烈，而包玉刚对航运完全是门外汉，凭什么经营航运?但包玉刚主意已定，矢志在海洋运输业谋求发展。他一面继续做好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说服工作，一面四处了解有关船舶和航运的情况，认真研读有关航运和船舶方面的书籍。
包玉刚终于可以一圆自己的海上之梦了!虽然这个路程十分艰难，而当时他已经37岁了。
开始的时候，资金不够，在朋友的协助下，筹集了70多万美元，包玉刚专程到英国买回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虽然这艘船很破，但包玉刚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取名叫“金安”，这艘船就是事业的开始。1955年，包玉刚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并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采取长期出租的方式。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策，因为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
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包玉刚与他们都不一样，他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把自己的船为期3年、5年甚至10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交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许多人都在嗤笑这个不自量力，不懂规矩的小孩子，但包玉刚自有他的打算，他曾对人说：“我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不去冒险。”他谋求的是长期则稳定的收入，这是放眼未来的一种经营方法。而短期出租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事实上，就是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让包玉刚区别于其他的船主，最后坐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
包玉刚捐资创办宁波大学
为包玉刚与撒切尔夫人合影
1924年11月10日 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
在96年前的今天，1924年11月10日(农历1924年10月14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
孙中山北上宣言的原稿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10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4日，孙中山决定接受邀请。
孙在《时局宣言》中重申：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说：“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这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广东北上。14日抵香港。17日抵上海。19日，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对时局主张。他说“我们中国以前13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21日，离上海。23日，抵日本长崎，日本记者、政学务界及中国留学生约300人登船欢迎。孙中山答记者说：“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同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24日，抵神户。30日离神户。12月4日抵天津。31日，抱病抵北京，受到中共北京区委、共青团北京区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的2万群众的欢迎。同日，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称：“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孙中山北上抵达天津时与社会各界人士合影
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政治生活》发表文章，欢迎孙中山北上。
1931年11月10日 溥仪被日本特务劫往旅顺
在89年前的今天，1931年11月10日(农历1931年10月1日)，溥仪被日本特务劫往旅顺。
1931年11月10日，清逊帝溥仪被日本特务劫持，送往旅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制定了在东北建立以溥仪为元首的日本傀儡政权的具体方案。10月27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由沈阳赴天津，秘密实施劫持溥仪的计划。
11月3日，土肥原会见溥仪，设法解决了溥仪去东北的疑虑。8日，日本精心策划了天津的武装暴乱，严密封锁了静园。10日傍晚，按照计划，由祁继忠把溥仪藏进一辆双座敞篷汽车的后箱里，载出了静园，顺利通过了各个路口，到了一家日本饭店——敷岛料理店。在这里他们给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行无阻地到了英租界的一个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号。18日，溥仪被秘密转送到旅顺大和旅馆。
1944年11月10日 大汉奸汪精卫病死日本名古屋
在76年前的今天，1944年11月10日(农历1944年9月25日)，大汉奸汪精卫病死日本名古屋。
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病死
1944年11月10日，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汪精卫于1883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10年因参加暗杀清朝摄政王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袁世凯失败后，投奔孙中山。1925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长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贯主张对日本妥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发表公开投降日本书。1939年底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汪伪政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破坏抗战，残酷镇压沦陷区人民，并组织伪军配合日军向中共抗日根据地进攻。1945年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
1944年11月10日 桂林、柳州同日失陷
在76年前的今天，1944年11月10日(农历1944年9月25日)，桂林、柳州同日失陷。
桂黔路上，火车拥护不堪，大批难民聚集在火车内外，等候开车
1944年11月10日，日军占领桂林。从11月1日起，日军开始对桂林外围发起进攻，中国军民依托石山岩洞进行顽强抗击。日军对七星岩中国守军施放毒气，守军3000余人惨死于大小岩洞里。桂林外围的防御工事几乎全被日军的炮火摧毁，外围部队残部退入城内。
6日，日军驻广西桂林南郊雁山镇松井部队到五塘村搜杀，村内无人，发现吉山上有炊烟升起，于是赶往搜山，找到了洞口。他们将农民们存放在洞口的箱笼、衣物、土烟叶等可燃物堆拢，浇上煤油，点火熏呛洞内群众。除几十个中毒轻者侥幸生还外，其余的人均已中毒身亡。共208人熏死在洞中。
8日，日军集中火炮百门、坦克30辆，支援步兵强渡漓江，突入桂林市区，城内官兵与日寇展开巷战，顽强厮杀。由于日寇凭借坦克、装甲车以及火焰喷射器攻击，中国军队伤亡惨重。9日上午，城防司令部在日机轰炸下夷为平地，指挥系统彻底失灵，10日，日军占领全部桂林城，最后一小批中国空军冲出包围。日军同日攻占柳州，随后，沿桂黔公路进击，并派快速部队追歼中国溃军。
桂林市区中弹燃烧
日军轰炸后的南宁市德邻路（今解放路）的惨状
1950年11月10日 中国就西藏问题照会印度政府
在70年前的今天，1950年11月10日(农历1950年10月1日)，中国就西藏问题照会印度政府。
1950年11月10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
10月至11月，印度政府曾3次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本国领土西藏进军是“侵入西藏”，“已经大大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
对此，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国政府的坚定方针。
中国政府诚恳地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和平地进入西藏，因此，很早就欢迎滞留在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尽快地前来北京，进行和平谈判。但该代表团始终是受着明显的外力阻挠，迟不前来。而无论西藏的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许的。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政府声明它对中国的西藏并无政治的或领土的野心，亦不谋求特权地位。只有彼此遵守互相尊重领土及主权平等的原则，中印两国的友谊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1965年11月10日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在55年前的今天，1965年11月10日(农历1965年10月18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
《人民日报》转载的《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
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宫》于1960年完稿，翌年初上演。汪青等人于1962年就策划批判。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密谋组织批判文章。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攻击剧本是“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姚的文章并要全国报纸转载。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波及文艺、史学、哲学各界全面“揭盖子”，后又发展为对《二月提纲》，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判，遂成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延伸阅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原文延伸阅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原文
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①。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②；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③；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④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⑤，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⑥，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⑦，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贫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⑧。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二十四万亩，有的说四十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⑨。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⑩，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①①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象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①②，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六十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决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①③。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破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地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①④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①⑤，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①⑥，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①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十五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彭吹什么“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学习“退田”吗?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⑸⑹)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一九五七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①⑧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象《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注：
①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②《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③《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评〈海瑞罢官〉》。④《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海瑞谈到‘清官戏’》。⑤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⑥《海瑞罢官》单行本前的内容介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页。⑦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五页。⑧吴晗：《海瑞罢官》序，单行本第Ⅵ页。⑨《二十二史zhá@①记》中记载了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搞投献的例子，明显地反映出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摘录如下：“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赀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此亦可见当时献产恶习。”(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七月版，七二一页)。⑩《被论自陈不职疏》，见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的《海瑞集》
1974年11月10日 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
窥视卡
雷达卡
发表于 2020-11-10 16:00:41
收藏
转播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照妖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