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日军731部队以活人做试验,大量制造致人伤残或死亡的细菌,为侵略中国发动细菌战提供武器的滔天罪行,已广为人知。但人们对被日军强迫建造这座细菌工厂和731部队的中国劳工所遭受的奴役与残害,却知之不多。
731细菌部队的前身为“ 加茂部队”,始建于1933年,部队长是曾在日本军医学校任教官的石井四郎。 加茂部队的兵营和细菌研究所,设在五常县三岔口。当时这个部队有百余名研究人员和勤杂工。日军常在夜间将抓捕到的抗日救国人士秘密送到这里关押,以供试验之用。 1934年夏天,被关押在这里的几名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战士,在一个暴雨如注的黑夜,打倒看守,逃出虎口,回到了部队。 这一事件的发生,使石井四郎深感不安,他害怕秘密泄露后,抗日联军会对他的试验基地发动袭击,立即决定迁移。在部队迁移之前,阴险狡诈的石井下令放火焚烧营房和试验室,并对外声称,部队因遭受火灾而迁移。 之后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陆军医院的南面修建了几栋房屋,作为医院的一部分,称之为“医院南栋”,供石井四郎的加茂部队继续在这里进行罪恶活动,并将其更名为“满洲第731部队”。 1936年,日军为了在以后的侵略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下令扩大细菌研制。日本关东军强占哈尔滨南郊平房镇,以正黄旗屯为中心的大约2平方公里的土地,将当地居民全部赶走,开始秘密的、大规模的修建细菌工厂。 细菌工厂分外围工程和内部工程,到1938年全部完工,先后强迫上万名中国劳工服苦役。这些劳工来自东北和关内的河北、山东等地,他们先是修筑铁路专用线、建营房、盖锅炉房,修细菌研究室和试验室、造飞机场,后来又在外围从事种种繁重的苦役。 731部队至1939年3月主要部分都迁到了平房镇,只留一小部分人在“医院南栋”继续从事细菌研究和制造的辅助工作。 此后,该部队按照《国境地带取缔法》和《军机保护法》的条款规定,将以该部队为中心的方圆8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划为特别地区。从这里通往外部的各街道,均有日本宪兵站岗,严密警戒。 在731部队服苦役的中国劳工731部队又将以本部为中心的6平方公里的地区称为“兵营”,将研制细菌武器的生产区设为禁区。周围架有电网,中国劳工只能在禁区外干活。凡不明身份者进入兵营,即被逮捕或开枪击毙。 从此,这片土地内的23个村、1.2万多农民都变成了731部队的奴隶,每天必须出几百名劳工和80辆大车以供部队差遣。这些劳工由伪平房区务所负责摊派,上至年近花甲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子,均不能幸免。如有违抗,轻则遭到毒打,重则被强抓到外地煤矿、铁矿去服苦役。另有400多个贫苦农民被赶出村庄,关在该部队北面的“劳工村”,在该部队附近的“自养农场”长期受奴役。
从各地征召、抓捕来的上万名劳工,途中全部都坐在闷罐一样的火车中,不少人闷死在途中。 1941年春天,731部队派人前往乌奴尔,用闷罐车将这批劳工押到平房。因天气炎热,途中就闷死了几十人。负责押运的日本人宫藤,命令将死尸扔出车外。列车到达平房时,又死了一名劳工,研制细菌的日本人对病菌特别畏惧,怀疑车里的劳工有传染病,把劳工们关在闷罐车里三天三夜,然后命令他们脱光衣服,列队走向工棚。经过三天酷暑和饥渴的煎熬,许多人病倒,没过几天又死了四五十人。 这批劳工被运到731部队后,有不少人被日军用来做活体细菌试验。 锦西县盘道沟村幸存劳工杜儒回忆说:“到达这里以后,日本鬼子让我们每个人把身上的衣服、鞋帽都脱下来,把这些衣帽用锅蒸消毒,又让我们用凉水把身体洗净,然后由戴口罩的日本军医在我们每个人的胳膊上注射一玻璃管药水,这时才让大家穿上被蒸过的衣服。从此以后,我们干得活也轻了,日本工头管得也不那么严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们这些人每天却大量死亡。令人奇怪的是大家生的都是同样的病。一开始都是周身发烧,头发晕,两眼发黑,过三五天,人一发蔫就死了,日本军医也不给治疗。头几天,死一个还给一口薄板棺材掩埋,后来每天死亡的人数增多,就用一个大活底棺材,里面装好几个人,把棺材运到墓穴上面,再把棺材底一拉,死尸就掉进坑里了。像这样天天大量死人,真令人毛骨悚然,人人自危。 没几天,杜儒也得了和大家一样的病。他无意中听说朝鲜人在偷偷地卖一种药,可以治这种病,便在暗中找朝鲜人买了一些白药片,才保住了性命。一个多月后,和他一道从乌奴尔来的劳工竟死了一半。
在正黄旗头屯下坡和部队兵营西北的洼地里,搭着几十栋席棚子,周围拉着铁丝网,挖有深深的壕沟,劳工们一年四季就住在这里。 西北洼地的工棚下面,有一条臭水沟,长年流淌着日军研制细菌武器排放的污水,夏天臭气熏天,冬天寒气逼人。工棚内阴暗潮湿,四处透风,土炕四周长满青草,劳工们住进一段时间,身上就起疥疮、湿疹。尽管如此,后来的劳工还住不上,只有挖地窨藏身。 劳工们一天三顿饭,早饭是半碗高粱米掺黄豆煮的干饭,中午是两个用橡子面、高粱面、玉米面蒸的“三合面”窝窝头,晚上只有一碗高梁米掺黄豆的稀粥。菜是盐水煮的冻土豆或日本咸菜。白菜、黄瓜汤像山珍海味一样稀罕,很难吃到。 劳工们最怕吃那发了霉的日本咸菜,但日本人却要强迫劳工吃掉,有的劳工吃下后呕吐,也要挨训斥或毒打。劳工们饿极了,只有在上工时到附近的垃圾堆里拣日军扔掉的剩饭、剩罐头、烂苹果充饥,如果被日军发现,还要挨一顿毒打。 劳工们吃的是如此粗劣的食物,而731部队供采血清而喂养的“血清马”,吃的却是燕麦。 先来的外地劳工,发给再生布服装,本地被摊派的劳工则无此待遇。但后来的外地劳工也不再发衣服了。 731部队对劳工比其他地方工厂矿山的劳工更加残忍,冬天再冷,也不准捡水泥袋御寒。一 个劳工来时衣服就穿得单薄,到这里后又未发给棉衣,冻得实在受不了,捡了一条水泥袋裹在身上,被站岗的日本兵发现,竟令他跪在地上,罚他手托砖块,两臂伸直,稍一下垂,便用枪托砸过去,这个劳工累得昏倒在地,仍然遭到毒打。 日军对劳工规定了“十二不准”,例如不准在经过731部队本部时四处张望、不准在吃饭时交头接耳、不准互相打听工作情况等等。如果违反规定,轻则被一顿毒打,重则直接被押进四方楼里做人体试验。 工区时常有穿着便衣的日本宪兵和伪警备队员出没,在水塔、锅炉房等制高点上,有嘹望哨昼夜监视着工区劳工的行动。 每天早晨,日军要将劳工集中在劳务班大院里,强迫他们做“朝礼”、背诵“国民训”,不服从者便遭到体罚。 劳工李昶年过半百,又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开始做“ 朝礼”时,站立的姿势不符合日军的要求,日本监工贞田牵着狼狗扑上来,凶狠地打了他几个嘴巴,然后贞田又放狼狗撕咬李昶,把他咬得浑身是伤,当场晕倒在地。李昶被工友们抬回工棚后没几天,便痛苦地死去。 劳工吃饭前要双手合十举到额前作揖,感谢“天皇赐饭”。这一套固定的程序完毕之后,劳工们才能端碗吃饭。 吃饭时不准说话,工棚里只能听到吃饭声。如果哪个劳工轻声交谈,在一旁监视的日本兵就会上前飞起一脚,踢翻他的饭菜,对他拳打脚踢,以示惩罚。 731部队设有专门管制劳工的“劳务班”,地点在一所地主家的大院里。5间瓦房是劳务班的办公室,靠院北门的几间小房间,是拘押劳工的小监狱,劳工们称其为“笆篱子”。院内有一间刑讯室,里面有老虎凳、匣床、皮鞭、棍棒等刑具。 匣床是日军设计的,在一块2米长、1米宽的木板两边各装着两个皮带扣环,木板上方固定着带缺口的木匣,日军用刑时,将受刑者按倒在匣床上,将其四肢用扣环勒住,头卡在木匣里,浑身动弹不得,打手则拎着水壶,顺着木匣的缺口往受刑者嘴里不断地灌凉水。 劳务班的任务是对违反日军种种规定和企图逃跑的劳工、散布反满抗日言论的劳工、闯入工区的不明身份的行人,或是无731部队发给的身份证的人,进行拘押和审讯。 被抓进小监狱的人,无不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不知多少劳工被折磨至死。细菌工厂的外围工程如铺铁路、建飞机场等,都需要大批的劳工,昼夜施工。劳工们夏天头顶烈日,冬天脚踏冰雪,每天要忍着饥寒,干十几个小时的苦工,每天都有数名劳工被折磨致死。
日军军医祭奠劳工坟正黄旗五屯北面的一片荒野上,埋葬了数千具劳工的尸体,人们称这里为劳工坟。 日军为了便于抛尸,在劳工坟附近盖了一大间半地下的病房,病得不能干活的劳工,被隔离在这里,这些病人不但得不到治疗,每天只给两顿稀粥。要不了多久,就被病魔和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 到了夏天,病房里苍蝇成群,别说病人,即使是健康的人,住进这里也会病倒。 日军对中国劳工的死亡从不当回事, 但一些日军军医却经常带着贡品到劳工坟祭奠了一番,令劳工们感到疑惑。 后来才知道,做活体试验、生产细菌武器的四方楼里,夜间经常出现奇怪的响声。有的惨遭杀害的劳工,在临死前大骂日本强盗,并说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要报这个仇! 这奇怪的响声使迷信的日军军医们联想起劳工死前的诅咒,不免有些害怕,于是才前往劳工坟祭奠那些被他们残害而死的冤魂。 连杀人如麻的日军军医心里都有所顾忌,不难想象731部队是多么的残忍。 不过,那些日军军医祭奠过死去的劳工后仍残暴如故,继续残害活着的中国劳工,继续残忍地拿中国人做活体试验。 结语据相关资料记载,关东军在修建731细菌工厂时,先后投入劳工3万余人,当细菌研究中心四方楼主体工程完工后,日军为了掩盖其罪行,秘密地将参与731本部施工的3000多名中国劳工集体屠杀,而后续被折磨致死以及被用作活体试验的劳工,具体死亡多少已没有准确的数字。 可以说,731部队从开始建立一直到日本战败被炸毁的那一刻,这座魔窟无时无刻的都在吞噬着中国同胞的生命,从没停止过。 可以说731部队是用中国同胞的鲜血堆砌而成的。它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被世人所唾弃,更是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的。
731部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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